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包括某些著名学者和重要政府官员在内的许多人都默默假定或公开指出，经济增长会带来政治的稳定，甚至建立和平的民主体制。他们认为，“经济发展是世界稳定与和平的关键因素之一”；关系到“共产主义赖以滋生的欲望和动荡环境”；经济的进步“可以形成阻碍国际共产主义扩张的防波堤”。近来，汉娜· 阿伦特（Hannah Arendt）也在讨论革命话题的名著中把最激进的革命极端主义归咎于贫困。
这类观点业已对美国的对外援助政策产生了影响，对外经济援助经常被视为“对走向民主世界的有秩序的政治演化及和平的投资”。例如，在一份呈交国会的总统咨文中，艾森豪威尔就为申请对外援助资金辩解说，欠发达国家的“政府面临被共产主义颠覆的巨大危险，除非它们有希望实现显著的经济发展”。某些资深学者组成了一个委员会，其成员无不声名显赫，几乎聚齐了经济发展研究领域的美国学者中的所有名人。他们向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提交了一份指导性的报告，后来以《新兴国家》为书名出版。该报告提出，美国应该把大多数对外援助投向那些正处在经济发展“起飞”阶段的国家，还没有为这个快速增长阶段做好准备的国家则只能得到少量援助，主要形式是技术支援。在援助配置方面采取倾斜主义的理由是，把一定数量的援助集中投向处于高速增长阶段的国家将会带来更快的增长。这种政策考虑并非基于直接的人道主义理由，而是服务于美国的长期政治利益，特别是同苏联的冷战。虽然至少有部分经济发展领域的学者拒绝接受对政治稳定的“简单的唯物主义”解释，但他们的政策建议中依然明显保留了如下假定，即维持某些欠发达国家的快速经济增长是美国在同苏联的冷战中让“外交政策行之有效”的关键。同时，许多共产主义者也认同这一理念，也就是说贫困是革命的前奏，他们说，穷人“能失去的只是锁链”。
当然，仍有部分学者认识到，人们关于经济增长与政治稳定之间的联系的假定显得过于简单，或者说这样的联系根本就不存在。可是他们对于经济增长与政治稳定之间正相关关系的否定在很多时候只起到了注脚的作用，也未能说服更多的人。因此，简单地否定经济增长必然带来政治稳定是不够的，我们需要提出一个大胆而坚定的截然相反的论点。或者说，我们现在不是要小心谨慎地去求证经济增长会带来政治稳定，而是应明确而果断地指出，快速的经济增长是导致革命和动荡的主要作用力。很显然，人们从来没有讨论过快速的经济增长为什么会带来政治动荡的各种原因，至少未曾在书面上表达出来。把这些原因加以陈述和综合，以揭示快速经济增长发挥的巨大的不稳定作用，如今正逢其时。
二
对于经济增长和政治革命之间关系的任何深入分析都必须考虑那些推动革命的个人所面对的问题。革命社会学领域的学者们通常认为，那些参与极左或极右翼“群众运动”（此类运动的目的是带来革命性的跃进，而非渐进式的改良）的人，其特征是和现存社会秩序相对缺乏联系。这些人往往并不紧密依附于组成社会的任何子群体，包括大家族、自发性协会、职业群体或者社会阶层。
于是，该领域的部分学者言之有据地提出，经常被人们视为共产主义革命者的特别力量来源的工会，事实上经常发挥着降低共产主义革命概率的作用，主要原因是工会提供了一种新的群体联系，把工人和现存制度连接在了一起。马克思主义把社会的阶级划分理解为革命的动力所在，可有的社会学家则认为它们是有利于社会稳定的组织。那些没有明确社会地位的人（declasse）、阶级纽带最薄弱的人，实际上最有可能赞同革命性的变革。相反，阶级位置稳固的人其实最不容易受到鼓动。即便是那些深陷最底层的、最不幸的人，通常也不会成为革命的先锋队，因为他们虽然身处社会阶层的卑微位置，却有安全感。极端贫困的人即便迫切希望生活能得到真实的改善，但在应付温饱之余，也很少有剩余的激情去争取更好的政治制度。埃里克·霍弗（Eric Hoffer）说：“这样就形成了一种穷人的保守主义，它与特权阶层的保守主义同样有着深远的影响”。所以，倾向革命的人并非长期生活在贫困中的人，而是那些社会地位正发生改变的人。
三
下一个问题是，快速的经济增长将如何影响那些没有明确社会地位的人，或者说那些失去其他群体所拥有的社会身份的人的数量，这类人处在易受革命暴动感染的环境中。
