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危机时代,上海外资流入正经历结构性调整,尽管2014年前11月新增投资额增幅仍达到41.4%,但考虑到第二产业的负增长态势及自贸区设立等因素,上海实际外资流入可能出现大幅缩水。本文将后危机时代上海外资流入的结构性变化特征概括为如下三方面。
（一）“返程资本”因素与外资流入“虚增长”
尽管上海吸收的FDI规模仍在增长,但FDI“虚化”特征较为明显,表现为FDI构成中直接来自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比重呈持续下滑的趋势。2003-2012年期间,上海FDI构成中香港外资占比从31.6%上升至65.1%；来自德国、法国、英国和意大利等欧洲国家的FDI在上海外资构成中的比重处于一直下滑的态势,2003-2012期间从9.59%下降至3.5%；同期,来自美国的外资比重则从23.29%下降至10.78%,受危机影响,2010年最低甚至下降至8.66%；此外,日本对上海投资比重也出现下滑,同期从19.8%下滑至13.4%。[①]代表较强经济和技术竞争力的欧美日对上海投资比重下降,充分反映了上海对外资吸引力的下滑。来自香港等地外资比重占绝大多数,充分说明上海外资流入的“虚化”特征明显。很多国内资本出于避税等因素的考虑通过在香港、英属维尔京群岛等避税天堂建立的壳公司对国内进行投资。该类投资具有典型的资本运作的特征,对增强国内的FDI技术溢出效应和增大投资存量并没有显著的推动作用。国内不少学者将这类资本称为“返程资本”或“假外资”,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机构估计我国外来投资中,返程投资比重可能达到40%(冯雁秋,2006)。近年来数据暂缺,但从上海吸收香港等地的外资仍占据绝对份额可看出,近年来上海吸收外来FDI数据本身并不能真实反映上海接受外来投资的真实流入规模。尤其是后危机时代,受人民币升值和其他新兴经济体危机的影响,资本的避险属性较强。李青婷和葛和平（2014）从资本避险等角度分析汇率波动对FDI流动的影响,认为金融危机后,国际汇率波动促进FDI的流入。外资将中国看作资金的“避风港”和“外国出口商规避贸易壁垒”的理想场所。上海作为重要的国际经济、金融、航运和贸易中心,从境外避税中心流入的FDI通过注册于上海的公司进而转向其他省市,或进一步进入上海的资本市场。
（二）外资流入增速开始落后于全国其他地区
尽管纵向数据显示,上海在吸引外资方面并没有受到金融危机的实质性冲击。仅仅从上海的外资流入增长情况并不能发现上海外资流入的结构性变化特征,因此需要进一步比较上海与其他省市外资流入的增长情况。本文首先比较上海与主要东部省份外资增长的变化关系,再而比较与中西部省份增长之间的关系。数据显示,近年来上海外资流入增速相比东部其他省市明显下滑,除了一直以来低于北京和广东外,从2011年开始被天津超越,目前增长放缓之势进一步凸显。图1表示2000-2013期间东部主要省市实际利用外资增长情况。即便在长三角区域,上海外资流入的增速和绝对值都远远落后于江苏。若排除自贸区设立、资本避险和“回程资本”等因素,上海外资流入增速可能已经落后于长三角主要城市。
从全国范围看,上海FDI流入增速也显著低于中西部省份,近年来中西部开始承接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外资流入增速亦快于东部地区。傅钧文（2014）研究表明,由于受到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完善,劳动力成本优势,以及中西地区不断增长消费市场等因素的综合影响,目前上海等东部地区FDI流入增速已经全面落后于中西部地区,如表1所示。这一现象从金融危机前便已发生,金融危机后这一现象更为明显。比如2009-2013期间,四川省累计利用外资达到430亿美元,在四川落户的世界500强企业数量达到269家。此外,河南等中部省份在利用外资方面也迅速增长,2013年就达到134.57亿美元。安徽省近年来利用外资增长也在不断增长,增速远超过上海等东部地区,2013年实现吸收外商直接投资106.9亿美元,首次突破百亿美元大关。
