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周末刚结束在东亚和欧洲长达一个月的旅行。我发现了三件事情：首先，欧洲人都对德国着迷，对俄罗斯担忧；第二，亚洲人都对中国着迷，对日本担忧；第三，在29天内访问从太平洋到大西洋的七个国家令人处于一种独特的精神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唯一的颜色就是灰色。
世界并没有变小。由于没有从美国到新加坡的直航班机，我前后花了27个小时才抵达。虽然有从慕尼黑到首尔的直航班机，但由于我是从巴黎出发，这段旅程也耗费了大约17个小时。鉴于麦哲伦环球旅行的时间和他在菲律宾被杀死的这一事实，我没有什么可抱怨的。
但事实上，环球旅行的速度和全球经济体系的发展一样，已经进入了平台期。在欧洲和亚洲都普遍存在着危机感。但是人们对危机的内容没有共识。
我上周在首尔时，正值欧洲危机开始扩散、德国也许会改变对紧缩态度的新闻。高级官员和商界领袖对此漠不关心的态度令人震惊。香港爆发抗议运动时我在捷克共和国。捷克人认为这是一个遥远的事件，他们虽然有自己的看法，但无论结果如何似乎都不会影响到他们的生活。
人们对有关全球化和由此催生的相互依存已经说得够多了。一个地方发生的事情会影响世界各地的说法显然有一定道理，但并不明显。欧亚大陆的东端和西端审视对方时透过的似乎是望远镜错误的一侧。近处的事情重要。远处的事情是别人的问题。
这一观点有对称性。欧洲关心德国，亚洲关心中国。两国在一些根本方面有不少相似之处。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德国是全世界第四大出口国。两国都处于地区贸易联盟的中心———德国所处的经济联盟是正式的，中国的是非正式的。两国都在全球进行贸易，但是都与所在地区有特殊和相互的依赖关系。
中国和德国都依赖出口。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13年，德国的出口额约占其国民生产总值的51%，为1.7万亿美元。中国的出口额占其GDP的23.8%，为9.4万亿美元。
分别处于地区性贸易中心的这两国都是极有效率的出口大户。相比之下，美国的出口额仅占其GDP的14%。但正是出口的能力成为德国和中国的软肋。
两国的产能都超过了本国的消费能力。对德国来说，推动消费的效果非常有限，因为其消费能力已经趋于饱和。对中国来说，虽然仍有消费需求的空间，但其中大多数需求均自缺少购买力的近10亿人，他们是买不起中国为地区性和全球市场制造的产品的。
中国社会处在一座悬崖。悬崖顶端的一小部分人是有购买力的。但位于谷底的人是没有购买力的———而且他们也很难攀爬这座悬崖。因此，像德国一样，中国的有效需求是无法吸收其外贸出口的。
因此，对德国和中国来说，经济可发展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保持出口。无论他们的进口如何，两国的出口通过为大量人口提供工作而维持国内社会秩序，而不涉及到重组劳动力的情况。
对德国来说，20世纪20年代大规模社会异位的后果仍然记忆犹新，因而确保充分就业是维护国家社会秩序的重中之重。两国都不仅仅从经济角度看待失业问题，更从社会稳定和政府存亡角度来看待失业问题。因此，出口不仅仅是一个数字，还关系到两国的根本。
经济模式的弊端
这种以外贸为基础的经济体的问题是出口国成为了顾客的人质。德国和中国的富强不仅仅取决于他们如何管理经济，更取决于他们的客户如何管理经济。
如果客户国家的经济衰落，顾客便没有购买力。问题无关政策不力还是经济周期———出口国总要付出代价。德国和中国都处于这样不稳定的状态中。
德国和中国都面临顾客需求下降的问题———无论需求下降的原因是价格竞争还是经济衰退。欧洲正在经历经济动荡。南欧的失业率居高不下，欧洲其他地区的经济增速放缓、没有增长，有的甚至经济衰退。
欧洲市场的需求对德国来说至关重要，而在这种情况下又很难保持需求。因而德国经济趋向衰落也就不足为奇了。
中国的问题与德国不同，虽然长期来看中国的前景似乎更加光明。2008年—2009年间的全球金融危机毁灭了中国的低端出口业。这一危机也中止了中国几十年来的低成本出口潮———中国政府这些年来通过系统性压低工资和对制造商直接或间接的挥霍补贴而努力延长了这一出口潮。
由于这一危机，中国与出口相关的GDP几乎一夜骤跌，从2007年占总数的38%下降到现在的不到24%。这一骤跌迫使北京通过政府主导的大规模投资房地产和基建来维持经济。而房地产热潮也已经开始显露疲态的迹象。
