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近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我参与了一个由防务领导人组成的委员会，讨论军事的未来。我们面对的问题是一个关键问题：当今军队应该准备打怎样的战争？
政府在回答这一问题上的历史记录实在糟糕。比如，越南战争后，美国武装部队将它所学到的反叛乱知识打入冷宫，结果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又吃了二遍苦头。
美国对这些国家的军事干预彰显出现代战争的又一关键挑战。即将卸任的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在最新访问中指出，在战争中，“情况会失控，其漂移和移动”可能令军队比最初预想的更快“加速”使用武力。在此背景下，光靠武力就能改变饱受冲突困扰的中东和其他地区社会的概念是一个危险的谬误。
但是，尽管战争和武力在走下坡路，但远为退出历史舞台。它们只是在根据新“一代”规则和战术演化。
第一代现代战争由大规模军队交战的战斗组成，采用拿破仑时期的方阵。第二代现代战争在一战时发展到顶峰，由大规模火力推动，用起源于1916年凡尔登战役的说法说，就是“大炮征服，步兵占领”。第三代现代战争——以德国在二战时期所使用的“闪击战”方法为巅峰——更强调机动而不是武力，军队通过渗透绕过敌军，从敌军背后发起进攻瓦解他们，而不是正面对碰。
第四代现代战争把这一分散化方法又往前推进了一步，不再有明确的前线。相反，它关注敌方社会，深入敌方领土，摧毁其政治意志。你也可以再加上第五代现代战争，无人机和网络进攻战术可以让士兵在距离民用目标千里之外破敌。
尽管具体的代际界限划分或多或少带有任意性，但它们反映了一个重要趋势：军事前线和民用后方分界日益模糊。加速这一变化的是包含了非国家行动方（如叛军集团、恐怖网络、“义勇军”和犯罪组织）的武装冲突取代了国家间战争。
让情况进一步混乱的是这些组织之间互相重叠，其中一些甚至得到国家的支持。拉丁美洲最老牌的游击队——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Revolutionary Armed Forces of Colombia）与大毒枭结成联盟。一些阿富汗和其他地区的塔利班组织与跨国基地组织恐怖分子关系密切。乌克兰东部的叛军与俄罗斯军队（军服上没有标志）共同作战。
这些组织常常利用国家缺乏合法性或能力有效管理领土的空子，政治和武装行动双管齐下，假以时日，它们可以牢牢控制当地人口。结果是前英国驻北爱尔兰和巴尔干地区司令官史密斯爵士将军（General Sir Rupert Smith）所谓的“人民之间的战争”——不再由传统军队在常规战场上进行的战斗。
这些混合战争使用各种武器——不光光是火力。每部手机都能拍照，每部电脑都能修图——更不用说无处不在的各种社交媒体了——信息竞争早已成为现代战争的关键维度，目前的叙利亚和乌克兰战争就是明证。
在混合战争中，传统和非传统力量、战士和平民、物理破坏和信息操纵之间互相交织。在2006年的黎巴嫩，真主党通过结合了宣传、传统军事战术和从平民密集区发射火箭弹的训练有素的方针，实现了该地区许多人所谓的政治胜利。更晚近一些，哈马斯和以色列在人口密集的加沙地带采取空中和地面行动。
这类战争主要是应对苏联解体后美国的压倒性传统军事优势而生的。1991年伊拉克战争和1999年干预科索沃冲突都是美国压倒性军事优势的写照。1991年美军只损失了148人，而1999年没有美国无一人死亡。面临如此实力不对称，美国的反对者——不管是国家还是非国家行动方——开始强调非传统战术。
比如，中国军事规划者发展出一种“超限战”战略，利用电子、外交、网络、恐怖主义代理、经济和宣传工具欺骗和疲惫美国的系统。一位中国军官曾说，“超限战的首要规则是没有规则。”
恐怖组织明白他们无法在直接战争中打赢传统军队，因此尝试利用政府本身的力量对付它们。本·拉登利用暴力事件激怒和挑衅美国，让美国行动过激以至于破坏自己的信誉，削弱美国的穆斯林世界盟友，最终疲惫其军队——某种程度上说，也疲惫其社会。
伊斯兰国现在也在使用相似的战略，以残忍的军事行动与煽风点火的社交媒体攻势相结合，以残忍行刑的照片和视频——包括将美国和其他西方公民斩首的画面——为武器。这些做法动员了伊斯兰国的敌人，同时也驱使越来越多的不满个人和群体自动找上门来加入其中。
无法预测的战争演化驱使给防务规划者带来了严峻挑战。对一些弱国来说，内部威胁提供了明确的目标。至于美国，它必须在继续支持其传统军事力量（仍然是对亚洲和欧洲的重要威慑）和投资于范围广泛的其他能力（中东冲突的必要要求）之间找到平衡。在这个前所未有的变革时代，美国——以及其他主要强国——必须为任何事情做好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