如今的人们已经普遍认识到，经济增长主要表现在创新和技术变革上面，而非依靠简单的资本积累，或者说通过更多的资本来扩张旧的生产方式。因此，经济增长、特别是快速的增长往往涉及生产方式的深刻变化。它会带来不同产业部门重要性的升降、市场需要的劳动力类型的演进，以及生产的地理分布的改变等。这也意味着人们生活和工作的方式及地点的变化。尤其重要的是，经济增长还伴随着收入分配格局的巨大变迁。
在快速增长的经济体中，有些人收获多多，有些人则损失惨重，这一事实会削弱阶级和种姓的纽带。某些人崛起后将超越自己的出身背景，而另一些人则会从原有的位置坠落。这两群人通常都没有明确的社会地位。他们的经济状况使他们不可能完全归属自己出身的阶级或种姓，而他们的社会地位又令他们难以被收入水平相称的阶级或种姓容纳。于是，快速的经济增长便削弱了把人们和社会秩序捆绑起来的阶级和种姓纽带。
其实，种姓和社会阶级并非快速的经济增长打破的唯一社会群体。即便是家庭组织也会被与经济增长相伴的职业和区域的迁移所摧毁，宗族或大家庭受到的冲击尤甚。通常围绕家庭来组织的自给自足的农业和棉纺织业，被雇用独立工人的工厂生产所取代，这会动摇家庭的纽带。与之类似的是，现代商业体制注定要削弱乃至摧毁部落、庄园、行会以及农业村落。被经济增长从这些群体中撕扯或诱惑出来的失去根基的灵魂自然很容易受到革命激情的鼓动。
四
假如我们认识到快速的经济增长意味着迅猛的结构变革，而经济变革又会导致社会秩序的调整，那么很显然，经济增长的获益者和受损者都可能成为不稳定的力量，它们两者都可能不适应现存秩序。本文将指出，首先，经济增长会扩充“新贵”（nouveaux riches）阶层的人数，他们可以借用自己的经济实力来改变社会和政治秩序，为本身的利益服务；其次，看似矛盾的是，增长同时也可以制造出数量惊人的“新贫”（nouveaux pauvres）阶层，与其他更无知的人相比，这类成员对于自身的处境有着多得多的怨气。
人们从经济增长中得到的收益不成比例，这个事实意味着经济实力将得到重新分配。然而在新的经济实力格局与旧的社会和政治权力格局之间，将会出现“矛盾”（这基本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说法）。某些人所处的经济地位同自己在旧的社会和政治等级中的地位不相称，这不但令他们身陷尴尬的位置，感觉被社会排斥，同时也让他们掌握了某些资源，可以用来改变现存的社会和政治秩序，为自己服务。对于一个社会而言，经济体系、社会体系和政治体系很明显是相互依赖的组成部分，如果某个部分发生快速变化，其他方面就必然产生不稳定。财富的分配会产生政治和社会效应，这个命题毋庸置疑。假以时日，那些摘取了经济增长果实的群体（或者他们的后人）完全可能建立一套新的社会和政治秩序，与新的经济实力的格局相匹配。但如果经济增长的速度太快，通向新的均衡点的过程就可能变得高度不稳定。
在欧洲历史上，工商业革命就曾经导致上述的局面。在现代欧洲发展的早期阶段，工商业的成长催生了人数和财富都越来越多的中产阶级，随着他们的势力、特别是相对于土地贵族的势力的增长，这个阶级开始要求并最终得到了与其财富相当的更多的政治权力。他们对政治权力的渴求很明显是中产阶级参与法国大革命的背后动力，也是欧洲现代史上多次政治动荡的根源。自由主义和自由放任的经济学说的兴起也同工业革命给欧洲带来的新兴利益阶层有关，这些思想进而加剧了政治环境的动荡不安。
在现代早期和现代欧洲，中产阶级并非唯一的造成环境不稳定的经济增长的获益者，其他类型的获益者也在试图改变既有的经济秩序。例如，城市地区通常能够从经济增长中获得更大比例的好处，使许多人离开乡村，到城里来寻找报酬更高的机会，但许多受益者可能并不满足。人们受到城市新兴产业的高工资的诱惑，放弃了原来的村落、庄园、部落或家族，他们完全可能成为经济增长的心怀不满的受益者。这些人虽然是自愿来到城市，却脱离了原来的社会归属，同时又难以很快在城里建立社会关系。因此，他们容易卷入喧嚣的群众运动。这些被高工资和经济增长的其他成果吸引到城市的乡下人经常会患上一种思乡病，怀念过去那种经济上更加贫困但社会上更为安全的田园生活。例如，英国的宪章主义者（Chartists）就曾提出建议，要求给工厂的工人提供小块农地。但随着英国的工人逐渐适应了城市化、工业化的社会秩序以后，上述建议便丧失了对大众的吸引力，取而代之的则是改善工业化的城市生活条件的计划。北欧各国的工人运动表现出了不同的极端程度，这与它们的工人阶级中来自农村移民的比例密切相关，而该比例又取决于不同的经济增长速度。最早开展工业化的国家是丹麦，过程最为平稳，农村移民向城市工人阶级转换的速度也最缓慢。而在瑞典，工业化对农村移民的吸纳起步较晚，速度更快，劳动力转移带来的不满情绪和政治极端主义就表现得更为强烈。这在挪威还要突出。还有，大量的人口集中在城市，更便于宣传鼓动，有利于新思想的传播，暴乱和起义在城市更容易组织发动，这些因素都很重要。一旦某种意识形态得到充分酝酿（比如明确为城市无产阶级服务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增长及其带来的城市扩张就特别容易诱发革命。
