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中国2015：看清新常态》，吴敬琏、厉以宁、周其仁、许小年等著，民主与建设出版社，出版时间：2015年3月。经出版社和作者授权，凤凰网大学问编发厉以宁的文章内容。
厉以宁认为，政府单纯追求经济增长将导致错过经济结构调整的最佳时机，已经导致政府干了很多傻事。无论是就业还是钱荒，都是因为结构失衡的恶果，目前中国的实际GDP增长是大于统计数据的，中国经济转型不应错失良机。
厉以宁：著名经济学家，经济学界泰斗，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全国政协委员。
非常态的超高增长带来五大弊病
最近，在中国报纸上经常可以看到一个词，就是“新常态”。怎么理解“新常态”呢？这是相对于我国前一段时期超常的经济高速增长而言的，意指经济应逐步转入常态。
要知道，经济的超高速增长是“非常态”的，它不符合经济发展规律，是不能持久的。所以，我们今天讲经济要进入“新常态”，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分析。首先，做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盲目追求超高速增长对中国长期经济增长是不利的。其次，过高的增长率带来哪些不利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第一，资源消耗过快；第二，环境受到影响，生态恶化；第三，带来低效率；第四，出现一些行业的产能过剩；第五，错过结构调整的最佳时期，这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下面展开谈一下。
错过结构调整的最佳时期，会留下很多后遗症。现在我们不得不把调整经济结构放到重要的位置上。结构调整很重要，比单纯追求经济总量更重要。
举个例子。1840年鸦片战争时，中国的GDP是世界第一，要比英国高很多，但是中国的经济结构不行。具体来说，英国大约在1770年左右进行第一次工业革命，到鸦片战争时已进行了大约70年。经过这70年的发展，此时英国的GDP构成中，主要为蒸汽机、机器设备以及铁轨、铁路机车、车厢等工业品，纺织业中使用的也是机器。而当时中国的GDP完全是由农产品和手工业品构成的。同时，英国的交通工具已经是轮船和火车了，而中国当时仍然是帆船和马车。从出口来看，中国主要是茶叶、瓷器、丝绸等农产品和手工业品，而英国则是蒸汽机和机器设备。所以，英国在经济结构方面远远优于中国。
此外，在人力资源结构方面，英国也优于中国。当时英国有一千多万人，而中国据说有四亿人。但是，英国已经进行工业革命70年了，小学已经普及，并开办了大量中学，还兴建了很多大学，每年培养出大量科学家、技术人员，还有经济管理人员、金融专家等人才。而此时中国的绝大多数农民是文盲，妇女也多是文盲，少数读书人读的是四书五经，而且是为了考科举。所以，中国的人力资源结构也不如英国。
虽然现在中国的GDP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二位，但是从结构上来说，中国还落后于一些发达国家。因为中国的高新技术产业所占GDP的比重还比较低，没有发达国家那么高。同时，虽然中国人力资源结构比过去改善了很多，但是大学毕业生占总人口的比重也比较低，中国的熟练技工队伍正在形成。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国错过了结构调整的时机就是最大的损失。所以，现在提出“新常态”，就有避免超高速增长，尽早使经济结构合理化的意图。
目前“十二五”时期即将结束，马上要开展“十三五”规划。对于“十三五”规划，很多专家（包括我在内）都提出，要保持适度增速，不能再追求超高速增长了。如果中国GDP每年能够保持增长7%就不错了，即使能保持在6.5% ~7%也属正常，要注重经济质量提升和结构的完善，而不是单纯追求经济增速。
硬性的增长指标让政府总干傻事