（三）流向上海制造业的外资比重持续下滑
上海近年来外资流入的产业结构也发生了显著变化,一方面反映了上海产业结构调整的发展趋势,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上海自身因素对外资流入结构的影响。近年数据显示流向生产制造业的外资比重呈不断下滑的趋势,流向服务业的比重则大幅增长。这种变化在金融危机前就发生,金融危机后进一步加剧了这一趋势。统计数据显示,2000年流入上海的FDI构成中有23.58%流向第三产业,同期,流向第二产业（生产制造业）比重为75.89%。相比之下,2014年1-11月,流向生产制造业的比重仅为6.86%,流向服务业的比重持续上升至88.94%。2014年1-11月,上海签订的第三产业外资项目达4271个,第二产业仅为102个,并且这一态势已成为后危机时代的新常态。[②]图2表示2000-2014期间上海FDI流向产业分布变化。这一结构变化自2000年时便已开始,金融危机后第二产业比重进一步下滑,但这种资本流动结构变化的拐点与金融危机的发生并不同步,而是出现在金融危机发生的前两年,充分说明这种结构变化和势头的延续更多地受到上海自身因素的影响。
与外资流向制造业比重下滑趋势相对应的是后危机时代上海对外出口贸易发展困境,如图3显示,充分说明上海制造业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升级面临的发展困境。金融危机是上海对外出口经济的一个重要转折点,2008年上海对主要出口市场都保持强劲的增长,2008年对日本、美国、欧洲和香港的出口额同比分别增长达到17.5%、7.51%、0.51%和24.68%。受到金融危机的冲击,上海出口增速出现负增长,尽管2011年和2012年有所反弹。但从2013年和2014年前11月的数据可以看出,上海市出口增长速度已经出现结构性下调,并且未来出口长期低速增长将成为新常态。出口国别构成上,继2013年对日欧出现负增长外,2014年对日本和美国也出现负增长,对日本的增速下滑呈扩大趋势。
上海出口下滑体现了制造业整体竞争力面临的困境,上海作为长三角核心城市,与周边城市存在较强的产业同质性。总体而言,由于上海面临较高的商务成本,在传统制造业尚未得到有效升级的背景下,必然出现企业竞争力下滑和产业地区间转移的发展趋势。在制造业尚未获得有效升级的背景下,相关企业只能从上海等生产要素价格较高的地区迁出至周边甚至更偏远的地区。周正柱和孙明贵（2013）通过研究发现,之所以近年来企业频繁从上海等东部沿海城市迁出,主要原因在于昂贵的商务成本使然。分析显示,即便包括上海在内的东部地区具有完善的市场化机制、政府服务供给、产业政策环境和基础设施配套,但这些便利条件已经不能抵消劳动力和土地租金上涨带来的经营成本上涨困境。
区别于十多年前外资企业纷纷扎根中国的情形,当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对华投资颇有收兵之意。上海外资流入结构性变化亦体现了我国经济结构转型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同时也反映了当前我国特大城市产业结构调整的紧迫性和加快经济转型的必要性。当前支撑我国传统经济增长的各种红利消耗殆尽,国内面临产业结构调整和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挑战。一方面吸收外资持续流入的传统竞争优势正逐步消失,另一方面受到我国经济增速下滑和国内投资环境的限制,发达国家企业对我国投资采取更为保守的策略。尤其当发达国家自身重新工业化的背景下,跨国公司在投资策略上拥有了更多的选择。发达国家出于国内产业保护的考虑,积极谋划设立更高标准的投资和贸易规则门槛,企图将更多的“中国制造”从国际生产价值链中驳离。
（一）上海自身因素:结构调整与传统增长模式困境