从农村到城市的移民不过是经济增长导致的地理流动的类型之一。正如城乡的分化一样，随着经济的扩张，某些产业或地区可能发展得更快，而其他一些可能走向衰落。人们会在城市之间迁移，或从乡村走向城市，追求更大的增长红利。这类迁移也将导致令人苦恼的社会关系网的断裂。杰克逊式民主主义（Jacksonian democracy）、民粹主义、美国大草原地区某些边疆州社会主义政党的罕见强势、美国西部矿业工会以及无党派联盟（Non-Partisan League）所表现出的激进主张，不能完全归咎于经济衰退或停滞。在这些不安定运动发端的时期，西部边疆地区还在迅速扩张，从快速增长获得好处的人往往随处可见。但在边疆地区，特别是刚成为边疆的地区，约束人们的社会纽带和社会群体还没有足够的时间得到充分发育，于是很多人就容易受到蛊惑，去反对现存的政府和传统习惯。这类因素或许有助于解释特纳（Turner）提出的“类革命”（quasi-revolutionary）或者“反抗性边疆民主主义”（rebellious frontier democracy）——人们过去曾通过“自立先锋”（self-reliant pioneer）或“劳动安全阀”（labor safety valve）理论来加以诠释。
五
显然，与获益者一样，增长的受损者也可能成为不稳定的因素。他们在社会秩序中的地位同样在改变，与现有社会同样不能完全匹配。
还有，与人们通常假设的情形相反，经济增长可能导致受损者的人数大量增加，例如，生活水准下降的人的数量显著增加。这一点乍看起来有些荒唐，因为根据定义，经济增长意味着平均收入的提高，所以获益者的好处的增加足以补偿受损者的所失。然而在平均收入提高的同时，陷入贫困的人的数量却可能增加。如果少数获益者得到的好处特别多，超过了大量受损者的损失总和，那么在平均收入提高的情况下，收入的中位数值就可能下跌。或者说，尽管平均收入水平有所增加，普通人的收入水平却可能减少。
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陷入贫困的人数却在增加，这种情况并非只存在于理论上，很多时候也具备现实的可能性。那是因为在经济快速增长的时期，经常会有几方面的力量使得大部分收益集中到相对少数的人手里，而受损面却广泛扩大。其中之一便是工资的粘性大于产品的价格，这样当市场需求随经济增长而提高的时候，企业主可以根据需求上涨幅度同步抬高产品价格，而工资的提升速度就慢得多。任何一位经济史学家想必都很清楚，在通货膨胀较高的时期（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似乎有着某些联系），这一现象将变得更为重要。学者们曾根据同样的逻辑指出，通货膨胀导致收入更多地流向企业主，而不利于工薪阶层。
另一个导致经济增长成果分配不平衡的力量与增长涉及的技术变革有关。假如某家企业或者一部分企业开始应用新的生产技术，它能带来比传统技术高得多的生产力和生产效率，那么依然沿用传统技术的企业的利润就会减少，甚至遭遇破产。除非同一个产业的所有企业都在同一时间应用新技术，否则我们就肯定会看到，新技术的出现将导致各家企业的盈利水平差异扩大，并把某些企业淘汰出局。如果我们把生产要素受到的影响考虑进来，例如受损企业的雇员，就会意识到经济增长将带来严重的人道和政治问题。比如，被机器取代的非熟练工人和熟练工匠都很容易成为社会的不稳定力量。
毫无疑问，快速经济增长时期出现的现代机械和新技术会带来更高的生产力，从长远来看，这有助于增加社会所有阶级的收入水平。然而那些在短期内受到损害的人们心里很清楚，从长期来看，大家都会死，因此他们易于被动乱风潮所鼓动。在英国工业革命时期，全国的总财富和人均收入水平无疑都得到了提高，但许多失业的纺织工人却承受了惨痛的损失。勒德主义（Luddite）发起的破坏能提高生产力水平的机械的抗争运动，就是人们对经济增长短期收益分配不平衡的激烈反应。