这个问题我以前曾谈过。多年以来，我们一直靠下死命令实现经济增长目标，全国各地拼命干，力求最终达到目标。这样下去，就会产生问题：这无论对地方政府还是对中央政府，都同样形成压力，因为地方的发展规划是由地方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全国的发展规划是由全国人大通过的。一旦以这些硬性指标作为目标，就意味着要严格执行。于是，各地政府为了完成任务或者赶超别人，有时就不顾经济增长的质量和结构调整，政府就会很容易陷入被动。
为什么会很被动呢？主要原因在于：硬指标意味着一定要完成，为了完成指标，就会只顾增长，从而把产能过剩、高成本、低效率等都放在次要地位了。过去我们总干这种傻事，政府今后力争改变这种状况。可喜的是，关于把增长率从硬指标改为有弹性的预测值的做法，现在已经在一些地方开展试点，先试验一段时间，如果试行成功，再进行推广，这对于中国经济增长和调整结构是非常有好处的。
中国GDP实际增长比统计局公布的要多
经济增速下降有许多原因。比如，出口下降、过剩的产品销不出去等。但同时，应该看到另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即中国实际的GDP要比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高，而且年年如此。举几个例子：
第一，农民盖房子在西方发达国家是计入GDP的，而中国农民盖房子，包括自己盖房子、邻居亲戚互助盖房子等，统统不计入GDP。这个量是很大的，而且随着现在建设新农村和推行城镇化，这个数据会越来越大。
第二，中国的家庭保姆有几千万人，在西方发达国家，这些人的收入是计入GDP的，由于中国GDP计算中没有家庭保姆工资这一档，因此，几千万家庭保姆的收入就没有计到GDP里去。加之，近年来，当保姆的人数逐年增加，她们的工资逐年在涨。这种情况不能不引起经济学界的注意。
第三，中国个体户的实际营业额有多少？在中国，个体工商户一年的营业额是通过包税制倒推出来的，他们的实际营业额会高于包税制下推算出来的营业额。也就是说，大量个体工商户少报了营业额，中国的GDP统计也就少算了。最近还规定，月营业额不足三万元的小微企业免税。免税之后，就更不好统计他们的实际营业额了。
第四，据前几年数据统计，在中国GDP的构成中，国有企业不到35%，外资企业大约在10%或略多一些，而民营企业则超过55%。近年来，有外国专家认为中国的GDP掺水了，存在虚报的可能。实际上，这恰恰说明他们不了解中国。因为民营经济通常选择能少报营业额就少上报，上面不查就不报，因为报多了就要多缴税就吃亏了。同时，有些国有企业为了表现业绩或领导者为了获得提拔，可能虚报营业额，但是他们的虚报是有限的。因为一审计就审计出来了，多报就露馅儿了。总体上看，由于民营企业占了55%，他们少报的比国企虚报的要多，两者抵消后统计出来的GDP就比实际上少了。
以上四点说明了什么问题呢？说明单纯从GDP的变动看不出大的变化，而实际上，GDP的总量却在逐年增加，我们要承认中国实际的GDP比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要多。所以，不要怕GDP减速了，下降0.2或0.1个百分点没什么问题，对中国经济增长要有信心。
高新技术必然淘汰人力，靠扶植民企和土地确权解决就业
这是经济学中的一个老问题，却也是当前要着重研究的问题。因为经济学从来都是这么认为的：新的工作岗位是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作为投资的结果而显现出来的，也就是说，你要增加就业，就必须大量投资。但目前中国的情况变了。中国正在朝完善的市场经济方向走，在大力推进技术创新或不断更换成套设备的时候，在投资于高新技术产业的时候，就业人数往往反而减少了，因为机器人、自动化使得人力减少，在新技术下不需要那么多人就业。这成为高新技术发展过程中一个必然出现、必须面对的问题。
另外，还应该看到，中国正在加强环保建设，推动低碳化。低碳化必然要求关、停一些企业，在环保治理的同时就会有一部分人失去工作岗位。那么，中国增加就业靠什么呢？如何保持就业的可持续性？当前政策的第一个办法是，要靠发展民营企业，发展小微企业，鼓励创业。现在创办小微企业，可以先营业后办证，可以省掉很多手续。同时，对小微企业，还有贷款的支持。
