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世界经济依然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形成的陷阱中挣扎。尽管欧洲和美国采取了看似强大的政府行动，但这两大经济体都遭到了深度而长期的低迷。现状和若不发生危机最有可能的状态之间的差距是巨大的。在欧洲，这一差距在今年又有所扩大。
发展中国家境况略好，但即使是它们也没有带来什么好消息。这些经济体中最成功者以出口为增长基础，在金融危机爆发后依然保持扩张，尽管出口市场遭遇重创。但它们的表现在2014年也出现了剧烈恶化。
1992年，克林顿凭借一句简单的口号成功问鼎美国总统：“是经济，蠢货。”从今天的角度看，那时的情况并没有那么糟糕；典型美国家庭的收入在今天还要比那时低一点儿。但我们可以从克林顿的努力中获得点启发。影响今天全球经济的症候可以用两句简单的口号表达：“是政治，蠢货”和“需求，需求，需求。”
2014年几乎席卷全球的停滞完全是人为的。这是几个主要经济体政治和政策——抑制需求的政治和政策——的结果。没有需求，投资和就业就无法实现。就这么简单。
欧洲是最显著的例子。欧洲正式采取了紧缩政策——减少政府支出导致私人支出愈加疲软。欧元区的结构制约了其面对危机冲击时的调整；没有银行联盟，资金逃出冲击最严重国家、削弱它们的金融系统、制约它们的贷款和投资能力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振兴经济大计的三支“箭”中有一支发错了方向。4月份消费税增加之后的GDP下降进一步证明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好像此前付出的代价还不够沉重似的。
美国的紧缩力度最小，经济表现也最好。但即使在美国，公共部门雇员数量也比危机前减少了约650,000名；在正常情况下，这一数字应该增加两百万左右。结果，美国也在遭遇困境，增长如此萎靡，以至于工资基本保持停滞状态。
新兴和发展中国家的增长减速主要体现了中国的减速。如今，中国已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按购买力平价衡量），也一直是全球增长的主要贡献力量。但中国令人瞩目的成功也产生了自己的问题，这些问题迟早总要解决。
中国经济从数量向质量的转型是值得欢迎的——也几乎是必不可少的。此外，尽管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反腐运动可能导致经济增长进一步减速，因为许多公共合同将陷入瘫痪，但习近平没有理由会有所松懈。相反，其他破坏对其政府信任的因素——普遍的环境问题、严重且不断恶化的不平等性以及私人部门欺诈——也需要以同样的力度解决。
简言之，世界不必期待2015年中国还能顶起全球总需求。中国不拖后腿已属不易。
与此同时，对于俄罗斯，我们可以预期西方制裁将令其增长放缓，而已然十分疲软的欧洲也将受到消极影响。（这并非是要反对制裁：世界必须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有所反应，而反对这样做、意图保护他们的投资的西方CEO表现出令人失望的没有原则。）
过去六年来，西方认为货币政策可以充当救世主。危机导致了巨大的预算赤字和增加的债务，这一思维认为，去杠杆化的需要意味着财政政策必须靠边站。
问题在于低利率无法刺激企业投资，如果它们的产品根本没有需求的话。低利率也不会刺激个人贷款消费，如果他们焦虑自己的未来（很应该如此）的话。货币政策可以做什么？形成资产价格泡沫。它甚至推高了欧洲政府债券的价格，从而阻止了一场主权债务危机。但必须搞清楚，宽松货币政策重塑全球繁荣的希望是渺茫的。
这就把我们引回了政治和政策。需求是世界最需要的东西。私人部门——即使有货币当局的慷慨支持——无法提供这个东西。但财政政策可以。我们有的是可以带来高回报的公共投资选项——远远高于真实资本成本——并且还能强化实施投资的国家的资产负债表。
2015年世界所面临的问题不是经济问题。我们知道如何摆脱当前的颓势。问题在于我们愚蠢的政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