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市场以可以预见的方式迎接了希腊新左翼政府的当选。但是，尽管左翼联盟（Syriza）的胜利导致希腊股票和债券跳水，但没有迹象表明暴跌会传染给欧元区其他受困外围国家。比如，西班牙十年期债券利率仍然低于美国国债。问题是这一相对平静会维持多久。
普遍看法是希腊新政府将别无选择，只能坚持前任的结构改革，也许作为回报可以略微放松一下财政紧缩。尽管如此，左翼联盟胜利的政治、社会和经济意义重大，不容忽视。事实上，不能完全排除希腊硬退出欧元区（“希腊退出”）的可能性，即少得多的资本管制事实上让希腊国内的欧元比其他地区价值更低。
一些欧元区决策者似乎自信满满地认为希腊退出欧元——不管是硬退出还是软退出——都不再是对其他外围国的威胁。他们也许是对的；但是，2008年时，美国决策者认为一家投资银行——贝尔斯登（Bear Stearns）的倒闭将让市场为另一家投资银行——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的倒闭做好准备。我们都知道结果如何。
诚然，自2010年初希腊危机首次爆发以来已经有了不少政策和制度改进。新的银行联盟（不论多么不完美）和欧洲央行“不惜一切代价”拯救欧元的誓言对于维持货币联盟至关重要。另一个关键创新是欧洲稳定性机制（European Stability Mechanism），与IMF一样，它有能力执行大规模有条件的金融援助。
此外，尽管有这些新制度框架兜底，但希腊动荡的全球金融风险依然极高。不难想象希腊傲慢的新领导人会低估德国在债务纾困问题或重新谈判结构改革方案问题上的顽固。也不难想象欧洲官僚（Eurocrats）可能误判希腊的政治动态。
不论发生哪种情景，大部分调整负担都将落在希腊头上。任何突然被迫由奢入简的国家都必须做出巨大调整，即使其过去所有债务都得到豁免。而希腊之“奢”更是一个极端。在2010年危机爆发前，该国政府初级预算赤字（政府在商品和服务方面的支出超过收入的程度，不包括债务利息支付支出）高达国民收入的10%。
危机发生后，希腊无法在获得新的私人贷款，“三驾马车”（IMF、欧洲央行和欧盟委员会）提供了有大量补贴的长期融资。但即使希腊债务完全得到豁免，从相当于10%的GDP的初级赤字转变为预算平衡仍要求大大地勒紧裤腰带——以及不可避免的衰退。德国人说对“紧缩”的抱怨应该说给希腊前任政府听，这不是没有道理的。希腊前任政府的挥霍无度让希腊的消费达到了不可持续的水平，下跌回归正常是不可避免的。
尽管如此，欧洲需要在持久减记债务方面表现出更大的慷慨，而更紧迫的则是更快地降低短期偿付流。前者是降低长期不确定性的必要条件，后者是促进短期增长的关键。
让我们面对问题：希腊目前的困境并不完全是它自己造成的。（希腊的年轻人——他们往往需要多读几年书才能完成大学学业，因为教师总是罢工——绝非问题的原因。）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2002年欧元区各国决定接纳希腊进入单一货币区，这是非常不负责任的，特别是法国应该承担主要责任。当是时，希腊明显无法满足多条趋同条款，因为其债务十分沉重，并且经济和政治也相对落后。
其次，大部分希腊债务融资来自德国和法国银行，这些银行通过牵线国内和亚洲贷款赚得了巨大的利润。它们把钱注入脆弱的希腊，而希腊的财政信誉最终建立在其他欧元区成员国会救它的基础上。
第三，希腊的欧元区伙伴国在主权债务谈判时动用了罕见的大棒。如果希腊不接受施加给它的条件以维持单一货币区的成员资格。就有可能连欧盟资格一起被剥夺。
即使在两批援助计划后，期望希腊纳税人在短时间做出大额偿付仍是不现实的——特别是在失业率高达25%（年轻人更是高达50%）时。德国和其他强硬的北欧国家坚持希腊遵守其结构改革，以使其有朝一日能够向欧元区其他国家趋同，这是正确的。但是它们应该在债务偿付的问题上做出更深度的让步，债务积压仍然在给投资者造成巨大的政策不确定性。
如果对希腊让步造成其他国家可能效仿的先例也没有关系。迟早其他外围国也会需要帮助。我们希望希腊不会被迫离开欧元区，尽管临时性措施——比如采取资本管制——也许最终对于防止金融崩溃必不可少。如果不想解体，欧元区就必须低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