某些社会群体在短期内会因为经济的快速增长而受到损害，同时在工业化的早期阶段，许多国家都缺乏缓和受损者痛苦的保障制度，使当时的情况雪上加霜。传统的社会组织，例如部落、大家庭和庄园等，经常还保存着各种帮助困难成员的办法。成熟的工业社会也建立有发达的福利体制。但那些处在快速工业化早期阶段的国家却往往没有恰当的制度来照顾被经济增长损害的群体。在前工业化社会，失业通常不是严峻的问题。在部落社会中，这个概念完全不存在，它其实是一个新近产生的词汇。只有在传统社会启动工业化之后，摩擦性或其他性质的失业才会产生，给社会的某些群体造成严重困难。由于这类问题是新出现的，当时的社会还不会很好地处理。于是失业现象在19世纪愈演愈烈，连美国和英国都没有建立良好的处理机制。
简而言之，快速的经济增长可能导致某些人丧失部分收入，此外，被失业等新问题困扰的人更可能变得一无所有。这样，与其他许多会同时制造赢家和输家的事件一样，经济增长给人们带来的不平衡与不安全感就可能成为社会的不稳定力量。
在某些情况下，经济增长的获益者人数会超过受损者，不过，其中部分人的绝对收益虽然有所提高，相对而言却仍可能遭受损失。也就是说，相对于社会中的其他人而言，他们的地位下降了。这些人从经济增长中获得的收益较少，他们会发现，由于其他人获得了更大的增长红利，自己落入经济阶梯中的更底层。此前的某些研究提供了有趣的间接证据，考察了绝对收入水平有所增长但相对经济地位下降的人的反应。这些研究源自有关凯恩斯消费函数的争论，它们认为，当社会中其他人的收入较低的时候，给定收入水平的家庭把收入用于消费的比例会降低。也就是说，一个家庭的消费不但受自己的收入水平影响，而且取决于社会中其他人的收入水平。詹姆斯·杜森贝里（James S. Duesenberry）教授用“示范效应”来解释此类现象。其含义是，随着周围的人的消费水平的提高，人们扩大消费的欲望便会增强，导致储蓄占收入的比重下降。根据这个逻辑我们也似乎可以推断，某个群体的经济地位下降时，可能产生一定的不满情绪，而这样的不满情绪不见得能被绝对收入水平的提升所抵消。
因此，除了前文所论述的获益者可能成为不稳定因素以及经济增长可能带来数量更多的受损者之外，即使增长制造的获益者人数超过受损者人数，某些获益者仍可能因社会地位的相对下降而产生一定程度的不满情绪。
六
另外，人们普遍认可的“随着经济的增长，生活水平随之提高”的假设还有一个最致命的错误，那就是它忽略了经济增长率大幅提高的同时消费水平却出现下降的可能性。而这种情形可以用非常基础的多马模型（Domar-type）来解释。假定边际储蓄倾向等于平均储蓄倾向，由S来代表，假定边际资本产出率为R，收入水平为Y。那么，收入提高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式就应该为dY=dS/dR。再假定资本产出率为3:1（这是个很普通的水平）。当然，用资本产出率来做预测、计划和严格分析的工具有很多缺点，但并不妨碍这里要分析的内容。资本积累是否如某些人预想的那样是经济增长的基本动力也存在疑问，但它与经济增长有相关关系却是肯定的。因此，让我们姑且接受一个通常的假定，即经济停滞的欠发达国家的储蓄率往往只有5%，年增长率不足2%，也就是说刚好能满足人口的增长。我们再假设某个国家将通过自身的努力把年增长率提高到5%，在资本产出率保持不变的情况下，需要把储蓄率提高到15%。而这意味着为了将储蓄率提高至原来的3倍，必须把生活水平降低10%。所以，如果经济增长需要的资金主要来自国内的积累（事实往往如此），那么增长率的快速提高就往往会导致生活水平的下降。诚然，在一段时间之后，经历了更快增长的国家可以再次降低储蓄率，享受比以往更高的生活水平（另一个前提是人口的增长速度要低于经济的速度）。甚至在过了足够长的时间后，即使不把储蓄率降下来，该国的消费水平依然可以超过从前的水平，因为在收入有了充分的增加以后，即便用于消费的比例依然较少，但绝对数量也可超越以前的标准。不过一个残酷的事实是，通过自身动员来大幅度提高增长速度的国家必须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忍受生活水平的下降。
人们普遍认为，饥饿和剥削将导致不满和愤怒，因此经济增长会减少动乱的发生。然而一个很简单的事实是，在短期内，经济增长与减少饥饿和贫困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可见以上的论断未必成立，何况它还有其他缺陷。实际情况是，快速的经济增长完全可能造成生活水平的普遍下降。
