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还未成为美国总统的肯尼迪曾说：“当今世界还没有哪一场竞争更值得我们付出时间和精力来关注，那就是中国和印度为争夺亚洲领导权，赢得亚洲国家的尊重，以及向世界证明哪一种生活方式更好而进行的较量。这场斗争或许更加微妙而不招摇——甚至它都不被双方承认——但毫无疑问就是一场斗争。因为这事关两个对所有未明确发展方向和落后的国家最具吸引力的大国”。[1]时隔55年后，这场关于哪一种发展道路绩效更高的较量仍未结束。经济改革领域的巨大成就使得中国和印度同时跻身于新兴大国的行列，在未来的数十年中两国在世界政治舞台将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而他们在全球经济、政治和安全环境领域的影响力也是显而易见的。[2]近20年来，学术界已有许多关于中印对比的研究，大多集中在两国经济发展的模式和绩效，以及由此引发的关于民主、威权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等领域。在经济增长、社会发展等方面，国际社会大体上接受中国比印度发展得更好这一结论，谁能发展得更好这一问题变成了印度是否能赶上并超过中国的问题。[3]然而，对于中印两国政治领域的比较研究似乎还未得到足够的重视。已有的许多关于中印政治领域的比较研究也大多集中在政治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上。政治大体上被看作是经济增长的因变量，主要用来解释两国经济发展的模式、过程及其差别是如何造成的。[4]这些研究说明尽管中印两国政治发展的道路、模式完全不同，但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作用并不太重要。另外一个重要因素则是印度被称作是稳定的民主国家，而中国则是共产党领导的一党执政体系。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制度被认为没有多少共同之处。印度自由民主制度的价值和内在潜力是不言而喻，而中国还没真正开始从威权国家向民主国家的转型。从宪政民主的制度安排、选举和政党、政治参与各方面来看，似乎都缺乏可以比较的对象。
中印政治领域的比较涉及发展中国家应如何评估其民主政治的过程性和实质性定义之间的区别这一核心话题。20世纪90年代以来，民主质量的研究开始兴起。这些研究从本质上突破了将民主等同于自由选举和竞争性政党制度的简单定义，将新兴民主国家以及老牌民主国家纳入到一个共同的分析框架予以评价。与此同时，一些传统威权国家在领袖层更替、法治、反腐败等方面的改革以及政府效率的提高，使得“威权主义”这一笼统概念已难以评价其政治发展的方方面面。对中印两国而言，在民主宪政结构、大众参与和竞争性选举等方面，印度的民主制度已经稳定运行了60多年；然而在政治稳定、政治腐败、责任政府等方面，未能证明比中国更成功。因而，除了民主与威权的简单对立外，在政治发展的诸多方面，中印两国发展水平如何、各自面临着怎样的挑战，理应受到关注。在对中印两国崛起尤其是经济发展的成就给予极大关注的同时，如何看待两国政治发展的水平，也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
本文旨在梳理西方学界和研究机构对中印政治发展比较研究的已有成果，为客观分析两国政治发展的绩效提供参考视角。
一、西方学者对于中印政治发展的比较
西方学界对于中印政治发展的比较最早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现代化理论的鼎盛时期。亨廷顿、摩尔等人都对中印两国进行过比较。亨廷顿认为中国1949年共产党领导的新政权的建立，是20世纪中期最伟大的政治成就，因为一百多年来中国首次建立了一个真正能够统治的政府；而印度的稳定则主要依赖于高度制度化的国大党和文官系统。[5]在《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一书中，摩尔认为“俄国和中国的农民革命代表了现代化的第三条道路”；而既没有选择西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也没有选择东方社会主义暴力革命的印度，阻碍现代化的因素特别强大，“只有未来才能显示出印度社会是否有可能实现现代化及维持或扩展自由民主”。在对印度农村和农业发展分析的基础上，他认为印度为了民主，就需要在一定程度上放弃速度。对印度而言，“无论是采用日本式的遮遮掩掩的强制手段，还是社会主义式的直截了当的高压政策，都是有必要的”。[6]
