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时代，从全球层面看，全球化、多极化、信息化步入新的发展阶段，大国关系正在重新分化组合，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正在发生复杂变化，既有国际体系和世界秩序正在面临重大挑战； 从区域层面看，乌克兰乱局、中东危局与亚太变局使欧洲、中东、亚太三大板块异常活跃，这三大板块彼此相互影响，共同决定着未来国际社会的和平与稳定。
在大转折、大变动时代，亚太地区何去何从不仅攸关本地区人民的福祉，而且影响世界发展方向。太平洋曾被视为和平稳定的区域，亚太更被视为21世纪的希望。但现实情景似乎有悖于人们的期望：亚太日益成为世界政治经济重心，军事冲突与安全风险的可能性也在增大； 冷战遗迹尚未清理干净，“新冷战”的幽灵又在亚太上空徘徊； 传统安全问题增添新的变数，非传统安全挑战亦十分严峻； 各种安全机制、论坛、架构纷然杂陈，却没有一个能够从整体上应对亚太大变局的顶层安全合作架构。
有鉴于此，本课题组尝试在整合和优化既有安全合作机制理念、吸收各国有识之士相关建设性倡议基础上，提出构建一个更加包容、开放、多元、平衡的“跨太平洋安全合作架构”(Trans-Pacific SecurityCooperation Architecture，TPSCA) ，以此作为新型亚太地区安全秩序的轮廓，以顺应亚太安全形势之变，共同维护亚太和平稳定。之所以冠以“跨太”而非“亚太”之名，是因为该区域的两个大国具有双重身份，难以简单以亚太国家加以界定。一个是美国，虽是美洲国家，却也自认为是亚太国家； 一个是地跨欧亚的俄罗斯，虽3 /4 的人口生活在欧洲部分，却因地缘和参与“上海合作组织”等因素而成为亚太一员。太平洋足够宽广，容得下中美俄等大国，容得下地区所有国家。构建“跨太平洋安全合作架构”是中国对外战略的重大任务，更是地区所有国家的共同责任。由于议题宏大，内容复杂，本课题仅是初步思考，旨在抛砖引玉，进一步激发各国政府和有识之士的深入思考和积极行动。
过去20 多年，亚太地区曾以和平稳定、经济繁荣、区域合作活跃而为世人称羡，21 世纪更被普遍视为“亚太世纪”。然而，进入21 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以来，亚太形势发展的主旋律似乎骤然从经济合作转向军事安全对抗和地缘政治博弈。其中，中美亚太竞合关系中竞争面更加突出，合作面受到压抑，军事安全冲突面有所抬升； 中日围绕领土主权和历史问题的较量复杂难解，双方擦枪走火的风险增大；美国主导的双边军事同盟升级换代且有走向小多边之势，美并重整一批海外军事基地； 东海南海问题热度不减，朝鲜半岛核、乱阴影依然浓重； 东盟多国面临政治社会转型，街头政治与非传统威胁相互交织；军备竞赛在大国间抬头，在中小国家也不少见。在这种情势下，亚太经济合作势头放缓。“10 + 1”、“10 + 3”、“10 + 6”和中日韩等地区合作机制遭遇瓶颈； 围绕地区经济整合的方向和规则，出现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 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 两种构想之争，地区合作主导权争夺加剧； 原有经济合作计划因双边关系紧张而受阻，最典型的是中日金融合作陷入停滞。更令人忧心的是，尽管乌克兰变局、中东乱局此伏彼起，但亚太地区的安全风险与战略博弈并未减弱，其综合性、复杂性、持久性使世界主要力量仍将战略重点聚焦于此。
亚太的热、挤、乱有深刻原因。首先，在全球战略格局中，亚太地位凸显，世界权势东移成为不争事实。经济上，亚太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2010 年，亚洲占世界经济比重上升到27．4%，首次超过北美( 25．8%) 和欧盟( 25．9%) ，成为全球最大的地区经济板块。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亚太地区在全球经济中的分量更重，成为全球经济复苏的希望之地； 政治上，亚太是大国最为集中的区域，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最集中的地区，也是新兴大国最集中的地区； 军事上，亚洲集中了全世界最重要的军事力量和核力量，最复杂的军事和国防现代化进程，最主要的热点问题，最多的军事演习，最先进的军备武器，还有最快增速的军事开支。
