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刚刚结束2015年的首次出访，即对肯尼亚、苏丹、喀麦隆、赤道几内亚和刚果（金）的访问。大多数评论都强调此次访问的延续性，特别是延续了自冷战结束以来中国外长年度首访地总是非洲的传统，致力于落实习近平主席和李克强总理的对非政策指示。笔者试图指出，此次出访有一个需要重点强调的亮点，即中非合作第四个支柱，即和平安全合作正日益完善。
自1956年中国与埃及建交开启当代中非关系以来，中非关系事实上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发展。
首先是自1956年至上世纪90年代中期，可被称作是“独轮”驱动时期，即中非关系的核心动力在于政治关系。经济、社会关系相对很弱。
自90年代中后期中国正式启动“走出去”战略以后，中非关系的第二个支柱，即经济合作得到快速发展，中非关系进入“双轮”驱动时期。需要指出的是，中非经济合作的快速发展并不能掩盖中非政治关系的稳步发展，事实上正是后者使前者有了保证。但外界却往往存在一种误解，即中非关系是以经济合作为核心展开的。
这种误解造成了重大的消极后果，特别是那些仅关注经济利益的行为体的不负责任行为。这一方面导出了当前的“正确义利观”和“新型义利观”，另一方面也启动了中非关系的第三个支柱，即人文交流。大致是在2010年前后，其标志是中非民间论坛、中非合作论坛—妇女论坛等次级论坛的建立。
与此同时，中国在非洲利益的增多也提出了如何保护的问题，中非合作的第四个支柱，即和平安全合作也日益提上议事日程，其标志是2012年第五届中非合作论坛上胡锦涛主席所提出的“中非和平安全合作伙伴倡议”。这样，大致从2010年前后开始，中非关系进入第三个阶段，可称作“四轮”驱动时期。
需要指出的是，中非关系的“四轮”并不平衡，经济支柱非常快，政治支柱相当稳，人文支柱相对弱，而和平安全支柱是既弱又慢。这既有和平安全议题的政治敏感性，也有中国传统外交原则、特别是不干涉内政原则的考虑，还有中国自身能力不足的原因。但纵观王毅部长此次访非，最大的看点应该是加速了中非关系第四个支柱的发展和完善。
王毅部长此次访非的五个国家都面临严峻的安全挑战。美国《外交事务》杂志预测，2015年全球最有可能爆发的10场战争，有5场位于非洲，而除开利比亚之外，其余4场与王毅部长的访问国家密切相关。
一是南苏丹，其形势严峻性勿庸赘述，王毅部长在苏丹访问期间还专门出席“支持伊加特南苏丹和平进程专门磋商”，并推动磋商达成解决南苏丹问题的五点共识。
二是索马里，索马里形势的稳定与否对肯尼亚有重大影响。事实上，2013年内罗毕西门购物中心和2014年底曼德拉地区的恐怖袭击都是索马里青年党所为。
三是刚果（金），其东部地区的冲突与矿产、移民、邻国政治等盘根错节，在2013年底M23运动被击溃后，反卢旺达的解放卢旺达民主力量再次成为最大的安全隐患，南非政府也已准备再次出兵。
四是尼日利亚，特别是受博科圣地严重威胁的北部地区，对与之接壤的喀麦隆特别是喀北部地区威胁重大。赤道几内亚似乎不受博科圣地影响，但几内亚湾日益猖獗的海盗活动远非赤几独自能承受的。
尽管并未刻意突出、也无官方总结，但仍可通过王毅部长的议程安排、谈话内容发现中非和平安全合作的指导原则。笔者将其总结为“四不”：
一是不区别对待。
西方发达国家往往将非洲划分为冲突国家、冲突后重建国家或转型国家、可持续发展国家等，并据此区别对待。中国外交的一项基本原则是所有国家，不论大小，一律平等。因此，中国并不作类似划分、也不会因此而区别对待。尽管实际的政策举措会有所差异，但那更是多出于满足当地真正需求的考虑。
二是不干涉内政。
这也是中国对外政策的基本原则。但如何避免参与和不干涉内政的两难？一个可行的方法是通过多边方式和集体方式来参与当地冲突解决，如支持伊加特在南苏丹问题上的主导地位。
三是不安全化局势。
就在2013年7月，欧盟的绝大多数内部报告都认为，南苏丹局势正持续向好，重陷冲突可能很小。但在12月内战爆发后，欧盟及其成员国迅速转向另外一个极端，认为南苏丹局势无比恶化。纵观王毅部长的访问和中国的传统做法，即使在安全形势严峻的地方，中国仍强调其中存在着发展的机遇，不单纯地从安全视角观察当地的发展态势。
四是不中断发展努力。
与前原则相联系，中国并不赞同西方的传统做法，即在对象国安全形势不佳的情况下就暂停所有发展项目，将主要精力用于危机管理、冲突调解甚至武装介入等方面。正如王毅部长在刚果（金）所说，“对中国和非洲等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发展是根本、是基础，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总钥匙。从这个意义上讲，实现可持续发展才有助于带来持久和平。”因此，即使对象国可能发生了冲突甚至内战，中国也不会中止既有的发展项目，甚至还会应对方要求，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开启新的发展项目。
可以认为，中国对非和平安全合作的“四不”原则，正推动中非和平安全合作的理论框架和实践指南的持续完善，有助于中非关系第四个支柱的早日成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