亨廷顿和摩尔的观点对于后来中印比较的研究者有非常重大的影响。斯考切波在《国家与社会革命》中再次对于中国的革命道路进行了肯定，在她看来，中国在毛泽东时代在经济发展和社会平等方面取得了全面的进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权是一种非常高效的官僚体制。[7]而印度，由于在政治上未能经历革命，陷入了失败的困境。[8]20世纪90年代以后，两国先后启动经济改革。许多学者用“奇迹”、“成功”等字眼来赞扬中国在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与中国相比，印度的民主制度“伴随着贫困、腐败、剥削、缺乏安全等巨大的社会代价”。[9]
20世纪90年代印度启动经济改革以后，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西方学界的态度发生了重大改变。2005年，美国中国问题专家弗里德曼和布雷斯?季礼主编的《亚洲的巨人：中国和印度的比较》一书，对盛行于中印比较研究中关于中国“成功”和印度“失败”的结论进行了辩驳，认为威权主义统治下的中国在发展领域所取得的成就不足以称之为“成功”，而印度的民主制度也不能称之为“失败”。在政治发展方面，作者认为印度已经建立了能够提供有效治理的机构和合理制度，具有长期的政治稳定性，保障了自由和大众参与，通过联邦主义和妥协来处理语言、宗教、种族和地区等社会多样性问题，政治制度更加具有合法性和弹性。与此同时，该书不仅认为在自由和民主参与等领域，中国政治发展领域几乎没有进步，而且还面临着极高的转型风险，甚至有可能会走向分裂。[10]在政治稳定和政府效率这两个通常被认为中国表现得更好的领域，该书也予以了反驳。该书认为中国的政治从长远来看是不稳定的，而政府的高效则是因为在中国的威权体制下，缺乏问责制约的政治领导人能够在有限的时间内集中关注某一特定议题，并动员所有的资源来实现这一目标。[11]总之，该书的几位作者不仅仅肯定了印度在自由民主制度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而且认为在经济增长、人类发展和治理等领域和中国取得了同样的成就，甚至在公平和治理方面比中国更有优势，而根源就在于印度的政治是民主的。[12]
在中印比较研究中，著名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也对印度的民主制度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他认为尽管印度的民主制度存在许多缺陷，但总体上是非常成功的，表现为自由选举制度、多党竞争制度、基本不受审查的媒体、言论的自由、独立的司法等等，而且政治参与扩大到印度社会最贫困的边缘群体中。相反，在中国的政治体制下，决策主要依赖于高层领导，一旦领导层的看法发生变化，政策就会发生改变。由于缺乏广泛的公民权利和政治参与，中国政治在应对大规模的饥荒方面出现了失败。[13]
在《印度和中国：治理问题与发展》一文中，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普拉纳布?巴尔坦也对于中印两国的政治发展及其绩效进行了比较。他对于民主制度及其理念进行了充分的辩护，认为印度的民主制度更能够避免大的政策失误，更能包容社会的差异性和各种社会冲突，能够保证发展更具可持续性。但是作者也认为这并不意味着印度的民主制度就不会限制发展。他认为印度民主政治的特点是“竞争性的民粹主义”，即为了赢得选举而一味迎合选民短期利益，损害了印度的长期投资，尤其是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而这正是印度发展的“瓶颈”。中国的政治家和政府拥有更多决策上的自主性，可以广泛实行“摸着石头过河”的政策；而在印度，可能导致选举上的不利后果一开始就打消了政治家进行此类政治实验的念头。同时，作者认为两国在政治上面临同样的腐败问题；但在中国，由于政治家不需要通过选举来上台，因而没有筹措金钱以当选的压力。[14]在中国和印度发展的模式比较上，普拉纳布?巴尔坦认为两国应区别对待，在一些方面，印度做得更好；而另一些方面，中国则做得更好。[15]
分析西方学者对于中印政治发展模式及绩效比较的研究结论可以发现，对于发展中国家民主政治发展的研究始终无法避免“民主政治能否促进经济发展”这一核心问题。尽管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都一再强调，民主并不能必然保证经济增长，但是发展中国家(无论是在贫穷的民主国家，还是在依靠政绩提供合法性的威权国家)，民众普遍对于政府及其治下的良好政治寄予了经济增长、提供就业、社会保障等愿望。即使是在成熟的民主国家，政党和政客也竞相兜售他们的经济政策口号，而将抽象的自由、民主等价值观视作是幌子。在新兴国家，发展经济更是被视作是政府的首要职能。依靠经济增长作为合法性基础的威权国家和依靠经济增长、就业机会来获得选票的民主国家面临同样的发展任务。在中印现代化的比较中，几乎所有的西方学者都充分肯定了民主政治的内在价值；但他们同样也无法否认印度民主政治下经济增长及社会发展落后的事实。因而我们可以看到，早期的现代化研究者对于中国具有高度动员和渗透能力的政治体制给予了较高评价，而对印度的民主制度比较悲观。随着两国经济上的崛起，政治发展的评价变得愈发复杂。在肯定印度的选举、竞争性政党制度、三权分立结构等宪政程序外，西方学者未能在中印政治发展诸方面的比较中做出肯定性的结论。
