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陆铭
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议，无疑是改革开放以来对“市场”价值的一次历史性肯定：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到“决定性作用”。但决议的高瞻远瞩也反衬了“市场”在中国的尴尬，在资源配置中，权力时常凌驾于市场之上。
除了“市场”机制处处受制于权力之外，另一个重要因素也抑制了“市场”价值的发挥。作为全球最具潜力的“市场”，中国的市场其实是一个被割裂的市场，无论是劳动力、土地和资本这样的生产要素市场，还是与老百姓生活相关的普通商品市场，都是如此。
实际上，作为一个拥有中央集权传统的国家，市场的分割问题往往容易被忽视。改革开放始于地方试点，而之后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更得益于“地方竞争”的体制架构，但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地方政府追求增长的惯性却不断主张着分割的固化。
纵观各大经济体的历史，市场的统一无疑是经济发展第一大事。无论是美国南北战争、俾斯麦统一德国，还是今天的欧元区一体化进程，一个大国或大经济体的崛起必然需要生产要素市场和商品市场的统一和不断整合。
对当今中国而言，传统增长模式正在趋近于极限，而零敲碎打的“试点式”改革也步履维艰，那么新的突破口在哪里？为此，《南风窗》记者专访了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陆铭。他认为，在改革开放30多年后，新的改革突破口应是对国内市场特别是生产要素市场的再次整合，实现劳动力、土地和资本等生产要素在全国范围内的市场配置和自由流动，让中国真正发挥经济上的“大国优势”。
中国应警惕“欧洲化风险”
《南风窗》：当今的世界经济可以说是“大国经济”定乾坤，中美关乎全球大局，而欧元区的“大国梦”由于走得太急而陷入债务危机。从煤钢、原子能的联营到统一货币区的建立，欧洲试图建立统一的“大国市场”，为什么欧洲人这么热切地希望成为“大国”，大国有什么经济上的优势？
陆铭：欧洲以零散小国为主，分散小国的状态割裂了市场，阻碍了生产要素的流动，特别是进入工业化时代以来，其对经济发展的负面效应越来越明显。因此，从贸易和区域经济整合角度来讲，建立市场统一的欧洲，好处显而易见。
欧元区的建立，好处不只是减少内部贸易汇率风险和交易成本这么简单，另外一个巨大好处是一旦欧元成为国际储备货币，欧元区便可以在全球向持有者征收“铸币税”。一个经济体的货币要像美元和欧元那样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必须要求其经济规模在世界上占到一定份额。比如，新加坡经济虽然高度国际化，但别人不会拿新加坡元做国际储备货币，因为它体量太小。世界上只有3个地方有这个条件，美国、欧洲和中国。
货币一体化也会带来麻烦，欧债危机就因这个麻烦而生。按照国际经济学理论，一种货币的币值和这个货币区的劳动生产率密切相关，如果劳动生产率提高，本币就应升值，如果降低，本币就要贬值。但在欧元区内部，国家之间的劳动生产率差别很大，比如德国是希腊的两倍多，那么在采用统一货币的情况下，汇率一定是“趋中”的。因此，这个汇率对德国来讲是低估，对希腊来讲是高估。那么，德国就可以大量出口，希腊就乐于进口，所以德国的出口部门成为了欧洲货币一体化的最大受益者。
但对希腊来讲，“趋中”的汇率会严重损害其经济，特别是出口部门。希腊最近为什么要嚷着退出欧元区，因为退出欧元区以后，它就可以通过货币贬值刺激出口，恢复经济创造外汇，使其债务获得一个支付来源。
《南风窗》：中国各地区的发展也很不平衡，差距甚至超过德国和希腊。你曾提出中国要警惕经济上的“欧洲化”，怎么理解“欧洲化”的危险？怎么化解它？
陆铭：中国是天然的统一货币区，只有一个人民币，但内部区域发展水平以及背后的劳动生产率水平极不平衡。中西部地区（特别是地理位置偏远的地区）劳动生产率较低，再加上运输成本较高，并不具备发展工业的竞争力，同时，这些地方又不能像一个国家那样通过“本币贬值”来增加产品的价格竞争力，但地方官员为了政绩，大建工业园和开发区，举债发展，堆积高额的地方债，这和欧洲落后国家举债来维持国民高福利本质上是相似的。要走出这个困境，货币区的统一不能动，这是国家利益，那么只有让地方和地方之间的劳动生产率趋同。劳动生产率通过什么方式趋同？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实现劳动力在区域间的充分自由流动。
举个美国的例子，这个国家的经济活动和人口高度集中在纽约、芝加哥和洛杉矶等几个大城市为中心的城市群，有的州经济总量很小，但人口也一样少，不到100万。美国各州GDP份额和人口份额是高度一致的，因此州之间的人均GDP其实是平衡的，背后的原因便是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当人均GDP在地区之间实现平衡以后，美元就没有了欧元区的问题。换句话说，在美国，不会在有些劳动生产率高的州显得美元汇率偏低，也不会在有些劳动生产率低的州显得美元汇率偏高。对中国而言，未来也应该是从追求地区之间经济资源和人口的均匀分布转变到人均收入或人均GDP的均等化。中国不要担心经济资源和人口的集聚，老百姓要到能挣钱的地方去，企业也要到利润高的地方去，经济资源越来越集聚，有利于资源的集约利用，有利于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只要每个地方的GDP在全国的份额与其人口份额相一致，全国各地的人均GDP就是“平衡”的。
