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5月，时任阿富汗总统的哈米德·卡尔扎伊到中国上海参加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简称“亚信会议”）时表示，习近平主席关于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议为中亚、南亚地区未来的发展带来了机遇，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将为阿富汗和中国深化与亚欧各国间的合作、繁荣经济开辟新的广阔空间。卡尔扎伊还强调说，“我们强烈支持中国政府提出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倡议，阿富汗将是未来经济带上的一个中心点，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阿富汗将获益良多，包括中国和阿富汗在内的整个区域都将获益”。
“凿空”西域与蜀布
的确，阿富汗将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占据独特的重要位置，这是由于这个内陆小国的地理条件、历史文化传统和当代发展需要所决定的。如果说中亚地区是未来丝绸之路经济带从中国通向亚欧地区及整个世界第一站的话，那么阿富汗则是由中亚进入南亚和西亚的十字路口。
汉代张骞出使西域，第一次于公元前138年成行，经历了13年的艰苦行程，到公元前126年才得以返回长安。此行张骞到了大月氏人征服的大夏（巴克特里亚王国，统治今阿富汗境）。这一次“凿空西域”对东西交通史意义却是空前的，其中也包括在阿富汗首次留下中国人的足迹。
在辗转西域十多年的时间里，张骞除了详细考察了这里的山川大势和各民族风土人情，还注意到了一个细节：他发现西域的市场上有“蜀布”出售，经了解得知是由中国西南经印度贩运至此。这引起了张骞的极大兴趣，他十分想搞清楚，除了他走出来的通西域之路，是否还存在同样可以通达西域的“南线”。到公元前119年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到达大月氏首都蓝氏城（今天阿富汗的瓦齐拉巴德）时，特意分出一支队伍向南，逆向勘察经印度通西南中国的道路，但最终还是半途而废了。
到了唐代，中国人对阿富汗的了解更加详尽。公元627年，唐代高僧玄奘出玉门关经新疆进入中亚后，先是沿着张骞第一次西行返程的路线，翻越葱岭向南出铁门关，经今乌兹别克斯坦铁尔梅兹进入阿富汗北部昆都士，再经马扎里沙夫、巴米扬后翻越大雪山（兴都库什山），进入当时的北印度境的滥波国（阿富汗东北的拉格曼省）和那揭罗喝国（阿富汗的贾拉拉巴德附近），直至公元628年秋到达至健陀罗国都城布路沙布罗（巴基斯坦白沙瓦市西北）。这只是中国历史上见诸文献记载的几个主要线索，就像张骞发现的蜀布所蕴含的未知故事一样，又曾有多少无名的探险者和行商，早已凭借各自的胆识和智慧，走出无数条经阿富汗通往南亚的路线。
缓冲区与边缘化
虽然历史上的阿富汗一直处在不同文明区域中间地带的重要位置，但到了近代，列强在中亚、南亚殖民历史的开始，使这个国家遭遇了一个长期被世界边缘化的命运。1747年，阿富汗摆脱莫卧儿帝国和波斯萨非王朝统治获得独立。为了捍卫独立的地位，此后阿富汗的民族精英们与英国殖民者继续了长达近两个世纪的斗争，发生了3次英阿战争（1838～1842年、1878～1880年、1919年）。
第一次英阿战争以阿富汗人民的胜利告终，英国方面不得不承认阿富汗独立。1884年，沙皇俄罗斯占领了阿什哈巴德（今土库曼斯坦的首都），标志着从18世纪下半叶开始对中亚地区的吞并接近了尾声。而对于英国殖民者而言，阿富汗是从中亚地区（沙俄控制区）通往印度的必经之地，控制住阿富汗是英国殖民当局挡住沙俄继续南进的重要步骤。而此时沙俄当局也在想方设法向阿富汗渗透，最终采取了与波斯结盟制约阿富汗的战略措施。
来自北方的俄罗斯帝国与来自南方的大英帝国（以英属印度为基地）这两支殖民势力针锋相对地在阿富汗相遇、对冲，但这时他们谁都没有能力将对方的势头打压下去，两国都担心对方趁自己在阿富汗力量虚弱时发起攻势，蚕食自己尚不巩固的殖民势力范围。于是，英俄双方经过讨价还价的谈判后达成妥协，于1887年划定了阿富汗西北部与沙俄中亚总督区的分界线——“李奇微线”。1893年又开始划分阿富汗与俄罗斯在帕米尔的分界线，直至1895年双方签署协定，以“杜兰线”把瓦汗地区作为缓冲地带划给阿富汗，借此将俄罗斯帝国的版图（今塔吉克斯坦）与英属印度（今巴基斯坦）隔离开。这种不顾当事国人民权力和民族文化分布的人为划分，给后来有关民族国家的发展进程带来了极大的麻烦甚至灾难。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属印度境内因伊斯兰教徒和印度教徒间的矛盾冲突加剧，1947年实行印巴分治。恰恰因为当年划定的“杜兰线”，使得作为阿富汗主体民族的普什图族人口被分割两地，而且留在巴基斯坦的普什图人反而比在阿富汗境内的还要多。在列强间的势力范围争夺中，阿富汗被动地充当了缓冲区的角色，本不算恶劣的地理环境，却因地缘政治的关系将阿富汗的发展带入了困境。