二、国际研究机构中的中印政治发展比较
与经济学家采用GDP或人均GDP来比较不同国家经济发展的水平不同，政治学家缺少衡量不同国家政治发展水平的一般标准。近年来，许多机构致力于分解政治发展某一方面的指标，并建立相应的世界各国的排名。尽管这些研究并非专门针对中国和印度，但是由于研究者采用统一的分析框架和评价指标对各国政治发展的方面进行评估，因而对客观认识中印政治发展的现状提供了依据。中印两国拥有完全不同的政治制度，因而对这两国民主政治发展的考察受到研究机构及研究者本人意识形态偏好的强烈影响。印度被许多重要的国际性研究机构纳入考察的对象，例如国际民主和选举援助机构(IDEA)在其关于新民主国家政治实践的跨国调查中，印度就是其中之一。[16]然而，也并非所有关于民主政治发展的调查研究都将中国排除在外。台湾大学“亚洲民主动态调查”项目自2000年开始对东亚、东南亚10多个国家的民主发展水平进行实证调查，其中就包括中国。[17]本文选择了全球治理及民主政治发展研究领域的主要研究机构，根据其发布的研究数据，对中印两国政治发展的水平及其变化进行比较。
1.世界治理指数(Worldwide Governance Indicators)。该指数从六个方面来评估一国或地区的治理水平：表达和问责、政治稳定和暴力状况、政府有效性、管制的质量、法治和腐败控制。每一项指数得分的估计区间在-2.5(治理效果最差)到2.5(治理质量最高)之间。虽然这项研究重点在于比较各国宏观治理水平，但在评价体系上更多采用政治性指标而非经济增长的数据，因而为我们了解一国宏观政治发展水平提供了依据。中印两国在上述六项指标中的总体评价如下[18]：
在表达和问责领域，中国在此项指标上的得分很低，大致在-1.46～-1.68之间。尽管近10年来由于互联网的普及导致言论空间的扩大，但中国政府在此项指标上的得分没有表现出明显改善的迹象。而与此同时，被誉为全世界最大民主国家的印度，在表达和问责领域的得分也并不令人满意，得分在0.38～0.45之间。以2012年为例，中印两国在此项指标上的得分分别为-1.58和0.39，在215个研究的国家和地区中分别排在第202和89位。
在政治稳定和没有暴力/恐怖主义方面，与许多观察家包括中国学者普遍认为中国是个相对稳定的国家这一认识相反，中国在此项指标上的得分也是负数，得分在-0.66～-0.36之间；而印度的稳定性程度则要更差，得分在-1.53～-0.99之间。以2012年的数据为例，印度在该项指标上的得分为-1.25，位居倒数26位，仅排在阿尔及利亚、尼泊尔等国前，几乎可以列入非常不稳定国家。
在政府效能方面，总体上中国的表现好于印度，保持在-0.09～0.19之间，2006年后始终维持在正值；印度的政府效率得分略低于中国，最高值为0.11，最低值为-0.10。以2012年为例，中印两国在政府效能方面的得分分别为0.01和-0.18。
在监管质量方面，中印两国总体发展水平差不多，中国的得分在-0.34～-0.13之间，而印度则在-0.47～-0.23之间。值得注意的是，似乎两国监管质量的差距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在拉大。2003年，中国比印度领先0.02，而到2012年这一优势则扩大到0.21。2012年，中印两国在此项指标上的得分分别为-0.26和-0.47。
在法治方面，由于缺乏独立的司法系统，中国的法治得分一直是负分，大致范围在-0.32～-0.55之间，总体上没有太大变化。与此相反，印度的法治状况则不断恶化，从2003年的0.10降至2012年的-0.10。2012年，中印两国法治得分分别为-0.49和-0.10。
在控制腐败方面，中印两国差异最小。总体上两国的腐败状况非常接近，中国的得分在-0.64～-0.41之间，而印度的得分在-0.57～-0.30之间。2012年，中印两国在该项指标上的得分分别为-0.48和-0.57。
2.贝塔斯曼转型指标(Bertelsmann Transformation Index)。该项目分析和评估129个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民主、市场经济和政治管理的质量，每两年发布一次评估指数。该项目的研究报告共由两个次级指标组成：第一是国家指标，对一国的政治转型和经济转型进行评级；第二是管理评级。其中，政治转型包括国家性、政治参与、法治、民主制度的稳定性、政治和社会整合这五个指标。上述五个指标均采用10分制，按照得分高低共分为10分、7分、4分、1分四个等级。