或许是出于偶然，生活在欧洲经济快速增长、资本大量积累时代的马克思也强调说，“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投入其他物品的资本与投入劳动的资本之比）是资本主义的发展反而导致工人生活日趋贫困的基本原因。但这至少是个很有意思的偶然现象，或许是由于马克思的洞察力远甚于他的逻辑推理。
因而以上论述的结论是，经济增长的获益者自身也可能发挥不稳定的作用，这是由于他们的社会地位有了变化。增长的受损者同样会发觉自身社会地位的改变，与长期处于贫困中的人相比，他们更容易产生憎恨情绪，也更清楚通过行动来改善生活的可能性。人们假设经济增长有助于平息社会的不满情绪，但事实是，快速的经济增长未必能在短期内提高大众的收入水平，此外该假设还有其他问题。另外，即使收入能够增加，人民的生活质量也未必能提高，因为与经济增长相伴的储蓄率的提高会相应降低消费水平。
七
经济增长并不是只和资本积累有关，它还关系到教育、技能与技术的进步。因此对于欠发达国家而言，增长意味着人们对于更高的生活水平、新的思想和新的政府体系拥有更多的认识。增长将带来“预期提高的革命”（revolution of rising expectation），特别是，人民对政府的行为会有更高的要求。经济增长会使以前生活水平较低的一部分人获得更高的收入，从而刺激或加剧上述预期的提高。于是在经济领域也可能存在相应的趋势，使人们对改革的要求在改革启动之后继续增加。托克维尔曾清晰地指出过这点：革命并不总是爆发在一个糟糕的社会继续堕落的时候，它最容易触发的情况是：人民以前对沉重的压迫性法规熟视无睹，没有怨言地默默承受，可一旦负担略有减轻，他们就会狂暴地甩掉所有的枷锁。被革命摧毁的社会秩序基本上总是优于革命后马上建立的秩序。而历史经验则显示，对某个糟糕的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就是它打算启动改革的关口。如果一位诸侯计划解放束缚已久的臣民，他必须是伟大的天才。人们通常把自己所遭受的苦难视为宿命，可一旦点燃了摆脱命运的希望，这样的痛苦就变得无法继续忍受。所有被减轻的压迫都让人更加关注那些仍然存在的束缚，使人们感觉更加痛苦。因此，尽管苦难有所减轻，人们对它们的感受却加深了。封建领主制度在其巅峰时期并没有像它灭亡前夜那样激起法国人的深仇大恨。人们可以接受路易十四的所有暴政，但对路易十六哪怕极其轻微的专权举动都觉得难以容忍。
与以前的很长一段时期相比，如今的美国黑人对于种族歧视的觉悟以及通过行动来改变命运的期望要高得多。在最高法院做出种族隔离学校不合法的历史性判决，以及政府采取一系列有利于种族平等的措施之后，人们的不满情绪似乎反而增强了。此外，这样的不满情绪看来还与黑人的经济条件改善有关。还有其他各种例子可以说明，改革催生了起义。不过这里要强调的是，经济增长与政治改革一样，会让人们意识到获得进一步改善的可能性，从而带来更大的不满足。
然而，至少在有一种情况下，经济增长并不必然伴随着人们对于新的知识、新的政府体制的更多了解，甚至与物质生活水平可能得到的改善也无关。那就是在现代专制国家，媒体被严格控制，完全用于讴歌现存制度，不涉及任何威胁现状的新思想。斯大林或希特勒式的现代专制主义体制还拥有其他保证社会稳定的手腕，特别是，它们会把所有对主流体制表现得不够积极的人都清洗出去。斯大林的五年计划时期的苏联有着高速的经济增长，而国家却相对稳定，背后的原因是显然的与斯大林或希特勒的统治相比，其他一些专制国家的压制并没有那么彻底，但它们也很有效地控制了社会的反对情绪。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日本就是这样的例子。
当然，压制并非经济增长之外唯一能影响政治稳定程度的因素。很显然，领导人的魅力、宗教冲突、意识形态的改变以及其他因素，都可能对某个国家的政治稳定产生独立的影响。单从经济增长的角度来诠释政治稳定不免会显得有些荒唐。的确，严重的经济萧条，或者收入水平的突然下降，都可能制造不稳定，与快速经济增长可能带来不稳定的许多逻辑是一样的。同快速的经济增长类似，经济的迅速衰退也会导致人们的相对经济地位发生重大改变，使经济实力的格局与政治和社会权力格局出现矛盾（德国和中国的严重通货膨胀也有着类似的作用）。因此，快速的经济增长和突然的经济衰退都会造成政治的动荡，这样的说法并没有不一致的地方。只有经济的稳定（既无快速的增长也无突然的衰退）才有利于维持社会和政治的平稳。可是若据此提出，经济的停滞可以保证政治的稳定，那又有可能迈入荒谬。因为除了经济增长之外，还有若干因素可能导致政治动荡，所以在任何一种经济状况下，政治不稳定都可以出现。