进入20世纪后，阿富汗人民不仅没能从这种世纪困境中摆脱出来，反而因为冷战时期两大军事集团的霸权争夺越陷越深，大国支持下的政变一起接着一起，阴谋、政变、暗杀充斥着阿富汗上流社会。1979年，苏联出兵入侵阿富汗。10年后，在付出沉重代价后，不得不撤出11.5万人的常驻军队，但从此阿富汗已经进入了一种战乱的社会常态中。90年代的塔利班崛起，2001年的联合反恐战争，更使阿富汗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雪上加霜。
2001年底开始的阿富汗反恐战争早已结束，国际安全援助部队（ISAF）将全部撤离，但是阿富汗仍然没有摆脱受大国博弈影响的命运。2014年9月底，阿富汗与美国签署了《双边安全协定》。依据这个协定，美国军队将以特殊法律地位在阿富汗保持1.2万以上的驻军。对于国际安全援助部队撤出后的阿富汗安全形势，中亚各国也在纷纷制定各种相关的预案，有针对极端主义组织渗透的，有针对大量难民涌入的，也有针对毒品失控向中亚全境蔓延的。而早在阿富汗总统选举开始前的7月，俄罗斯国家媒体也报道了普京要求强力部门做好应对北约部队撤出后在阿富汗可能出现的突发事态。从已经过去的2014年中亚各国公布的资料来看，这种担心已被证实并非杞人忧天。
同时，阿富汗的毒品问题也愈加凸显， 2014年预计达到22.4万公顷，为历史最高。毒品种植面积未减反增的事实，联合国毒品与跨国犯罪专家认为是一种对国家安全和经济前景缺乏信心的“风险预期”行为。
孤岛与中间地带
在一般中国人的意识中大多认为阿富汗属于南亚地区，其实早在“中亚”作为一个学术概念被德国地理学家亚历山大·冯·洪堡（Alexandervon Humboldt，1769-1859年）提出时，阿富汗就包含在所谓“大中亚”范围内。正是由于上述近代历史上沙俄与英国殖民势力范围的分割，加上后来苏联时期的历史，阿富汗在人们的观念中与今天独立的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相对被分离开来，成为一个在地缘政治上的孤岛。
阿富汗作为一个干旱、多山的内陆国家，自然地理特征和民族文化传统与中亚地区极为接近，而且大量跨界民族人口的存在使阿富汗与中亚各国的民间联系从来没有中断。阿富汗北部地区的兴都库什山脚下平原和阿姆河沿岸平原曾是与中亚费尔干纳盆地同时期发达起来的灌溉农业区，是人口最稠密的绿洲集中分布地。由于英俄争夺中南亚的历史，阿富汗没有经历斯拉夫化和社会主义民族国家的近代化过程；又由于阿富汗在18世纪中叶就摆脱了统治印度半岛的莫卧儿王朝取得独立，并在后来的历次反英战争中维护了自己的独立国家地位，也没有被大英帝国当作英联邦的一员，这就使阿富汗在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时期成为了大国和大国集团博弈时的中间地带。军事实力的对峙和争夺，意识形态对抗和谍报暗战，造成了阿富汗多年的政治动荡和各民族悲剧的命运。
新丝路计划与丝路经济带
其实与阿富汗面临的困境一样，地处欧亚腹地深处的整个中亚地区在苏联解体后都苦于解决区域一体化的问题。2005年8月，美国霍普金斯大学著名中亚问题专家、中亚与高加索研究所所长弗雷德里克·斯塔尔（FrederickStarr）在《外交》双月刊上发表题为“美国与大中亚：合作与发展伙伴关系计划（GCAP）”的文章，首次提出了所谓“大中亚计划”，强调美国的战略目标是在大中亚地区建立涉及政治、经济与安全的机制性建设，而且是以阿富汗为中心，通过交通、能源等领域的合作，将阿富汗与中亚5国及印度、土耳其连接成一个地缘板块，以促进全地区稳定、发展和民主改造，从而遏制南亚极端主义的发展和滋生。
应该承认，斯塔尔作为美国为数不多的“严肃的中亚问题专家”，他的建议是产生在中亚及阿富汗在冷战结束后面临的地缘政治大变革前提下的，他的观点包含了对中亚地区未来发展方向的前瞻因素。但是，这一计划从一出笼就带有着鲜明的冷战色彩，理所当然地受到俄罗斯及多数中亚国家的抵制。
习近平主席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倡议后，阿富汗驻中国大使穆罕默德·卡比尔·法拉希先生在反复强调这样的观点：“阿富汗扼守亚洲的中心地带具有特殊的地理优势，丝绸之路也通过阿富汗贯穿亚欧，这对阿富汗来说非常有利。与此同时，中国和阿富汗的经贸往来也会得到加强，通过阿富汗这条经济带将延伸到伊朗、土耳其甚至到达欧洲”。
在2014年7月签署的“阿富汗问题伊斯坦布尔进程北京宣言”中有这样一段值得关注的文字：“我们确认，推动地区经济合作、交通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建设、贸易便利化和人员往来是伊斯坦布尔进程合作的重中之重。我们支持实施与这些重点相契合的项目，包括与‘亚洲中心’地区国家、地区组织和其他机构现有多边项目和措施相补充的项目，促进与阿富汗基础设施的有效互联，加强和促进‘亚洲中心’地区的经济互联、发展和融合，建设利益和命运共同体”。行文表述中虽然并没有出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字样，但这是阿富汗和中亚地区所需要的真正丝路精神，是不包含冷战思维和地缘政治私利的新安全观和新发展观的体现，是有望引领阿富汗这个多舛的国度搭上全球化快车的重要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