贝塔斯曼转型指数研究中对于中国政治转型的评估得分非常低，大约在3.0～3.5分之间，属于排名靠后的国家。其评分在过去10年中没有发生明显变化。五项指标中，在国家性方面中国毫无疑问已成功的解决了主权及民族国家认同问题，2003年得分为满分，最低得分为2006年的8.5分。而在政治参与、法治、民主制度的稳定性、政治和社会整合方面，中国的得分都低于3分，属于倒数的行列。而印度在民主政治方面则完全属于成功国家，得分在8分左右。其中政治参与的得分超过9分，最高分达到9.5分。在法治、民主制度的稳定性、政治和社会整合方面，得分也在7.5分左右。仅在国家性方面上，印度与中国相比稍弱。2012年，中印两国的平均得分为4.27和6.51，其中在国家性指标上，中国为10分，印度为8分；除在民主制度稳定性上得分为1分外，中国在其余三项指标上的得分均为2分；而印度除在法治指标上的得分为6分外，其余三项指标上的得分均为8分。[19]
3.政体指数(Regime Ⅰ、Ⅱ、Ⅲ、Ⅳ)。该项研究采用行政录用、行政权威的独立性、政治竞争三个方面的六个衡量指标来对各国政体进行评估。目前最新的研究成果PolityⅣ包含了所有人口总数大于500000的主权独立国家民主发展的水平，涵盖时间为1800年至2012年。政体指数范围在-10分到10分之间，分数在-10到-6之间的是独裁政体，-5到5之间为半民主政体，分数在6至10的是民主政体。该研究计划承认公民自由是民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认为缺乏相关数据而未能将其纳入考察。
政体指数的三个变量中对于选举、政治竞争的强调使得在该项调查中中国排名非常靠后，大致在-7分左右，而印度的得分则在9分左右。单纯从政体指数来看，中印两国代表了两个极端，而且两国的得分情况基本保持稳定。[20]
然而，在政体指数研究项目所属的制度和平研究中心(the Centre of System Peace)同时进行的另一项研究国家脆弱指数(the State Fragility Index)中，中印两国又存在完全不同的表现。该项研究旨在从四个绩效维度对国家的有效性和合法性进行衡量：安全、政治、经济和社会。各项指标分别从有效性和合法性两方面予以测量，除经济有效性外(实行从1到4的五分制，其中4分表示极度脆弱)均实行从0到3的四分制。0分表示没有脆弱性，1分表示低度脆弱，2分表示中度脆弱，3分表示高度脆弱。国家脆弱性指数为一国上述四个指标有效性脆弱程度和合法性脆弱程度得分的总和，其中得分在20-25之间的为极端脆弱的国家，得分在16-19之间表示存在极高的风险，而12-15之间为严重的风险，8-11之间为中等程度的风险，4-7之间的表示脆弱风险性非常小，3分及以下表示几乎不存在脆弱性问题。
比较中印两国国家脆弱性的指数可以发现，在过去10年中，两国都有明显改善。中国的脆弱性程度从2003年的10分降至2012年的6分，如果是将此考察范围上溯至1995年，中国在此方面的成就更加突出。1995年，中国的风险指数为12，属于存在严重脆弱性的国家，而在2012年已跻身于脆弱性较小的国家。其中，有效性脆弱指数的下降最为明显，从1995年的7降至2012年的2分，主要归功于经济和社会领域脆弱性风险的下降。与此相比，印度在国家脆弱性的改善方面进步不如中国明显，从1995年的17分缓慢下降至2012年的13分。其中在政治领域，中国政治合法性的脆弱程度为2，远不是最为脆弱的国家；而为民主制度的印度，在政治合法性方面，也并非毫无风险，在2003年以后该项指标的得分才从与中国同为2分降至1分，即存在轻度脆弱性。而在政治有效性领域，两国都不存在风险。[21]
4.民主指数(The Democracy Index)。该项研究由经济学人信息社开展，对世界上166个国家或地区政权的民主程度进行打分和排名。该指数衡量了五个指标：选举程序与多元主义、政府运作、政治参与、政治文化和公民自由。每项指标按照质量高低从10分到0分进行打分。一国国家政权性质根据五项指标的总平均值分为“完全民主”(8至10分)、“有缺陷的民主”(6至7.9分)、“混合政权”(4至5.9分)和“独裁政权”(低于4分)四类。
在经济学人信息社的民主指数研究中，中国由于在选举过程及多元主义始终为零分，而公民自由指标上得分不足2分，导致总体得分非常低，保持在3分左右，居于最不民主的国家之列。在政府运行指标上，中国的得分大致在5分以内，没有发生明显改变。与外界普遍看法相反，自2006年以来中国政府在此项指标上的得分并没有完全体现出发展型威权国家在政府运行等方面具有较高绩效这一特征。在政治参与领域，中国政府的得分在2008年后有小幅度进步，但此后该指数的得分一直稳定维持在3.89分。而在政治文化领域，中国政治文化自由度和开放程度保持在中等水平。2006年首次评估时的最高分为6.25分，而在2010年后开始下降，2012年中国该项指标评分为5分。尽管如此，在经济学人信息社的评估中，中国政治文化的民主程度没有那么低。在政治参与领域，中国在该项指标上的表现有所进步，从2006年的2.78分上升至2010年的3.89分后一直保持稳定。[22]