上海产业结构调整最早可以追溯到浦东开发初期,八五期间（1991-1995）上海根据国际经济中心城市功能要求,提出“三、二、一”的产业发展顺序,改变传统“二、三、一”的发展格局,强调优先发展第三产业。经过二十年的发展,目前上海第三产业比重早已超过50%。进入新世纪,上海积极推动“四个中心”建设,将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放在至关重要的位置。上海根据其在长三角乃至全国的发展定位,积极推动落后产业的淘汰。比如,出于节能减排和优化产业结构的需要,上海近年来将上海宝钢几个分厂迁至宁波等沿海城市。上海市发改委等部门积极推动本地先进产业发展规划,经信委等部门也配合发布产业结构调整负面清单,作为落后产业淘汰的重要参考依据。比如2014版《产业结构调整负面清单及能效指南》共确定化工、钢铁、有色、建材、机械等12个行业、386项限制类、淘汰类生产装备、工艺和产品。[③]上海地方产业规划中对落后产业发展也给予了很大的限制,同时受到上海工业用地及劳动力成本上涨的影响,上海传统产业发展受到很大的抑制。
尽管如此,上海传统产业发展受到一定限制的同时,先进制造业并未能有效填补因产业政策和经营成本上涨导致的传统产业迁出缺口。过度强调第三产业的发展,一定程度上使得低端服务业过度膨胀,形成产业结构优化的假象。当前学者对上海产业结构合理性的判断存在一个普遍的误区,通常从新加坡、伦敦和纽约等国际特大城市发展轨迹出发,认为上海的服务业比重应该达到70-90%方为合理。因此,忽视了中国工业化所处的特定发展阶段和上海作为中国传统工业城市的真实竞争力所在。服务业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建立在合理的现代产业分工基础上,比如高端生产服务业的发展非但离不开先进制造业,同时也是先进制造业发展的必要条件。过于强调服务业发展很可能造成低端服务业泛滥,造成服务业繁荣的假象,并不符合城市和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宗旨。当前,北京在特大城市治理过程中提出了限制低端服务业发展的政策。《国务院关于推进上海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的意见》将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而非厚此薄彼。上海的“四个中心”建设需以上海发展先进制造业为基础。然而,上海先进制造业的发展并未能达到预期的效果。
上海产业结构未能有效升级的背景下,经济增长受到传统生产模式的制约愈发明显。一般而言,传统生产模式受土地、劳动力、环境等生产要素成本的影响较为敏感,当前上海受到这方面的影响尤为突出。上海单位商用土地成本位居全国最高,远超长三角其他城市。国内诸多研究都表明土地等生产要素成本上涨对投资会形成实质性的抑制效应。商务部报告指出,土地成本等因素削弱了中国吸引FDI的优势。杨晓明等（2005）认为土地成本等因素对外商投资区位选择影响显著。汪建成和丘凌峰（2010）进一步研究发现土地成本对外商中小企业影响更为直接。Wu(2008)从上海的土地成本出发研究认为上海早期FDI流入得益于郊区低廉的土地成本。并认为随着上海土地成本的不断上升,外资流入上海的阻力越来越大。劳动力成本方面,上海亦位居全国最高水平,以最低工资为例,2014年上海月最低工资标准为1820元,而其他三个直辖市北京、天津和重庆分别为1560、1680和1250元。在长三角区域内,上海比浙江和江苏等长三角省份也高出10%以上。劳动力成本上升对传统产业领域的外资流入产生显著的制约作用,比如陈平和欧燕（2011）通过实证分析的方式论证了我国东部和中部地区劳动力成本上升对FDI流入的反向作用力。朴美敬（2013）从环境使用成本角度,分析当前生态成本上涨对外商投资也产生一定的抑制效应。综上所述,产业转型过程中,劳动力和土地等生产要素价格上升对上海相关低端产业发展的制约便不言而喻。
（二）国内及区域因素:市场机制缺失与区域发展缺乏协同性
