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盟由成员自由意志、而非军事力量推动的民主整合已经站在了制度创新的最前沿，并且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但今天，欧盟的情绪与其说倾向于“合作”，还不如说更倾向于“冲突”。
某些成员国在伸手索要资金援助的同时仍在鼓吹自己单方面行动的主权权利，还有些则像是纯粹的债主，无视当前债务危机已经造成的社会痛苦。要想回到创新一体化的道路上来，欧洲需要建立能支持合作伙伴和友国间有效合作的全新公众讨论框架，而不是任其助长对手间看似不可调和的冲突。
总体而言，欧洲一体化进程可以算得上和谐、有序和公正。不太富裕的成员国受益于诸如结构基金和团结基金，利用基金所提供的丰富资源提高本国的人均收入。但长期难以缓解的经济危机已经改变了上述国家民众的看法，有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欧盟成员国资格起到了更多的负面作用。
不出所料，上述变化激起了强化“民族主权”的要求，而民粹主义政党，如希腊新当选的激进左翼联盟，已经利用这样的变化取得了选举的成功。无论右翼还是左翼党派都把国家主权与所谓的“外部势力”尖锐对立，并试图扭转欧盟的政治核心轴。正是这种极度简化的观点成为凝聚希腊执政联盟的唯一力量。
在上文提到的时髦言论中，主权和“权力”是一回事，而欧盟制度则等同于“不民主”。主权因此成为对南欧成员国民众极具诱惑力的概念，这些人越来越相信他们被迫成为欧盟“僵化”结构的受害者。此外，北欧国家也无法抵挡他们自己的简化言论：那就是南欧盟国都是不负责任的败家子，他们留下的烂摊子应该让他们自己收。
全球化造成的恐惧和不确定性是这两种看法的根源所在，民众们担心自己的安全，无法确定自己在当今世界的位置。但就算人们无法从今天占主导地位的民粹主义言论中意识到，回到以孤立民族国家为特点的全球秩序已经不可能了。
当然，欧盟成员国都是主权国家，各自有着独立的谈判地位。但他们同时也相互依存，每个成员国的所作所为都受制于外部因素。这样的相互依存不仅来自于拥有共同货币：更来自于无休无止的社会经济互动使欧盟成员国铸就的动态网络。
因此只公开讨论强制一体化或绝对国家主权这两种极端状况既危险又极具误导性。它把参与者驱赶到对立的角落，导致他们不可避免地发生冲突——我们应该不惜一切代价避免这样的后果。
其实还存在一条中间道路。欧盟应继续推进制度民主化，就像允许民主选举产生的欧洲议会在选择在欧盟委员会主席时有发言权一样。而作为对手方的欧盟成员国则应当意识到，因为主权集中的收益大过成本，它们作为主权国家自愿选择了整合。
欧洲的各项制度都体现了这种的趋向。比方说欧洲稳定机制集体计划就是为了维护欧元区的金融稳定，而不是为了搞统治或搞对抗。欧洲稳定机制的资源属于所有人，就像国家破产每个人都要遭殃。如果经济稳定的国家无视那些在困难中挣扎的盟国，他们自身的利益也同样会受到影响。
同样，结构基金和团结基金进行经济转移的主体是主权、民主国家。向欧洲伙伴国申请救助的是希腊、葡萄牙、塞浦路斯和爱尔兰等国的主权政府。希腊已经拿到了占本国GDP 117%的援助；塞浦路斯占GDP的55.9%，紧接着是爱尔兰和葡萄牙，分别占各自GDP的 45.1%和46.6%。
显然，既然相互依存无法避免；那么就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只要碰到困难就退而幻想纯国家主权能解决欧盟各国所有问题其实不过是一种认识谬误和政治幻想，因此会在社会上带来相当大的负面影响。主权和相互依存并不是排他选项。
各国应彻底放弃某种神乎其神的主权形式能使其既不用承担高昂成本又可以逃脱身为欧盟成员国责任的幻想。在当今欧洲的现实世界中，债务国不能撕毁为求得援助所签署的协议，而债权国也必须认识到有必要继续为救助基金提供资金援助。
此外债权国还应当明白就像他们数十年来对团结基金的出资，类似的援助资金不会把他们的口袋掏光（比如将国内的公共养老金花光）。相反，更加稳定、偿付能力更强的出口伙伴也能够惠及债权国。
主权神话在欧盟已太过根深蒂固，助长了危险的民族主义情绪和对“他人”的惧怕。会员国，首先从希腊开始，必须承认相互依赖不可避免——事实上如果管理得当，甚至可以取得很好的效果。
希腊总理亚历克西斯·齐普拉斯最近承认，“欧洲是个注重协商和互惠妥协的地方。”融合是共同选择——而且充满了积极意义。欧洲在强化多重身份，避免冲突方面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无论来自北部还是南部，德国还是希腊，我们都是欧洲的民众。而且欧洲给了我们更加多彩和富足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