与此相反，印度在总分排名上属于部分民主国家，其中主要原因在于参与和政治文化领域的表现较差，因而未能进入完全民主国家之列。在选举过程及多元主义、公民自由两项指标上，印度的得分多年来分别保持在9.58和9.41分，可见民主指数研究对于印度在这两方面的表现给予极高的评价。而在政府运行领域，自2006年来，印度的得分从8.21分降至7.5分，虽然变化幅度不大，却说明在这8年中印度民主政治运行中政府质量下降的趋势。
5.自由之家。从1978年起，自由之家开始连续出版年度自由评估报告，其关于各国自由度和政治权利的评估报告已经被广泛应用于政治学研究中。其中自由指数是其最著名的关于政治发展的评价成果。它根据政治权利和公民自由这两大类对各国的自由状况进行评估，认为政治权利包括公民依靠选举、竞争公职等方式，自由的参与政治过程。而公民自由则是言论和信仰自由、结社和集会的自由、法治以及不受国家干预的个人自由权等。其评估并不针对政府或者政府绩效，而是对公民实际享有的权利和自由竞选评估，每个测量对象都被赋予1到7区间中的一个数值，1表示自由度最高，7表示自由度最低，依据分值将它们评定为自由、部分自由和不自由三个等级。从1972年开始，中国在该项研究报告中的得分仅在1978-1989年间有过一定程度的变化，自1998年以来政治权利和公民自由两项的得分始终维持在7分和6分。同期印度在这两项指标上的得分分别为2分和3分。[23]
6.全球民主评级(Global Democracy Ranking)。该项排名是由位于奥利地维也纳的非政府组织(民主评级协会)发起的一项旨在针对全球各国民主质量的评估，自2008年起每年发布年度民主评级指数。该项目所调查的民主质量由一项占50%比例的政治因素(自由及政治制度的其他特点)和五个各占10%比例的非政治因素的绩效组成。其中政治因素共由七个次级指标组成，分别是政治权利、公民自由、性别指数、新闻自由、腐败指数、过去13年中政府首脑的和平更替、过去13年中执政党的和平更替。另五个非政治维度包括：性别(社会经济及教育领域的性别平等)、经济(经济制度)、知识(以知识为基础的信息社会，研究和教育)、健康(健康状况和卫生制度)、环境(环境的可持续性)。所有指标得分从最弱到最高得分在1到100之间。由于五个政治因素中最重要的政治权力、公民自由、新闻自由、腐败指数均来自于自由之家和透明国际的指数，因而不难想象中国在此项排名中得分之低。尽管加上了五个非政治维度，中国的得分依然非常低，自2005-2006年以来的6次评估中，得分分别为31.0，35.4，33.0，36.7，36.9，39.1；而印度的历次得分分别为47.5，49.7，49.1，50.7，50.1，54.1，处于中等之列。[24]
7.透明国际。透明国际组织所开发的腐败识别指数现已成为该领域使用最广泛的指标之一。从1995年开始，透明国际每年发表清廉指数，对世界各国的贪污情况进行排名。该数据反映的是全球各国商人、学者及风险分析人员对世界各国腐败状况的观察和感受。其数据来源是由一些专家学者从国际上重要、著名的调查报告提取有关人士对各个国家腐败程度的感觉和评判数据，加以综合评估给出分数。CPI(清廉指数)采用10分制，10分为最高分，表示最廉洁；0分表示最腐败；8.0～10.0之间表示比较廉洁；5.0～8.0之间为轻微腐败；2.5～5.0之间腐败比较严重；0～2.5之间则为极端腐败。自2012年起，该指数改用100分制。
从政府廉洁度来看，中印两国的腐败程度大致相似，甚至民主政府统治下的印度更为腐败。从2003年起，中国的清廉指数始终徘徊在3.2至3.6之间，在2012后有小幅度改善，2013年上升至4.0。而在印度，自2003年以来，印度的清廉指数缓慢从2.8攀至3.6。[25]2012年正值中国政府换届之际，新政府上台后将反腐败作为国内政治改革的头号任务展开，由于现有反腐败的力度及其效果还无法确认已经得到巩固，因而尚不能说明中国政府的廉洁程度开始好转。可以得出结论的是，尽管中国历届政府都强调把反腐败提到关系到党生死存亡的关键地位，印度民间社会也开展了轰轰隆隆的反腐败运动，但从数据上，两国政府的腐败程度没有发生明显变化，也不存在明显的相对优势。
三、西方视野下中印政治发展比较中的特点和问题
西方学者和国际评估机构的研究，大体上可以反映出国际社会对于中印政治发展的基本判断。这些判断中有共识，也存在许多矛盾之处。