全国的统一市场已被割裂
《南风窗》：这个问题是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关键，但问题是在地方分权的经济管理体制之下，地方分割一直在阻碍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流动。
陆铭：经济发展的三大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力、土地和资本，在我国目前的经济管理体制之下，三者的市场都被严重分割，无法实现区域间的自由流动。
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主要受制于户籍制度，而户籍制度背后是公共服务和身份挂钩的问题，背后又是公共服务主要由地方政府筹资的财政问题。
土地的流通也没有解决。以农村或者郊区宅基地为例，在中西部，很多地方由于家庭人员外出务工，整个村的房子可能1/3甚至一半都空着，这些“空心村”的土地资源并没有盘活。但在沿海的发达地区却存在建设用地指标不足的问题，那么为何不能实现土地指标的自由流通？比如内地的一个农民工到沿海务工并长期定居，那么可以把内地这个家庭的宅基地在自愿原则下有偿地转为农业用地，而让沿海通过付费多使用一块新的用地指标，这就是土地资源的市场配置和“自由流动”。
对土地问题，国内已有一些尝试，一些地区在省内做农业用地跨地区“占补平衡”试点，中央对此基本默许。以前，还曾经有过跨省的农业用地“异地占补平衡”，但随后被叫停。
《南风窗》：中国的金融资源主要由中央政府控制，地方政府只能管城商行、农商行或小贷公司等小型金融机构，为何在这种情况下也会出现资本流动的地区分割？
陆铭：两个原因，一是利率机制的扭曲，二是财政转移支付的问题。
如果资金价格是市场定的，那么哪个地方资本回报高，出价高，资金就往哪里配置。这样，资本回报率低的地方就融不到足够的资金。但问题在于，长期以来，政府人为压低利率，这实际上压低了资金的价格，结果，大量的资金通过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投入缺乏回报的项目。高企的地方债背后，其实就是个利率的问题，如果利率是市场定的，地方债可能就不会借那么多。
另外，中央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也在推动资金朝着低效率的地区流动。研究表明，中国中西部的投资回报率远低于沿海地区，如果没有政府违背市场规律的干预，而由市场成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力量，未来的趋势必然是中西部人口减少，产业进一步向沿海地区集聚，而不是相反。当一个地区的劳动生产率很低，政府还不断往里补贴，这些补贴必然变成全民的财政负担。
《南风窗》：除生产要素的地区分割之外，商品市场的分割也仍然存在。中国人印象最深的，莫过于白酒、啤酒等消费品的市场分割，在一些地区，甚至发生过当地政府袒护本地商贩打砸外地猪肉连锁店的事情。
陆铭：对的。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我们国家现在连国内的自由贸易都没有能够实现。中国的高速公路收费有什么特点？每个市都能自己收费，一段公路经过几个市要被收几遍，这种收费就是一个增加国内贸易成本的明显障碍。再比如汽车产业，上海的出租车就是桑塔纳，到了武汉是神龙富康，到了北京就是北京现代，到处都是地方保护主义。商品市场的“统一”，这是经济上“大国优势”最基本的方面，和要素市场的“统一”相比，是一个初级的阶段，但这个初级阶段我们还没有完全做到。
经济的“大国优势”亟需发掘
《南风窗》：提到“大国优势”，国人印象最深刻的事情之一应该是飞机产业，世界上飞机制造业主要是两家，一是波音，一是空客，后者其实是欧洲几个国家一起联合做的企业，是欧洲发掘其潜在“大国优势”的产物。
陆铭：不光是飞机制造业，还有航天和卫星定位系统，世界上能发展这些产业的经济体有几个？这些产业的技术、资本和市场，都需要大国独有的优势，但地区分割的问题一直在阻碍中国“大国优势”的发挥。比如说大飞机，上海在发展，内地也在发展，我们把大飞机项目拆成很多小项目放到全国各地，除了运输问题之外，还使这个产业的集聚效应无法发挥，不利于降低我们的制造成本，影响在全球的竞争力。
对一些先进制造业而言，不光是技术问题，实际上还有市场规模的问题。为什么日本不造大飞机，从技术上来讲，它可能比中国更有条件，但为什么不造？因为日本没有足够大的国内市场。国产飞机要发展，首先必须在国内市场销售，必须有一个足够大的国内市场能够满足其最低生产规模的时候，才有可能产业化，这就是大国的好处。
《南风窗》：“地方分权”的前提是组织、财政和金融领域的高度中央集权，某种程度上讲，市场分割是中央集权之下实行经济分权的必要代价，你怎么看?