这样一来，要验证快速经济增长容易诱发政治动荡的假说就会变得极其困难。即使我们能证明，所有的经济快速增长时期都出现了政治不稳定，该假说也未必就能成立，因为政治动荡可能是同时期的其他因素导致的。与之相似，假如经济增长与政治动荡之间表现出一种负相关关系，该假说也未必不成立，因为威权统治以及其他维护稳定的因素可能压倒经济增长带来的动荡冲击。如果我们发现经济的快速变化与政治动荡之间存在正向或负向的相关关系，那只能得出有待验证的经济增长有或者没有不稳定影响的假说。要想得出最终结论，就必须对大量的不同类型的案例进行详尽的历史研究。这类研究需要非常认真和详细，不但要考察经济变革和政治变革在时间上的关系，还要涉及具体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变革的相互作用。这样的研究需要理清快速经济增长中的获益者和受损者，分析其他所有影响政治稳定程度的变量，才能对经济发展产生的作用作出判断。如此大规模的历史案例研究应覆盖经历过快速经济增长或政治动荡的所有历史时期和各个国家，显然超出了这篇短文的范围，也超越了我的能力所及。然而非常重要的是，尽管困难重重，但历史学家们仍需及早着手这个领域的至少部分课题的研究。
八
在其他一些重要的历史背景下，经济增长与政治稳定的关系尤其值得关注，例如宗教改革时期、英国内战时期、法国大革命时期、19世纪欧洲中产阶级崛起时期、欧洲大陆马克思主义兴起时期以及俄国革命时期。
首先，我们很清楚，宗教改革前经历了一段时期的经济增长。研究中世纪和现在早期制度发展的学者们可能会对经济开始加速的具体时间有所疑问，但可以确定的是，在宗教改革发展为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之前，经济增长的速度的确加快了。另外，宗教改革在地理大发现和商业革命的时期持续了下来。我们还可以确定，宗教改革是一场深刻动摇了社会秩序的运动，它破坏了中世纪秩序的大量残余，威胁到了这种秩序的统治地位。尽管英国亨利八世与教皇绝交以及德国某些诸侯的信仰皈依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宗教改革主要还是群众性的运动。它的特征反映在同时期的农民起义上，成千上万的人自愿改变了信仰，甚至不顾政府的反对和压迫。三十年战争除了统治阶层参加外，也有大量的群众卷入其中，从而影响了德意志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现代欧洲的早期阶段为持不同政见者和颠覆性的群众运动的孕育提供了沃土，很难归结于经济发展停滞所致。
宗教冲突持续下去，并在英国内战中达到高潮，也和民众的觉醒有深刻的联系。在大范围的宗教冲突爆发前和爆发过程中，都出现了显著的经济增长。因此，用经济停滞很难解释最终导致内战爆发在内战后的很长一段时间，英国社会的分裂性似乎减弱了许多。直至工业革命启动之后，民众的不满程度才重新开始增加。从18世纪后半叶到19世纪前半叶，英国曾在1780年代接近革命边缘，而后兴起了勒德主义运动、宪章主义运动、1832年议会选举法修正案，以及数量众多的小规模骚乱和起义，这段时期的经济处在迅速增长中。到了19世纪后半叶，现代工业社会的秩序已基本奠定，经济增长率逐渐降低，不再对传统社会形成破坏，政治气氛也随之安定下来。
人们曾指出（至少自托克维尔关于古代制度的著作发表以来），法国大革命也是在一段时期的经济增长之后爆发的。托克维尔还认为，法国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对革命最为狂热，最落后的地区则最缺乏革命的激情。正如克雷恩·布林顿（Crane Brinton）所言，与其他革命一样，法国大革命的领导者通常都不是来自最贫苦的阶级。尽管贵族和下层阶级有时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新兴的中产阶级以及经济增长的其他获益者或许才是革命的主导力量。