首先，在政治竞争和公民自由这两项被西方国家和研究者认为是民主政治基本要素的指标上，几乎所有研究者和研究机构都对印度的民主制度赋予了极高的评价。在经济学人信息社的民主指数、全球民主排名、自由之家、政体指数等研究中，印度在民主政治的发展方面即使不能列为最成功的国家，也可以称得上是非常成功的国家。而中国被认为是缺乏政治竞争和公民自由受到严格限制的国家。这一点几乎在所有的西方学者和研究机构的研究中达到了共识，认为印度的民主制度更能够避免大的政策失误，更能包容社会的差异性和各种社会冲突，能够保证发展更具可持续性。就此而言，中国在政治发展的民主化方面还需要向印度学习。[26]阿玛蒂亚?森在谈及中印比较时，不止一次地指出由于缺乏自由和民主，虽然中国在经济的许多方面做得比印度好，却出现过大范围的饥馑(而印度却从未如此)。印度作为一个建立在民主制度基础上的政治体，运转得相当良好。印度的民主政治历经甘苦，已卓有成效地奠定了巩固的基础。这种自由民主制度具有其内在价值，是一种普适的价值观。[27]在《不确定的繁荣》一书中，他认为印度应该在经济、教育和医疗保健等领域向中国学习，但绝不意味着印度应该以牺牲自由和民主为代价，恰恰相反，印度的议会民主制是巨大的成功。[28]
其次，在政治稳定方面，国际评估机构对于中印两国的认识看法不一。世界银行世界治理指数中关于中国政治稳定和社会暴力冲突的评估中，尽管中国在此项指标上的得分为负分，但并不属于非常不稳定的国家。类似的结论在制度和平研究中心的国家脆弱指数评估中也可以看到。该指数将中国的国家脆弱性评分为6分，属于脆弱风险性非常小的国家。而在贝塔斯曼转型研究中，由于认为中国还未能向民主制度转型，政治稳定性得分几乎为倒数。对印度政治稳定的研究，学者和研究机构之间的结论差异性更大。在贝塔斯曼转型指数评估中，印度无论是在主权和国家认同、政治制度稳定性、政治和社会整合方面都属于成功国家。然而在世界银行治理指数中，印度在稳定和没有暴力/恐怖主义指标上却属于非常不稳定的国家。2012年的排名为倒数26位，仅排在阿尔及利亚、尼泊尔等国前。在国家脆弱指数评估中，印度也位于存在严重风险的国家之列。
对于中印在政治稳定方面认识的差异也存在于学者的研究中。关注未来中国政治转型的学者，往往认为中国面临着长期的政治不稳定；而这种风险，印度则是没有的。从由宗教、种姓、族群冲突引发的社会不稳定视角出发的学者，则认为中国比印度具备更稳定的政治秩序。因而在政治稳定性的比较上，学者们实际上是在两个不同的层面讨论两种不同的政治秩序。夸大中国政治不稳定或视中国为政治不稳定的国家，往往忽略了中国试图主动应对挑战和变革的能力；[29]而认为印度不存在政治稳定风险的结论则低估了宗教、种族、种姓等社会分裂结构转化为政治冲突，从而降低民主政治质量的破坏性。[30]
第三，在政府效能、质量监管和反对腐败问题上，中印之间并不存在明显的优劣之分。对此西方学者和国际评估机构对于中印的评价是一致的，认为两国均存在严重的腐败，在政府效率和质量控制两方面位于中等水平，印度总体上稍微落后于中国。对此，有学者解释道，经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民主政治在遏制腐败方面并不比威权主义下的发展型国家更成功。民主本身并不会显著导致更多或更少的腐败，相反，民主政治有利于遏制腐败关键依赖于经济的发展。发达的经济能够提供了资源和关键性的机构来保护合法行为，并划定追求和使用财富可允许的方式。此外，它还能提供腐败型掠夺以外的其他选择。中国封闭的政治和自主的精英，加上经济的蓬勃发展，使得政权最高层免于面临最严重的腐败压力。而在印度，政治开放和竞选压力，伴随着资源稀缺和被严重削弱的政治问责，导致腐败在各级政治和官僚机构中都非常普遍。[31]
第四，在政治参与领域，西方学者和国际评估机构一致认为印度政治参与的水平远高于中国，其中主要原因在于他们认为中国缺乏真正的竞争性选举。贝塔斯曼转型指数和经济学人的民主指数都认为中国是政治参与水平极低的国家，尽管二者承认中国的政治参与在过去近10年中出现了非常缓慢的进步。与此同时，印度在政治参与指标上的得分存在较大的差异。贝塔斯曼转型指数、政体指数都对印度的政治参与评价极高，其中贝塔斯曼转型指数中印度在政治参与指标上的得分超过9分(中国的最高分为2分)。然而，在将政治参与的效能纳入评估对象时，印度在该项指标上的得分明显下降。经济学人2012年指数中印度政治参与指标得分为6.11(中国为3.89分)。而在世界治理指数中表达与问责指标中，2012年印度得分仅为0.35分(中国为-1.58分)，排名第89位。这或许正是普拉纳布?巴尔坦所说的，印度在选举时积极参与的穷人，却无法惩罚那些无视其贫困、疾病和无知的政治家。政治参与不仅仅是选举时的自由投票，还应该包括投票背后对政治人物及其政策的理性选择。而这种理性选择的前提则是必要的经济条件、一定的教育水平和对信息的掌握、分析和自由运用。
四、关于中印政治发展比较的进一步思考
总体上看，中印政治发展比较中的不同结论，反映了西方不同学者和研究机构的两种思路：一种是集中于政体本身，关注中印政治发展的民主化程度，把重点放在政治竞争、政治代表、选举、政治自由等民主政治的程序性上；二是研究政治过程及其结果，即政府、公民社会、政治制度的表现如何，民众对于政府和民主的评价、经济增长、社会发展等。在前一种思路下，中国政治发展不仅与印度相比存在极大的差距，甚至落后于许多贫穷、动荡不安的亚非拉发展中国家。而在后一种思路下，由于政府在经济增长和人类发展水平两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中国的政治发展即使不能称作是成功的典范，也绝不是“失败”。反之，对印度而言，“有缺陷的民主”、“糟糕的民主”[32]等之类表述也同样说明，忽略政治过程及其结果，民主政治的价值也会受到质疑。