尽管后危机时代我国外资流入总量并未明显减少,但外资流入增速和结构都出现了显著的变化,并且这一变化受到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影响较为明显。众多经济数据显示,当前我国已进入经济增长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政策消化期的“三期叠加”期。上海FDI流入的结构性变化也凸显了我国“三期叠加”背景下的经济发展困境。一方面上海经济结构调整反映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基本特征,另一方面上海自身也受到中国整体经济调整的影响。因此,需要从国内层面进一步思考上海外资流入的结构性变化。
我国之前的高速增长很大程度上受到快速城市化和工业化发展的推动。当前受到诸多不利因素的影响,我国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进入结构性拐点期,支撑我国经济持续扩张的动力下降,维系我国传统增长的各种红利消耗殆尽。国内经济整体疲软对外资流入产生显著的抑制效应。受到国际经济结构调整影响,在部分传统生产制造业领域,相关新兴经济体正对我国形成强有力的替代。数据显示东盟等地区在劳动密集型产业领域的竞争力逐步显现,在国际市场上对我国出口商品构成强有力的竞争。这类地区对国际资本的吸引力也不断增强。此外,从跨国公司生产的区位选择角度,中西部地区的快速增长对上海等东部地区的外资流入也产生一定的分流作用。上海经济增速已经连续多年在全国主要省市区中处于垫底的位置。
从我国区域经济增长角度分析,由于区域之间存在较强的“县域经济”竞争关系,一定程度上打乱了区域内的产业梯度格局。地方政府之间激烈的招商引资竞争使得市场机制无法对区域内生产要素进行合理有效的配置。上海位处长三角区域,激烈的招商竞争使得上海处于被动局面（王玉柱,2014）。其他周边城市可通过土地杀价竞争和慷慨的税收优惠打压上海的竞争优势。这一过程中推动外资投资结构区域合理化的市场机制并没有有效建立,因而出现上海存在庞大落后产能的同时,在安徽等部分长三角偏远地区却拥有先进制造业的现象。在市场机制失灵的背景下,上海无法利用自身的竞争优势占领产业结构制高点。换言之,当前我国区域之间并不存在有效的协同发展合作机制,过度竞争导致的产业格局混乱客观上使得上海处于竞争劣势。
（三）国际层面因素:全球经济再平衡与发达国家再工业化战略
后危机时代,全球经济正经历深刻地结构调整,发达国家从危机的本源出发重新调整自身的经济战略。完全区别于马克思用“生产过剩”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解释,过去的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的本质而言是发达国家生产能力不足的危机。是在投资超越贸易的背景下,传统生产模式遭到挑战的结果。上世纪70年代以来兴起的全球跨国投资潮最终改变了传统的贸易分工格局。跨国投资对国际贸易的超越意味着全球生产格局的彻底转型(张幼文,2013)。要素流动超越了货物贸易本身,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分工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垂直分工体系,越来越多的高精尖产品也开始在新兴经济体国家生产。当前世界生产体系形成了中低端产品由新兴经济体控制的同时,高技术产品领域则出现垂直专业化的分工格局。因而使得发达国家在实际生产分工中的份额被压缩,因而形成了所谓的发达国家实体产业空心化。
后危机时代,发达国家意识到发展制造业的重要性,纷纷制订各自的制造业发展计划,以美国“再工业化”战略最为典型。金融危机后,奥巴马政府提出美国“再工业化”战略,企图通过海外资本回流推动国内制造业复苏。经过几年的发展,目前美国“再工业化”战略已初见成效,受其推动,美国经济势头强劲,失业率大幅下滑。欧债危机中一枝独秀的德国,也未雨绸缪地推出“工业4.0”计划,寄希望于通过更加智能化和标准化的生产方式引领新一轮产业革命浪潮。此外,日本安倍政府也寄希望于通过“工业再兴”战略进一步推动本国制造业竞争力。日本政府对本国企业走出去开始施行严格的行政审查措施,通产省专门出台与日本企业对外投资相关的知识产权管理,比如生产线、专利和设计图纸等。发达国家“再工业化”战略的开展意味着自上世纪七十年代后形成的全球分工体系将可能进一步被改写。
