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30日，受国际油价下跌等因素影响，墨西哥财政部长比德加赖宣布无限期搁置墨西哥城至克雷塔罗高速铁路项目，继去年11月4日高铁合同被取消后，中国向墨西哥的高铁输出遭遇二度搁浅。
中国高铁的海外输出立足于交通技术，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它对于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层面的深远意义是不言而喻的，然而，作为新生事物，高铁输出在实施过程面临挑战、遭遇挫折亦不可避免。如何理性看待和应对高铁海外输出面临的挑战，这是值得中国政府关注和思考的议题。
在掌握高铁技术的国家中，中国高铁技术成熟、性价比高且运营经验丰富，这是毋庸置疑的。然而，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上述优势并不足以确保中国高铁在走向世界的进程中畅行无阻。中国高铁在进入墨西哥市场时遭遇的两次挫折，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前中国高铁战略存在的问题。
第一次挫折发生在去年11月，墨西哥政府在承认招标程序满足法律要求的情况下，取消了与中国公司签订的价值37亿美元的高铁合同。被誉为中国高铁“出海第一单”的项目突然遭遇撤标，引起世界哗然。在程序合法的情况下墨西哥政府为何要撤销招标？一个直接原因，即独家集团参加竞标，引发民众对竞标与评判过程中透明性的质疑。正如墨方公告所述，政府希望获得一个完全没有任何社会和议院质疑的招标结果。
更为深层的原因，则是中国海外工程模式存在的痼疾。长期以来，中国企业在拓展海外市场时，高度依赖执政政府的“上层路线”，工程的开展建立在与所在国政府和精英阶层密切联系的基础上。
这一路线在非洲及部分南美国家取得巨大成功，其优势在于能够高效获取行政资源的支持与保护，其弊端在于缺乏与民众和媒体的沟通接触。面对墨西哥发达的媒体舆论和强势的选民政治，这一传统路线就遭遇到空前的阻力。特别是在“伊瓜拉事件”持续发酵的背景下，投标竞争者与公众知情权的双向缺失，极易造成对立的舆论导向以及受此煽动的民间质疑情绪。
刚刚发生的二次搁浅，则暴露出中方企业把握国际投资环境的短板与不足。较之国内投资，国际投资的环境相对陌生，影响因素亦更为复杂，国际政治风险、金融风险、经营风险以及技术创新风险等相互迭加，往往导致投资项目的实际收益与预期值之间的存在巨大差距。
早在2013年，泰国的政局动荡以及经济的衰退，就导致其与中国初步达成的“高铁换大米”计划难以为继。从国家利益海外拓展的视角来看，在当前中国缺乏保护海外投资的专门机构和相应力量的形势下，对于国际投资环境评估的“毫厘之谬”，也可能造成投资受益上的“千里之差”，中国高铁输出对于墨西哥投资环境的错估，就是其中的一个缩影。
除却投资模式和投资环境的影响，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即墨西哥政府决策层对于中国高铁输出的警惕。墨西哥前驻华大使瓜哈尔多在推特上发表网文：“总统访华前取消中国合同传递出强烈的信号：我们不是向中国求恩惠。”这一言论耐人寻味，从历史上看，在他国领土上修筑铁路，往往带有浓厚的殖民主义色彩。比如，20世纪初西方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在中国的教科书中，被认为列强的铁路修到哪里，势力范围就拓展到哪里。
而在二战之后，欧美发达国家对于第三世界国家的技术援助，也往往附带有苛刻的政治、经济要求。今天，中国以低廉的价格获取高铁的修筑权，由此可能引发所谓的“中国高铁威胁论”：即修筑高铁是否意味着中国的经济渗透？一旦对中国经济的依存度达到“危险”的水平，是否会造成政治上的被动局面？这可能成为左右墨西哥政府高铁决策的关键因素。
中国高铁优势与海外输出困境之间的反差，说明技术成熟度与需求牵引并非决定技术转移的全部因素。技术社会学的理论认为，技术的生长是一个社会建构的过程，民族文化、社会心理、政党和民众意愿等主观因素，同样是影响其发展的关键因素。
有鉴于此，中国高铁的技术输出，既要有需求的对接，也要有文化和心理的对接，必须正视不同社会文化的差异性，全面了解所在国家的历史传统、制度安排、媒体舆论、消费倾向乃至风俗习惯，从而制定灵活的战略。比如，在“汽车”文化高度发达的欧美社会，乘坐高铁意味着对自由出行的弱化，因此，实现高铁与其他公共交通工具的无缝链接，提供可替代自驾行的一站式公共交通服务，就可能成为中国高铁输出欧美的必由之路。
对于中国周边国家，构建以中国为起点的高速铁路网络，则必须摆脱 “朝贡体系” 传统和 “文明中心主义”思维的桎梏，以包容、开放的态度，规避高铁出口可能遭遇的跨文化障碍，在平等的文化认同框架下开展高铁合作。
中国高铁走向世界，同样可能引发新一轮“中国威胁论”粉墨登场。无论是构建以本土为中心、辐射周边国家的高速铁路网络，还是修筑横贯南美大陆、渗入“美国前院”的交通动脉，在一些外媒的蓄意解读下，中国在铁路交通领域国际化的进展，总是与政治、经济、军事战略等意图关联起来。
针对那些对引进中国高铁存有疑虑和警惕的国家，特别是周边发展中国家，中国应当更积极而耐心地阐释其和平发展的意图，中国高铁输出与其他中国制造的商品一样，都是全球化背景下由市场机制主导的经济行为。
中方在清晰表达其在高铁开发中走合作共赢道路的同时，应以务实的做法，广泛吸纳高铁输入国的技术精英、行政精英以及广大劳工，参与高铁设计研发与运营维护。这样，一方面共同把高铁产业的蛋糕做大，另一方面使高铁输出利益尽可能地惠及当地普通民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