西方对中印政治发展比较的研究虽然存在着一定的偏差和歧见，但仍能引导我们思考当代发展中国家的一个基本问题，即民主政治的发展与竞争性的选举之间究竟存在何种程度的关联。民主不仅仅是亨廷顿所说的“实质是公开、自由和公平的选举”(尽管非常重要)，更重要的是罗尔斯所说的“公共理性的实践”。民主政治倘若将民主仅仅视作是一套自由的选举和投票制度，其缺陷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人们如何投票依赖于他们对问题的理解，依赖于他们认识到哪些目标值得追求。以选举为标志的民主政治不仅仅是终极目标，也应当是实现美好社会的手段。而未能成功地回应在经济和社会领域的挑战，正是印度民主制度受到严重质疑的原因。在这方面，中印两国学者对此都有足够的认识。印度的宪法制定者安贝德卡尔博士在说到民主时，一个核心论点就是民主不仅仅是一种政府组成方法，也是“一种联合生活的方式”。这一观点在中国也得到了共鸣。已故的宪政学家蔡定剑先生关于民主“是一种现代生活方式”说的也是如此。民主已不仅是一种国家制度的形态，而且也是一种社会形态和广大公众的生活方式。西方学者对于中国政治发展的各种争议都集中于一党领导体制的威权主义国家创造了经济发展的奇迹这一事实。而对印度民主政治的批评则集中于国家饱受缺乏将经济发展的宏伟目标转化为实际政策结果的能力这一困扰。
因而，民主政治发展比较研究中关注民主的程序性要素和民主政治运行的绩效两种思路之间应当是缺一不可的，忽略其中任何一方面都可能无助于准确地评价各国政治发展的真实现状。在西方国际研究机构对中印政治发展的一些基本结论中，这一缺陷非常明显。在政体指数、自由之家、民主指数等研究中，中国政治的发展在过去几十年中几乎没有任何变化，对此即使是对中国政治持最严厉批评的研究者恐怕也难以认同。而印度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的落后，所面临着的非常严重的腐败问题，使得“成功的民主国家”这一结论也失去了意义。正如民主理论研究专家普拉特纳所说，民主政权仅仅获得民主是不够的，它还必须能够有效地进行政府治理。无论民主政治必须满足其他怎样的标准，它还必须能够提供人们期望的任何形式的政府都能提供的福祉，从经济增长到教育再到个人及国家的安全。[33]经济学人信息社在其发布的民主排名指数报告中也特别指出，更具包容性和更广泛的民主衡量指标没有包括其他的一些方面，而这些被许多人认为也是民主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经济发展的水平和社会福利。该研究报告承认，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可以通过另外独立的研究来展现，但它们的某些结果与政治民主是一致的。[34]由此而不难发现，中国在这些方面的成功表现往往被迄今为止的西方给忽视了。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民主化浪潮以来，一方面民主的制度和观念在全球范围内扩张，另一方面产生了“非自由民主”、“病态民主”等各种带形容词的民主形式。当前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面临的挑战不只是是否具有民主形式的问题，更是是否具备强大善治的能力的问题。弗朗西斯?福山在《政治秩序的起源》中提出所谓“良好的政治秩序”包括三个基本要素：强大的国家、法治、负责制政府。[35]根据这一解释，以竞争性的选举为标志的民主仅仅是良好政治秩序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已。政治的发展离不开强大的国家和有能力的政府，民主除了大众选举，更应表现为负责任的政府。从这一点来说，西方对中国和印度民主政治发展的研究还待进一步深入，中国和印度的民主政治发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注释：
[1]Kennedy, John F. "The Basis of U.S. Interest in India: Its New Dimension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on Ind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Committe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 Growth, Washington, D.C., May 4-5, 1959.