北京因而把部分希望寄托在重振中国的出口制造业力量上———不是一度支柱式的低成本、低附加值的商品，而是越来越多像韩国、德国等发达出口国的高附加值商品。
然而，这一变革是一个长期目标，不是一年两年甚至五年就可以实现的。同时，北京还要努力在低端出口业疲软、房地产和基建泡沫破裂、国内消费不旺、服务业和高端制造业发展不足的困境下保持稳定增长和高就业率。
长期来看，德国和中国的地区伙伴也许无法从两国的外贸实力中获益。有趣的是，普遍而言，几乎所有人都担心重大的再调整即将到来。
该地区国家认为，德国在市场上抛售的实力和能力是亟待纠正的问题。同时，德国的地区性贸易伙伴了解进行调整所带来的动荡，企业界和金融界的人士也尤其满足于以德国为中心保持现有的秩序。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中国。当我说起中国的弊端时，不再会遇到几年前的抵触。
同时，没有人愿意换手交接。人们在欧亚大陆的东端和西端分别以一个国家为中心：西方是德国，东方是中国。每一个地区都清楚为了德国和中国实力所付出的经济代价，每一个地区也清楚一切围绕这两个国家可以带来稳定。
东亚和欧洲的变量
每一个地区也都存在着难以预测的变量。在欧洲是俄罗斯。在东亚是日本。俄罗斯已经在积极地出手。俄罗斯不是要挑战德国的实力，因为俄罗斯不是德国出口的竞争对手。
俄罗斯是一个出口德国和欧洲所需能源的国家，而且即使在地区范围内，俄罗斯也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军事强国。在我旅途经过的东欧地区，人们的讨论常常会转到德国和俄罗斯是否已经就乌克兰危机达成了某种秘密协议。
如果确实存在这样的协议，那么整个地区都要依莫斯科—柏林的步调行事。如果不存在这样的协议，那么没有人愿意看到德国不稳定。但是人们对此也有一种无可奈何的情绪。
在东亚，人们也普遍认为日本正在重新评估其战后的和平主义，准备在地区扮演更积极的军事角色。新加坡不如韩国对日本重新军事化的担忧严重，这也并不是东亚所有国家的心头大患。
但是人们仍觉得，随着中国经济进入了不确定时期，中国的社会和政治也开始变得不确定。日本对中国东部小岛的侵袭都可能引发更激烈的回应。我个人的观点是，中国的军事力量并不像表现出来得那样强大。
在这一地区，不可轻举妄动。日本被人们视为危险的变数。日本仍是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已有相当的军事力量，日本也许觉得有必要制衡中国。这种思潮在东亚得到的响应一如俄罗斯的激进主义在欧洲获得的反响。
一览欧亚大陆的两端
这次东亚和欧洲的旅行让我看到了之前没怎么注意到的两件事情。首先是欧亚大陆两端的对称性。两个地区都分别围绕着一个目前深陷危机的出口大国。两个出口大国在本地区都不受欢迎，但很少有地区性贸易伙伴愿意承担调整所带来的风险。在每个地区也有一个幕后的角色在展示力量，而且有可能会改变地区性游戏规则。
我注意到的第二件事是欧亚大陆两端脱节的程度———如果我不是先抵达新加坡、再赴欧洲、又返回韩国，我也可能注意不到。我们常常说起全球互相依存，这是真实存在的。
但同时，无论经济动向如何，每个地区也只是在智识上关心一下欧亚大陆另一端发生的事情，每个地区都认为其他地区是遥远无关的。人们知道对方的存在，但并不关心，因为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的游戏规则。讽刺的是这两种游戏是何其相似。
欧亚大陆两端人们都会问道的首要问题是：“美国要做什么？”我总是被问起美国衰落的问题，而下一句就是美国要怎么处理乌克兰、伊拉克、中国南海和东海的问题。
人们有一种感觉，欧洲和中国非常遥远，而它们都距离美国很近。人们对美国不准备在代表这些地区最佳利益的问题上发挥作用、反而为看似愚蠢的目的耗费力气而感到失望。听到这些令我感到安慰，因为这让我确认世界并没有完全脱节。
距离的确可以把人们分离。金钱可能会在几个微秒间流转，航班可以在数小时内到达，但是人们的生活却围绕着近旁、熟悉的事物展开。每个地区都认为自己是独一无二的。人们的相似之处、欧洲和亚洲的殊途同归也许会让我吃惊，但我清楚，无论我们怎样谈论这颗小小的星球，相似和连接并不是一回事。
注：
本文为瞭望智库摘编自美国战略预测公司网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