在欧洲东部，经济增长启动的时间要晚得多。到19世纪下半叶，普鲁士的经济增长率才达到较高水平。随着普鲁士以及德意志地区经济的起飞，不满情绪很快主宰了那里的政治生活。虽然德国政府既用大棒来镇压，也用社会保障作为胡萝卜加以诱惑，但那里还是建立了最强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俄国的经济起飞来得更晚，直至19世纪最后25年到20世纪初，工业革命才开始加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数年，俄国的工人阶级的人数快速增加，罢工和骚乱的频率随经济增长的速度剧增。这段时间俄国革命气氛的酝酿以及1917年革命高潮的到来，可能都与经济起飞有关。
在今天的欠发达国家，也有证据表明经济增长与政治动荡存在某些联系。例如，很少有欠发达国家经历卡斯特罗兴起前的古巴那样迅猛的经济增长。在其他拉美国家，收入水平增长与政治不满情绪之间也似乎存在正相关关系。阿根廷几乎已完成了工业化，此时贝隆上台拉开了他的法西斯－社会主义革命序幕。委内瑞拉目前已成为最富裕的欠发达国家之一，却也被视为最容易被共产主义接管的地区。巴西正处在经济起飞阶段，但其政治生活相当不稳定。相反，巴拉圭、秘鲁和厄瓜多尔这几个发展最慢的国家，爆发社会革命的可能性也最小。在中东地区，发展最快的一些国家（例如埃及）的政局要比最停滞的一些国家（例如沙特）动荡得多。在印度，发展最快的地区，人民的不满情绪也最为严重，而经济停滞的地区就显得相对平静。该国在1952~1957年之间经历了显著的经济增长，而共产党获得的选票在同期从400万增加到1 200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东欧国家里，捷克斯洛伐克的经济发展最快，共产党的力量也最强大。而今天相对贫困的意大利的经济正在快速增长，那里的共产党属于铁幕以西最强大的之一。
九
欧洲国家的历史和当代世界的经验都提供了丰富的案例，可以用以检验经济增长带来政治稳定的假说。随便看看这些例子，我们就能判断出，该假说需要更多的证据来支持。本文指出，某些理由表明，经济增长与政治不稳定有关，而且实证研究和历史研究的许多证据也符合这一说法。假如该逻辑成立，那么美国的一些现行政策就需要重新反思。
前文提到，经济发展领域的某些学者认为，美国应该把大部分对外援助输送到起飞阶段的国家，而放弃那些暂不具备起飞的“前提条件”的国家。该政策的部分目的是服务于美国在冷战时期的政治利益。但假定如本文所述的那样，起飞阶段将出现的快速经济增长在政治上会发挥不稳定的作用，那么上述政策就不利于美国，反而为苏联的利益服务。在美国认为值得援助的国家，那里的政府会因为不稳定力量的增强变得更加脆弱。而在当代的国际政治环境中，不稳定的因素很有可能是来自共产主义势力，与苏联和中国有关。因此，给那些已经处于高速经济发展的国家提供更多的援助，似乎并不符合美国外交政策的方向。
相反，给处于经济发展最早期的国家提供更多援助，更符合美国的政策目标。的确，即使有了大量的援助，这些国家也不能取得很快速的增长，然而它们为发展的前提条件进行准备的时间却可能缩短。给这些国家提供的援助虽然难以立刻转化为更高的增长率，却可以让它们国家进入发达阶段的时间大大提前。假如我们不是用当前的增值率来衡量援助的效率，而是考察援助使这些国家提前进入现代化的时间，那么把援助给予尚未进入起飞阶段的国家其实更有效率。
此外，给这些国家提供援助可以鼓励某种更稳健的社会进步，有助于建设性的政治改良。工业化速度过快的国家最容易遇到尖锐的政治问题，因为那里的工业化启动太晚。我们可以比较一下英国和苏联的情况，英国是第一个开展工业化的国家，经济现代化和结构改变的速率相对平缓和稳健。尽管工业革命期间英国经济的改进也充满革新，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但与俄国相比，它们对传统经济的突破程度还是小得多。英国的工业革命是沿着很久以前已经发生的商业革命的轨迹顺利前进的。而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俄国，当现代技术的输入引发起飞之后，变革的过程远为激烈。俄国基本上是从14世纪的封建主义突然跃进到20世纪的工业时代，一个落后社会短期内接受了大量的现代技术，调整的过程自然非常痛苦。英国和俄国的经济发展历程的差异，或许影响到了两国的不同政治道路：英国式的民主改良和苏联式的布尔什维克革命。