第二个办法：搞农业。中央文件中已正式提出要发展家庭农场。这是个新提法。过去家庭农场主要出现在美国、加拿大、西欧等地，现在中国正在进行土地确权，也相应地提了出这个概念。
确权是什么意思？过去农民的土地是集体所有制，但是没有确权，农民事实上是被架空的所有制承担者，现在不同了。2012年，全国政协经济组在浙江的嘉兴考察。我们进了一个村子，农民放鞭炮庆祝确权。确权主要是指“三权三证”：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发证，宅基地的使用权发证，农民在宅基地盖房子的房产权发证。嘉兴市在土地确权之前，城市人均收入和农村人均收入比是3.1∶1，确权以后变为1.9∶1，收入差距大大缩小了。我们问农民，收入怎么一下子多出那么多呢？这都是土地确权的好处。
过去农民权利得不到保护，因为是集体所有制，要圈地就圈地，要拆房子就拆房子。确权以后农民能够依法依证保护自己的权利了，积极性提高了，养殖业和种植业也就发展了。同时，农民想外出打工就可以去打工了，土地转包给别人，收地租，因为确权了，就不担心回来后人家不认账了。
这就是中国农村发生的变化，中国的现代农业正在兴起。这就为就业开辟了新的道路。
实际货币需求量更大，民间还有大量不流通的死钱，这是钱荒的两大原因
很多人对中国现在发生的“钱荒”感到很奇怪。因为中国的货币流通量并不少，按照M1、M2来看，流通的货币量都是很大的，但老百姓特别是民营企业却到处借不到钱，闹“钱荒”。为什么会发生“钱荒”？有两个原因：
一方面，中国正处在双重转型阶段：第一个转型是发展转型，从农业社会变成工业社会；第二个转型是体制转型，从计划经济转到市场经济。在这两个转型过程中，农村对货币需求量大增。现在农民自己经营土地甚至开办小工厂，都需要大量资金。同时，中国的货币需求量是很大的，不是光靠经济增长率、人口增长率就能够计算出合理的货币需求量的。通常，实际货币需求量比计算出来的货币需求量要大一些。
另一方面，“钱荒”的根源是由大量的国家投资以及贷款不配套造成的。银行将大部分贷款给了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尤其是小微企业很少能够获得贷款。贷不来款，民营企业就慌了，因为手上没有资金，万一有好的投资机会就丢失了；另外，如果资金链断了，到哪里借钱呢？连企业的日常运行都会感到困难。我们在广东调查发现，很多企业都有“超正常的货币储备”，用当地企业家的话说叫“现金为王”。几乎家家都有“超正常的货币储备”，自然货币流通量就不足了。
利率市场化不是自由放任，要大力发展政策性银行
主要有三个目标：一是宏观目标，二是微观目标，三是结构性目标。从宏观角度来看，中国金融业、银行业应该走向市场化。利率市场化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但利率市场化不等于对利率的自由放任，因为自由放任对经济是有害的。所以，从宏观上来讲，利率的市场化，也就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所讲的“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从微观来看，银行作为金融机构和微观单位，应该既有经济效益又有社会效益，两个效益并重，这是微观目标。
从结构性来看，金融改革应该把重点从虚拟经济转到实体经济中来，因为实体经济是最重要的。中国的产品要打入世界，必须有一个自主创新的过程，要帮助实体经济实现技术升级、产业升级。同时，在结构方面，大中小银行分别以大中小企业作为服务对象，就是大银行对大企业，中等银行对中等企业，小银行对小企业，在此基础上，所有的大中银行都应该为最底层的小微企业提供贷款服务，这是支持“草根金融”。
此外，还应该大力发展政策性银行。政策性银行目前还比较弱小。比如支持教育发展，可以成立教育银行，使政策性银行为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金融服务。又如，开发西部地区，有许多工作可由政策性银行做，所以，政策性银行应该进一步扩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