发达国家再工业化背景下,全球资本流向出现根本性的变化。发达国家再工业化一方面对全球FDI产生分流影响,另一方面也使得发达国家企业在全球范围内重新布局,对包括我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尤为不利。跨国公司在母国的影响下将逐步放缓对外投资步伐,甚至进一步从其他地区撤回生产业务。比如在美国工业化的推动下,一些美国公司纷纷表示打算从海外撤资,美国工程机械巨头卡特彼勒在德州新建大型油压挖掘机生产长,福特也准备将中国的零部件生产长撤回美国,苹果则表示今后部分苹果机器将只在美国生产。此外,惠普、英特尔等美国企业都开启了回流计划。日本企业的生产制造回流更为明显。波士顿咨询集的一份抽样调查数据显示,销售额10亿美元以上的公司中,有37%的公司正准备划或正积极考虑将制造厂从中国迁至美国。[④]2013年日本成为美国最大投资国,全年对美投资额达到400亿美元。与此同时,对华投资却迅速下滑,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1至10月日本实际对华直接投资额为36.9亿美元,同比减少了42.9%。[⑤]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发布的2014全球投资告显示,近年来随着发达国家的经济复苏,其吸引的FDI也将不断增长,一定程度上形成对发展中国家的挤压之势。预计发达国家吸收外来投资占全球FDI比重将从2013年的39%上升至2016的52%,将超过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的总和。尽管目前新兴经济体FDI流入的增速仍达7%的水平,但已经远远低于过去10年内年均17%的增速。
与此同时,美国等西方国家还积极着手调整对外贸易和投资战略,企图通过贸易和投资规则的制订将中国从全球生产体系中剥离,以TPP和TTIP最为典型。发达国家积极谋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目的在于割裂传统世界经济体系,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具有较强的排他性效应（赵丽娜,2013）。此外,随着美国经济的强劲复苏,美元货币政策转向对世界经济正产生新一轮冲击。在美国退出QE的政策影响下,新兴经济体内部出现巨大震荡,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下滑直接导致了俄罗斯、巴西、南非等金砖国家经济增速显著下滑和币值波动,进而推动全球经济资源进一步流向发达国家。
后危机时代,上海需要通过制度创新推动新一轮增长红利的形成,以此吸引更优质外资的流入。走出一条既区别于传统粗放型生产模式,又区别于“过度虚拟化”的经济增长路径。结合上海实际,立足先进制造业和高端服务业,推动二三产业良性互动和可持续发展的增长格局。
（一）以中德“工业4.0”合作为契机,推动上海先进制造业发展
先进制造业是现代服务业发展的基础,是上海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的重要动力。智能化生产时代,劳动力成本在总生产成本中的比重将持续下滑,资本（技术）的收益率与劳动收益率的剪刀差将进一步扩大,生产集约化的发展将推动资本对劳动力形成替代效应。智能化生产模式将成为未来先进制造业的发展方向,对成本控制和质量提升都将起到实质性的推动作用。因此,德国政府将智能化制造视为未来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发展方向,将“工业4.0”计划上升至国家战略水准。[⑥]日本一直以来便注重智能化生产的推广,日本工业机器人已在日本工厂大范围推广,有效降低生产成本。甚至在一些廉价商品领域,日本的智能化制造已经具备成本优势。[⑦]