其次，亚太大国之间实力对比发生重要变化。2010 年，中国GDP总量超过日本，这一变化虽不必然意味着两国综合国力对比全面变化，却是自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以来具有某种标志性意义的历史事件，使得亚洲首次出现“两强并立”局面，由此引发中日两国战略取向、战略心态的微妙变化，日本焦虑感上升，中国自信心增强。与此同时，中美力量对比也发生“部分质变”，两国GDP之比由2000 年的大约1 /8 跃升到2010 年的1 /2。 加之中国军事现代化的加速及科技能力增强，中美关系从一般意义上的“超”“强”关系迅速步入所谓“崛起国”与“霸权国”关系范式。中美力量对比的差距从全球意义上看仍很明显，但从亚太地区看则逐渐拉近，从而使得美国将中国视为亚太主要竞争对手。这样，在中日“两强并立”的新格局中，又出现所谓中美日三强复杂互动的新变局，这可谓当前诸多安全争端的深层根源。在大国力量对比发生变化的同时，一批中小国家也在崛起，韩国、越南、印尼等国发展前景看好，朝鲜、缅甸等国似在发生某种历史性变迁。
再次，大国竞相加大战略投入，亚太成为大国竞逐的重要舞台。美国奥巴马政府推出亚太“再平衡”战略，全面实现全球战略重心东移，多管齐下加大战略投入，努力维护和强化其在亚太的传统优势地位。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美国的战略取向牵一发动全身，牵引各大力量相应作出战略调整。日本安倍政权启动战略外交，虽围绕“地球仪”而变动，但不离亚太这个中心点。如果说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使得太平洋不再“太平”，那么安倍的战略外交则使得东亚局势变得更加躁动不安。与此同时，印度“东进”战略的启动使印度洋与太平洋形成战略链接，所谓“印太战略”应运而生； 俄罗斯“南下”与澳大利亚“北上”，则使得亚太地区大国角色愈益多样复杂。亚太地区安全形势变得日趋复杂，与上述力量在亚太的博弈有直接关系。
中国作为亚太传统大国和新兴崛起大国，其战略动向同样对亚太局势具有重大影响。一些国际舆论将当前亚太局势动荡归咎于中国的“强势外交”，这既流于简单，也不符合事实。客观地说，中国既是影响地区安全形势的重大因素，也受到地区形势发展的深刻影响； 既是自变量，也是因变量。当前涉华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争端急剧升温，南海问题持续发酵，中日在钓鱼岛问题上龃龉不断，中美战略博弈正酣。凡此看似“中国因素”在决定亚太安全局势走势，细加分析可见其成因纷繁复杂，需要冷静、细致、客观看待。毫无疑问，随着中国加速崛起，地区国家的心态在发生变化。中国周边一些国家一面谋求搭中国发展快车，获取经济实惠，一面对华疑虑与防范加重，借美国之力加大对华战略牵制的心思加重； 一些国家有意渲染中国威胁，为自身战略调整寻找借口，这在美国亚太“再平衡”与日本安倍“战略外交”中体现明显。目前，令人担忧的一个现象是，亚太区内国家对中国亚太战略进取性增强反应过度，而对美国亚太战略调整之影响评估不足，对日本安倍政权明显右倾化的战略动向更重视不够。
在缺乏战略互信的前提下，各国实行更加积极进取的安全战略，很容易陷入安全困境，形成矛盾紧张不断升级的恶性循环。一是中美战略对抗风险。亚太是中国崛起的战略依托，也被美国视为其全球领导地位的战略基础，对双方都具有至关重要的战略意义。过去几年来，中美两国在这一地区展开激烈博弈，战略互疑显著加深，美国怀疑中国要将美排挤出去，而中国则认为美“再平衡”战略旨在遏制中国。由于双方在这一地区都“输不起”，再加上中美关系被逐步赋予“霸权国”与“崛起国”之间战略竞争的色彩，双方的地缘猜忌和竞争难以消除且可能逐步升级，最终甚至可能导致中美之间的全面对抗。鉴于中、美的特殊重要性，中美战略对抗很可能带来整个地区甚至全球性动荡。