陆铭：现代中国的中央集权并没有想象的严重。在工业化时代，中央集权最严重的是苏联，中国即便在计划经济时代，也不如苏联集权。苏联式的经济体制是“条状管理”，中央部委特别强大，而中国是“条块结合式管理”，“块”比较强，每个省都很强。
苏联经济最大的弊端是，加盟共和国的产业格局完全由中央制定，每一个共和国的经济体系都不完整。生产要素由中央管理和配置，导致资源配置效率低，各个加盟共和国矛盾大，这是苏联解体的原因之一。但中国并非如此，每个省都有自己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有些省可以单独造汽车。这种体制的好处在于弹性大，能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但中国的体制也是把双刃剑，重复建设和市场分割是最大的坏处。事实上，现在的中国，恰恰应该加强中央的协调能力，用中央的协调和法制的力量推动建立一个更加“统一”的要素市场和商品市场，发挥这个国家的真正的“大国优势”。特别重要的是，不能让地方政府的行为凌驾于法律之上，要通过法制建设来规范政府行为，防止地方政府采取分割市场保护本地产业的做法。
整合市场从劳动力自由流动开始
《南风窗》：除自贸区试点改革之外，李克强总理在上任后还推动了另一项重要的改革，即“长江经济带”的建设，但这个改革不如自贸区受关注。值得注意的是，规划中其实包含了实现要素在各地区间自由流动的想法，某种程度上讲，其意义可能超过那些“试点式”改革。
陆铭：中国制造业立国的战略不会发生根本变化，制造业必求“大进大出”的格局，必须通过国际贸易把产品卖到国际市场，而国际贸易成本最低的运输方式是水运，那么，借着长江的江海联运能力，长江经济带便有着必然的优势。但更重要的，也是大家关注比较少的方面是，长江经济带规划非常强调制度的改革，比如，讲到了怎么促进人口流动，公共服务要和人口流动方向一致，以及区域间金融互联互通等问题，这些问题其实已经深入到了生产要素市场的“统一”问题上。
《南风窗》：你是“经济地理学”方面的专家，近段时间，大家对东北人口大量外流，老工业基地崛起乏力有很多谈论。不光东北，中西部一些地区比如贵州等省也面临同样的问题，这是不是要素市场的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必然？
陆铭：东北在经济上有两大劣势，一是地理位置和缺乏不冻港导致它在国际贸易中的运输成本很高，二是产业结构太老，升级不易。国际贸易之中讲比较优势，中国的区域发展同样应该重视各地区的比较优势。上面两条已经决定东北在这个全球化时代不如长三角和珠三角有工业上的优势，那么为什么不能任凭其人口自由流出，然后在东北发展农业，利用黑土地建设中国的大粮仓？
我们以前一直讲西部大开发，但没有搞清楚一些关键问题。如果贵州发展和东部一样的产业，怎么会有竞争力？如果在本地造的成本低于从沿海运过来的产品的成本，那么可以在本地造，但这种情况太少了。贵州全省有100多个工业园，这是不是违反工业必须集聚发展的规律？
说到底，人口、土地和资金必须在国内各区域之间自由流动。欧洲虽然身陷债务危机，但有些改革比我们领先，欧洲国与国之间的人口流动甚至比我们省之间的人口流动还要自由，它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打通，一个欧洲人可以在德国打工，然后回法国养老。但在中国，一个劳动力在不同地方工作，社保账号必须办理“异地接续”，劳动者必须损失一部分钱，企业为其在一个地方交的社会保障金是不能完全转到另一个地方去的。这样的体制现状实际上就仍然构成了劳动力跨地区自由流动的障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