今年10月李克强访德期间达成的中德“工业4.0”合作计划对我国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一方面有助于我国摆脱传统生产模式困境,另一方面有助于我国搭上制造业强国生产模式转型快车,引领新时期国际工业生产标准话语权。上海作为先进制造业中心,应该扮演中德“工业4.0”合作开路先锋的角色。上海与德国的技术合作开始较早,上海大众成为中德技术合作的典范。此外,同济大学等高校和科研机构与德国科技领域也保持着密切的交流合作关系。鉴于此,上海可以从自身特色出发,以中德“工业4.0”合作为契机,推动上海先进制造业的发展,为全国范围内推动“工业4.0”提供模式范本。
具体实践方面,首先,上海应明确以智能化制造为先进制造业的发展方向。从地方产业规划角度构建“工业4.0”的政策配套体系。加强新理念的宣传与推广,鼓励和推动中小企业参与智能化生产,针对特定科技园区或特定企业制订科技扶持计划；其次,利用上海地理位置优势,加强与德国相关企业和机构的对话,推动“工业4.0”相关的标准和规则的协商和研讨。积极深入上海及周边德资企业集聚区,调研德资企业对参与“工业4.0”的实际疑虑,并有针对性的进行政策设计；再次,利用上海便利的对外交往渠道,搭建企业或行会之间的合作交流机制。可以推动相关行业协会或商会之间的交流,从微观层面更好地推动相关标准的讨论。
（二）通过自贸区改革和“一带一路”战略推动上海深度开放
上海自贸区改革将为上海进一步对外开放创造有竞争力的制度环境,目前上海自贸区在商事制度改革、贸易便利化、金融开放等诸多领域都进行了有效的制度改革,相关试验成果已开始在更广的范围内推广。自贸区金融改革可以促进更多的外资流入。截止目前,人民银行先后颁布人民币跨境结算和自贸区分账体系建设等改革措施。未来境外资本可以便捷的方式通过自由贸易账户进入上海自贸区,尽管目前上海自贸区的区内账户资本和“境内区外”之间仍处于严格的隔离状态,从上海整体经济发展角度,未来政策改革必将涉及“境内区外”之间的账户通道建设。此外,上海需要建立有竞争力的营商环境,结合中央推动上海司法改革试点和全国知识产权法院设立的契机,有必要加强自贸区知识产权保护的制度创新,在自贸区范围内进一步推动创新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机制构建。
此外,自贸区改革应该注重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改革不能仅局限于服务业领域的开放,针对上海外资流入服务业占比虚高的特点,上海需要更加重视先进制造业等实体经济的发展。自贸区改革应该改变以往完全注重服务业开放的政策思路。2014版上海自贸区负面清单从2013版的190项降至目前139项,减少了51项,清单长度大为缩短。尽管如此,139项目中涉及制造业领域限制或禁止类管制的就有46项,并且相当一部分为先进制造业,涉及飞行器、海洋装备、轨道交通、汽车整车、航空发动机和火电机组等高科技领域。尽管上述领域的限制或禁止有助于我国经济和产业安全,但考虑到自贸区有限的地理面积,管理部门可以实现有效的监管。相反,一些非制造业领域,由于较强的溢出性,反而存在较大的监管难度。因此,自贸区改革一方面以政府与市场关系改革为先导,在强调发展与开放的基础上,不仅仅只需考虑服务业领域的开放,而应该从当前产业结构调整和后危机时代发达国家工业化的现实出发,推动制造业领域的开放和试验改革,增强先进制造业对我国产业升级的推动作用。
与此同时,由于位处“一路一带”和长江经济带的枢纽位置,上海可利用“四个中心”的战略位置,更好地从区域协同发展角度在“一带一路”战略中发挥更为基础性和枢纽性的中坚作用。国家主席习近平亚信峰会期间访问上海时给上海提出了新的发展使命,要求上海参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参与推动长江经济带建设的国家战略。
（三）从区域协同发展角度定位上海在长三角区域的经济角色
上海作为长三角中心城市,是我国的经济、金融、贸易和经济中心。然而,受到我国产业转型和区域经济无序竞争的影响,上海经济竞争力受到显著冲击。在传统招商引资竞争模式下,不断上升的要素成本正对上海外资流入形成显著的抑制效应。从区域可持续发展角度,上海应该加强同周边省市的政策协调,在区域协同发展战略下推动产业政策协调,合理有序的推动外资流入。