[2]Charles Wolf, et al., China and India, 2025: A Comparative Assessment, Published 2011 by the RAND Corporation, http://www.rand.org
[3]参见Yasheng Huang and Tarun Khanna, "Can India Overtake China?" Foreign Policy, July-August 2003; Edward Friedman & Bruce Gilley, Asia""""""""""""""""s Giants: Comparing China and India,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4]参见Jahangir Aziz, Steven Dunaway & Eswar Prasad, China and India: Learning from Each Other, Washington, D.C.: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c2006; Susan Shirk, The Political Logic of Economic Reform in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Atul Kohli, Democracy and development in India: from socialism to pro-busines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5][美]亨廷顿著，张岱云等译：《变动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
[6][美]巴林顿?摩尔著，托夫，张东东等译：《专制与民主的社会起源》，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253页，330页，331页。
[7][美]斯考切波著，何俊志，王学东译：《国家与社会革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8]Stavrianos, L.S.(1981). Global Rift: The Third World Comes of Age. New York: William Morrow, 1981, p. 607, p.610, p.611, p.645.
[9]Justin Yifu Lin, Fang Cai & Zhou Li, The China Miracle: Development Strategy and Economic Reform,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c2003. Rev. ed; White, Gordon(1994). "Democratization and Economic Reform in China."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31: 73-92; Long, Simon(2005). "The Tiger in Front: A Survey of India and China", The Economist, March 3, 2005.
[10]Edited by Edward Friedman & Bruce Gille, Asia""""""""""""""""s Giants: Comparing China and India,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p.205.
[11]Ibid., p.235.
[12]Ibid., p.36, p.227.
[13]Jean Drèze and Amartya Sen, An Uncertain Glory: India and Its Contradictions, Penguin Books Ltd, 2013.
[14]Pranab Bardhan, India and China: Governance Issues and Development,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68, No. 2(May)2009: 347-357.
[15]“北京论坛2012专访伯克利大学普拉纳布?巴尔坦教授：中国与印度发展模式对比与研究”，http://pkunews.pku.edu.cn/2012zt/2012-11/05/content_256775.htm
[16]Beetham, David, Stuart Weir, Sarah Raching and Lan Kearton, International IDEA Handbook on Democracy Assessment, Hague,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2001.
[17]http://eacsurvey.law.ntu.edu.tw/chinese/intro.html
[18]http://www.worldbank.org/wbi/governance
[19]http://www.bti-project.org/bti-home/
[20]http://www.systemicpeace.org/polity/polity4.htm
[21]http://www.systemicpeace.org/inscrdata.html
[22]www.eiu.com
[23]www.freedomhouse.org
[24]http://democracyranking.org
[25]http://www.transparency.org
[26]Friedman, Edward(1998), "Development, Revolution, Democracy, and Dictatorship: China Versus India?" in T. Skocpolt(ed.), Democracy Revolution, and History,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pp.102-123.
[27]Amartya Sen, Democracy as An Universal Value, Journal of Democracy, 10.3(1999)3-17.
[28]Jean Drèze & Amartya Sen, An Uncertain Glory: India and its Contradiction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3.
[29][美]沈大伟：“中国的共产主义政党——国家体制：西方的视角”，载《国外理论动态》2011年第3期。
[30]http://timesofindia.indiatimes.com/business/india-business/Political-instability-a-major-concern-for-India-Inc-Survey/articleshow/27543708.cms
[31]Yan Sun & Michael Johnston, Does Democracy Check Corruption? Insights from China and India, Comparative Politics, Vol. 42, No. 1(October 2009), pp. 1-19.
[32]Rajeev Dhavan, Fixing a flawed democracy, the Times of India, Oct 4, 2013; David Pilling, India""""""""""""""""s messy democracy works rather well, The Financial Times, March 18, 2009; Let Walmart in, The Economist, Dec 3rd,2011.
[33]Plattner, Marc F., The Quality of Democracy: A Skeptical Afterword,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15, No. 4, 2004.
[34]Democracy index 2012: Democracy at a standstill, A report from The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http://www.eiu.com/public/topical_report.aspx?campaignid=DemocracyIndex12
[35][美]弗朗西斯?福山著，毛俊杰译：《政治秩序的起源》，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