与俄国的历史相比，如今的欠发达国家可能面临更加突然和痛苦的向现代社会的转轨。这些国家的起飞也可能比当年的俄国更具有破坏性。假如美国削减面向最落后国家的援助，进一步推迟它们未来的工业化，那只会使转轨更为痛苦。而对于那些已进入起飞的国家，如果美国的大量援助使转轨过程变得更加突然和猛烈，则会加剧政治和社会的动荡。
但如果反过来，美国把援助重点放在最贫困的国家，帮助它们为迟来的工业化做好准备，给稳健和持续的增长打下基础，则可能有助于这些国家摆脱工业化经常带来的政治动荡。美国可以帮助新兴国家改进教育体制、公共服务部门、军队组织、工会和商业组织，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增强它们应付工业化带来的痛苦问题的能力。如果美国立刻着手推进后进国家的现代化，那至少可以减缓这些国家工业化被延误的程度，让工业化的进程不至于过分激进。
本文的主要目的是想指出，把经济援助主要集中在起飞阶段的国家的传统思路存在缺陷。相反的政策取向可能更有说服力，也更符合美国的目标。然而，简单地说把援助集中在尚未进入起飞阶段的国家也可能矫枉过正。像我一样支持经济援助的人们都应该认识到面临的问题的极端复杂性，对待一般性政策建议的态度需要比以前更警惕。对特定援助的纯粹道义性或政治性的考虑应该更仔细地分析。简单地把援助集中在起飞阶段的国家，或者只根据对增长的促进效果来决定援助与否，都是不对的。
十
假如快速的经济增长与政治不稳定之间的确存在联系，那么，西方学者对欠发达国家提供社会福利服务的批评可能就瞄错了目标。很自然，欠发达国家难以负担先进国家那样高的福利水准，但它们可能更需要建立现代福利制度。因为这些福利措施虽然会延迟经济发展，但对社会和谐而言却是有益的投资，它们可以减轻经济增长的受损者遭受的苦难，缓和这些人的抱怨。
某些人以为，既然欠发达国家的福利措施可能降低经济增长速度，那就没有采纳的必要。他们犯了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在《大转型》（Great Transformation）中指出的错误。在我看来，波兰尼强调说某项经济政策选择虽然能带来更高的增长率，但人们不可忽略其他政策选择的相对优势，这个观点是相当英明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对于一个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生活的不同方面的影响也必须认真考察。波兰尼感觉到，尽管资本主义的自由放任能带来更高的增长率，却给社会调整制造了过重的负担。这个说法很有趣，但我以为他的错误在于，只考虑了资本主义经济变革导致的社会解体。生产方式的组织和控制无论采取何种体制，快速的经济增长都会带来痛苦的调整。苏联在斯大林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经历的艰难调整，在人类历史上是罕见的。在今天的欠发达国家，人们经常通过工业国有化来促进经济增长。我们很难说工业国有化本身能减少经济增长带来的混乱。那些离开部落、庄园、乡村和大家庭，到快速扩大的城市的工厂中工作的人们发现自己来到了陌生的环境，这其实与工厂的所有制无关。不管是采取社会主义体制还是归私人经营，只要工厂的目的是追求最大的产出，那就一定会要求新雇用的工人服从严格的纪律，适应全新的生活方式。
所以问题的关键在于，无论经济体制的性质如何，快速的经济增长都必然带来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地点以及权力和位置的深刻而迅猛的转变。大多数人的主要时间都用来谋生，他们的社会地位与政治影响力也取决于经济状况，因此，经济秩序的变革必然给生活的其他方面造成巨大冲击。对于欠发达国家尤其如此，因为那里的制度是在相对静态的环境中发展出来的，不适应迅速的变化。这样一来，我们所能接受的假说只能是，快速的经济增长非但不是人们所设想的社会稳定的源泉，而且是容易导致政治动荡的破坏性的不稳定力量。这并不表示我们不需要经济增长或者政治变革，而是说，人们不应该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忽略其对政治格局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