加强长三角产业规划协调,推动产业政策“城际规划”。目前长三角产业同质化较高,应该从国家“十二五规划”提出的“主体功能区”思想出发,根据地区资源禀赋,推动不同层次产业的合理布局。一方面,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下推动现有产业重新布局；另一方面,未来招商引资过程中加大政策协调,推动外资流入合理布局。与此同时,从财政政策协同创新角度,解决区域协同规划过程中的地方利益问题。目前区域协同发展最大的制度障碍在于地方财政利益存在竞争关系。如何有效处理好地方政府间产业转移相关的财政补偿制度是长三角区域区域协调发展得以成功的关键。
从外资可持续流入角度共同推动长三角区域的商业环境竞争力,在长三角区域内推动生态环境和法制环境建设。一方面,可以上海经信委等部门发布的《产业结构调整负面清单及能效指南（2014版）》为范本,推动长三角区域污染和高能耗企业的相关政策制订；另一方面,以十八届四中全会召开为契机,进一步推动知识产权相关的地方立法协调,加大长三角区域知识产权的联合执法力度。以此共同推动长三角区域营商环境竞争力,增强对外资的吸引力。
注释：
[①]若无其他特别说明,本文相关数据均来自上海统计数据,http://www.stats-sh.gov.cn/
[②]参考上海市统计局2014年12月份最新统计数据。
[③]《产业结构调整负面清单及能效指南（2014版）》,上海经信委、统计局、节能监察中心和能效中心联合发布,2014.5.
[④]中研网:美国制造业复苏在华美企打算回国[O/L].2014/5/28.
[⑤]人民网:1至10月日本对华投资额同比减少42.9%[N].2014-11-19.http://japan.people.com.cn/n/2014/1119/c35463-26054975.html
[⑥]张其仔:德国工业4.0战略对《中国制造2025》的启示[N].21世纪经济报道,2014/7/4.
[⑦]人民网:廉价商品更要日本制造[N].2014-05-15.http://japan.people.com.cn/n/2014/0515/c35463-25019741-2.html
参考文献:
[1]傅钧文:金融危机后我国外资外贸的国内区域分布变化及其影响[J].世界经济研究,2014(06):49-54.
[2]赵丽娜: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新发展及中国的战略选择[J].理论学刊,2013(11):40-46.
[3]张幼文:要素流动——全球化经济学原理[M].人民出版社,2013.9.
[4]杨晓明,田澎,高园:FDI 区位选择因素研究——对我国三大经济圈及中西部地区的实证研究[J ].财经研究,2005(11):98-107.
[5]朴美敬:生态成本测度与FDI东道国环境效应研究[D].浙江大学,2013.
[6]陈平,欧燕:我国劳动力成本上升对FDI地区转移的影响[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2):185-191.
[7]汪建成,丘凌峰:成本变动与跨国公司在华区位选择倾向——基于珠三角、长三角与京津冀地区的实证研究[J].国际经贸探索,2010(10):73-78.
[8]冯雁秋:返程投资及其监管探析[J].中国金融,2006.(3):47-49.
[9]李青婷,葛和平:后危机时代人民币实际汇率波动对我国FDI 流入的影响[J].国际商务研究,2014(3):88-96.
[10]周正柱,孙明贵:商务成本变动对企业迁移决策影响的实证研究[J].上海经济研究,2013.(06):82-93.
[11]UNTAD:World Investment Report[R].2014.
[12]Jiaping Wu.The Peri-urbanisation of Shanghai:Planning,growth patter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J].Asia Pacific Viewpoint,2008(2):2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