当我们在全球经济一片低迷之际讨论需要什么政策时，肯定会有人提起魏玛共和国的幽灵，以反对某些举措。魏玛已被奉为面临预算赤字和货币扩张危险时的前车之鉴。但人们对一战后德国史的引述，几乎总是遵循着一种奇异的取舍法则。我们没完没了地听着1923年恶性通货膨胀的故事，当时人们推着装满马克的独轮车辗转街头。但我们却从未听到过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的那次更加贴近现状的通货紧缩。共和国总理布吕宁的政府——它吸取的是错误的教训——试图收紧银根，加之严厉的开支紧缩政策，使马克汇率能够继续钉住黄金。
那么为何不问问，在恶性通货膨胀之前，当胜利的协约国试图迫使德国支付巨额赔偿时，究竟发生了什么？这个故事有很多现实意义，因为它直接关系到目前正在希腊酝酿的危机。
问题的关键是，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欧洲的领导人们记起正确的历史。这至关重要。如果他们不这样做，欧洲在繁荣基础上建立的和平与民主将不复存在。
关于赔款问题的故事基本上是这样的：英国和法国，没有将新成立的德国民主政府视作潜在的伙伴，而将其视作被征服的敌人，要求它补偿两国的战时损失。这极不明智——而且强加于德国的要求是不可能满足的。原因有两个：第一，德国经济已经在战争中饱受摧残；第二，经济萎缩的实际负担——正如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其愤怒而有力的著作《凡尔赛和约的经济后果》中所解释的——将远远大于向复仇心切的协约国所直接支付的赔偿。
最终，不可避免地，从德国征收的实际赔偿金额远远达不到协约国的要求。但在满目疮痍的土地上征索贡品，削弱了德国的民主，恶化了它与邻国的关系。令人难以置信，法国为了榨取赔偿，竟然侵占了德国的工业心脏地带鲁尔区。
这让我们想起了希腊和其债权人之间的对抗。
你可以争辩说，希腊的麻烦是自找的，虽然不负责任的贷款者也有不小的责任。但在这一问题上，一个简单的事实是，希腊无法偿还其全部债务。紧缩政策摧毁了希腊经济，与军事失利对德国经济的破坏一样彻底。从2007年至2013年，希腊实际人均GDP下降了26%，而1913年至1919年，德国的跌幅为29%。
尽管有这样的灾难，希腊仍在向债权人付款，还能获得约为GDP1.5%的基本盈余（即不计利息，财政收入大于财政开支）。而且，希腊新政府愿意继续维持基本盈余。它不愿意做的是，满足债权人的要求将盈余增加到3倍（4.5%），并将此巨额盈余再维持很多年。
如果希腊尝试生成这些巨额盈余，会发生什么？政府将不得不进一步砍掉开支，但是这不会是故事的结局。削减开支已经令希腊深陷萧条，继续削减将使萧条更为深重。然而，收入也将下降，意味着税收减少，使得赤字减少的数额远小于最初削减的开支——很可能一半都不到。那么为了满足目标，希腊将不得不发起新一轮的开支紧缩，然后再一轮。
此外，经济萎缩也将导致个人支出下降，这是紧缩政策的另一项间接代价。
综上所述，债权人试图逼迫希腊维持额外的3%GDP的盈余，将不只让希腊付出3%的代价，而是大约8%。请记住，希腊经历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之一，现在怎能对它提出这样的要求。
如果希腊直接拒绝支付，又将会发生什么？好吧，21世纪的欧洲国家不会再动用军队来收钱。但有其他的胁迫手段。现在我们知道，欧洲央行在2010年威胁搞垮爱尔兰银行系统，除非该国政府同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计划。
这些威胁无疑悬在希腊头顶，但我希望近日已有所改变、管理更为开明的央行，不会再那样做。
在任何情况下，欧洲债权国都应该认识到，灵活处事可以给予希腊复苏的机会，也符合它们自己的利益。债权国可能不喜欢新近胜选的希腊左翼政府，但它是经正式选举产生的，从我听闻的所有信息来看，其领导人也真诚地致力于民主理想。欧洲可能会做出很多更糟糕的决策——而债权人如果复仇心切，那就一定会发生。
注：
本文原载于《纽约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