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威廉认为，智库要具有优于政府本身的对于未来的预见能力，并能够使用较常规更为复杂、更具创新性的研究方法。对于学者而言，对客观数据进行科学分析无疑是研究工作的基础。
网上有这样一个故事，说曾有人问欧威廉(William Overholt)，“企业家为什么要关注一个智库的研究报告？”欧威廉拿起手边的苹果手机：“假设你是苹果手机的供应商，如果只盯着产品、产量，你可能永远被成本、价格等问题困扰；但如果你知道苹果的利润中有多大比例是由服务而不是产品所带来的，你可能会对企业发展有新的思路。这就是是否关注智库研究所带来的区别。”虽然没有向本人求证，但依这语气，记者想话语倒是出自欧威廉先生之口。
欧威廉先后在哈佛和耶鲁大学学习，获得耶鲁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他说在整个职业生涯中，都对中国非常感兴趣。“我是1968年美国政府的‘文化大革命’专家。”离开政府部门以后，他于1971至1979年任职于智库哈德森研究院，自1980年起的21年则任职于投资银行。1993年，他的《中国崛起》（TheRise of China:HowEconomic Reform is Creating aNewSuperpower）出版，引起极大关注。2002年，他加入兰德公司，曾任兰德公司亚太政策研究中心主任。2007年，他的《亚洲、美国和地缘政治转型》（Asia,America and the TransformationofGeopolitics）出版。如今，作为经纶国际经济研究院院长及资深研究员，欧威廉依旧关注着中国社会的发展。
尼克松总统的中国之行最初却是源自一份报告
文汇报：在美国，智库扮演着怎样的社会角色？
欧威廉：在美国，智库扮演着多重社会角色。最优秀的智库承担了政府不愿或无法独立完成的研究项目。当然，这需要智库具有优于政府本身的对于未来的预见能力，并能够使用较常规更为复杂、更具创新性的研究方法。总之，智库通常质疑公共政策，不断探索可替代政策。目前，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智库包括：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Institution）、兰德公司（RANDCorporation）和外交关系协会（Council on ForeignRelations）等等。
此外，许多自称为“智库”的组织充其量不过是维护特定群体，如纺织企业、汽车行业工人或者政党利益的“游说公司”。传统基金会 (The Heritage Foundation)就是这类“智库”的典型代表。
文汇报：世界范围内，一些智库报告曾经改变甚至创造了历史。在您看来，哪些报告真正影响了历史的走向？
欧威廉：也许很多人并不知道，当年尼克松总统的中国之行最初却是源自一份由哥伦比亚大学政府学教授多克·巴内特（DoakBarnett）为美国国防分析研究所出具的报告。
1968年11月6日，该报告作为备忘录由一群中国政治研究专家集体签署。除了多克·巴内特教授外，哈佛大学法学教授杰罗姆·艾伦·柯恩（JeromeAlan Cohen），东亚研究中心主任费正清（JohnKingFairbank），经济学教授德怀特·珀金斯（DwightH.Perkins）、埃德温·赖肖尔（EdwinO.Reischauer），历史与政府学教授本杰明·史华慈（BenjaminI.Schwartz），历史学副教授詹姆斯·汤姆生（JamesThomson）等，及麻省理工学院政府学教授白鲁恂（LucianPye）都是项目参与者。该材料作为备忘录刊登在1969年2月份的《战略杂志》上。罗姆·艾伦·柯恩曾回忆称，据他了解，亨利·基辛格博士于1968年亲自将这份备忘录呈递给新当选的尼克松总统。
同样，现代核战略的演变也离不开智库的身影。这其中，兰德公司表现得最为突出。执政后，艾森豪威尔政府推出了以“大规模报复”战略为核心的“新面貌”安全政策，承诺一旦苏联发动对美任何规模的核攻击，“大规模报复”战略都将以全面核战争进行回应。1960年，兰德公司的研究人员赫尔曼·卡恩（HermanKahn）出版著作《论热核战争》。两年后，卡恩的《想入非非》与广大读者见面。在两部著作中，作者对核战争进行了冷静的分析，论述了核战争和苏美两国核武装现状，坚决否定艾森豪威尔政府的核战略，竭力主张整个世界都来关注和制止核战争，指出“大规模报复”战略将给美、苏双方带来巨大且不必要的伤亡。一时间，赫尔曼·卡恩的“挑衅”引起了美国国务卿杜勒斯等华盛顿高层的震怒，很多学者也纷纷谴责卡恩关于“数百万人死亡”的“不道德”的计算方法。但是，最终赫尔曼·卡恩对于“大规模报复”战略的反对声还是被当局所接受。
独立性才是支持赫尔曼·卡恩坚决“叫板”公共政策的坚实后盾
文汇报：美国智库的资金来源有哪些？这对于其常规运作产生怎样的影响？
欧威廉：在美国，有许多潜在的智库赞助者。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布鲁金斯学会等最具影响力的智库最初都是由私人资助起家。兰德公司通常是与其客户建立合同关系，其很多合同是同美国联邦政府签订的，比如国防部、卫生部、人力资源部、教育部、国家科学基金、国家医学研究院、统计局等等。同时，兰德公司也为私募基金、私人公司及包括中国政府在内的外国政府服务。还有一些智库主要从那些关注环境保护等问题的个人或基金会那里筹集资金。而对于作为特定利益集团说客的智库而言，纺织行业等特定利益集团无疑是他们的资金来源。
相较而言，美国智库运作方式更为多元化，竞争更加激烈，更具独立性。以兰德公司的运作形式为代表，美国智库的典型特征是独立于政府，必须通过竞争争取合同或捐赠。即便来自美国政府的经费占兰德总经费来源的大多数，但是政府对其不拥有所有权，其股东列表及管理者名单中没有任何政府官员的名字，同时，政府不对采购资金进行任何承诺。所以，兰德公司还是可以保持其独立性。
鉴于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不依靠政府资助，同时政府无权对其出具的报告进行审查，所以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具有相当的独立性。竞争机制是美国智库的生存规则，独立性才是支持赫尔曼·卡恩坚决“叫板”公共政策的坚实后盾。
文汇报：上世纪80年代，德国著名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UlrichBeck）教授提出“风险社会”的概念。此后，“风险社会”便成为了全球智库关注的焦点。我们是否真地摸准了“风险分析”的脉动？
欧威廉：多年来，人们对于风险分析进行了很多阐释与论证。然而，我们对于社会风险、经济风险和政治风险的认识似乎就像人类对于地震的了解：人们对于这些问题有着详尽的分析与论述，但是每次地震发生却又往往不在我们的预料当中。
文汇报：近年来，美国智库越发关注中国问题。他们主要关注中国社会发展的哪些问题？
欧威廉：美国智库对于中国政府的外交政策和经济关系问题最为关注。是冲突，还是合作将主导国际关系？如何实现互利共赢的经济关系？此外，环境、健康、人口等等，也是人们关注的焦点。
中国智库建设更应该强调独立性
文汇报：近年来，智库在中国蓬勃发展，据宾夕法尼亚大学《2014年全球智库评价》报告的统计，中国的各类智库已达到400多家，数量仅次于美国。您如何看待中国智库的发展现状？
欧威廉：中国智库呈现典型的集聚发展态势。中国社会科学院等组织庞大的研究人员队伍，是西方同行所无法企及的。上海社科院和中央党校的工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中国智库与政府政策制定的密切关联，使得其研究成果能够更大程度地得以实施。然而，同时中国智库的资金来源多数与官方有关，所以中国智库建设更应该强调独立客观性。
文汇报：社会研究工作对于学者本身有何要求？中国学者的工作表现出怎样的特点？
欧威廉：对于学者而言，对客观数据进行科学分析无疑是研究工作的基础。优秀的学者永远寻求为社会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他们往往吹毛求疵、锲而不舍，尊重事物发展的客观逻辑，即便结论可能违背“常理”。
中国学者较西方学者更为关注基本社会问题。过去两个世纪的发展经验使得西方社会形成了普遍的理论共识。中国学者则不然，理论体系尚待完善，但中国道路同样为学者成长提供了宝贵的探索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