二是日本战略走向不确定的风险。日本加速军事大国化步伐，战略不确定性上升。日本对安全威胁的关注逐步从朝鲜转向中国，对“周边有事”的界定范围不断扩大，并在本国经济持续不景气的背景下大幅增加军备。日本加速推动修宪和国防军创建、修改《防卫计划大纲》、设立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增加军费、扩大军事行动规模、出台新防卫计划大纲、修改“武器出口三原则”、重振军事工业、解禁集体自卫权、进一步扩大自卫队的作用等一系列紧锣密鼓、精心部署的举措，旨在冲破战后束缚，实现所谓“正常国家化”。但由于日本美化侵略战争的右倾化趋势严重，在不能正确对待历史问题的前提下，日本发挥更大作用将引起亚洲邻国的担忧，其未来走向成为亚洲安全的重大不确定因素。
三是军备竞赛升级风险。美国核武器现代化、全球即时打击、网络战、反导等能力稳步推进，“空海一体战”、“濒海战斗舰”、巩固和升级军事同盟网络等针对性极强的动作和建设稳步拉开； 日本扩充军备，启动武器联合研发，采购F-35 战机作为下一代主力战机，建造新型直升机航母，并通过增加军力部署、升级监视系统、举行夺岛演习、制定“武装保卫钓鱼岛”方案等，强化对华军力遏制； 印成功试射首枚洲际弹道导弹“烈火”，与俄、美、法等接连达成军购协议； 南海声索国越、菲军购猛增，大量采购潜艇与战机。据斯德哥尔摩和平研究所报告，2008-2012 年全球武器买主前五名均为亚洲国家。各方军事能力的普遍增长以及潜在军备竞赛，不仅无助于地区稳定，反而进一步加剧猜疑和紧张。
四是热点问题失控的风险。亚太地区目前的诸多热点难点问题，诸如朝鲜半岛南北对峙、中日岛屿争端、中国与东盟诸国的南海争端等，都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长期以来，亚太各国对这些争端大多采取搁置争议和管控分歧方式，以确保地区局势总体稳定。在亚太出现历史性变局和各国安全关系日趋紧张、特别是在美国深度介入热点问题或明显“选边站”导致中美安全博弈骤然升温的背景下，传统双边纠纷的多边化趋势日趋突出。无论是东海争端还是南海争端，表面上看仍然是中国与邻国之间的纠纷，但本质已经上升为中美有关地区安全秩序走向的博弈，因而涉及复杂的三方互动。这使得传统安全分歧的管控难度增大，失控风险上升。
五是经济引擎熄火的风险。长期以来，亚太地区蓬勃发展的地区经济合作，是推动亚太各国共同发展繁荣的决定性力量，曾被广泛称道的“四小龙”、“四小虎”以及所谓“雁形发展模式”等概念的流行，是亚太地区经济繁荣的极好例证。但当前，安全关系的紧张已经导致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难度明显增大、进程明显减慢。可以想见，如果亚太各国之间的安全关系长期紧张下去，势必进一步影响各国之间的互利合作，从而冲击整个地区的经济发展。鉴于亚太已经成为全球经济的重要引擎，亚太地区经济的减速很可能引发全球经济的波动甚至衰退。
总之，亚太地区已经进入一个几十年未有的大变动时期，一个又热、又挤、又乱的亚太逐步呈现在世人面前。地区国家越来越深地卷入其中，所有问题都相互关联而且有着越来越大的战略重要性，地区安全分歧与争端日益复杂化，各国之间的安全博弈明显缺乏规则和底线。在这种高风险状态下，万一对危机处置失当，将付出高昂安全代价，引发地区动荡，甚至不排除爆发战争冲突的危险。而一个陷入动荡的亚太将使所有国家成为输家，即便美国也难以独善其身。在这一关键历史时刻，各国需要理顺安全关系、重塑地区秩序，避免20 世纪欧洲的战争悲剧在21 世纪的亚太重新上演。
冷战结束以来，亚太地区安全合作进入新阶段。目前，亚太地区存在三种类型的地区安全合作：以美国为主导的亚太同盟体系，以东盟为主导的系列对话机制，以及诸如上海合作组织、香格里拉对话、西太海军论坛等多边、双边安全机制。这些机制对维护地区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在亚太安全大变局中，这些机制的局限性日趋凸显，难以顺应新的安全现实，无法对各类安全风险实施有效化解和管控，有时还是促使危机升级、固化的负面因素。
美国亚太同盟体系出现变异。美国至今仍同亚太地区的日本、韩国、澳大利亚、菲律宾和泰国保持双边军事同盟关系。这些同盟建立于冷战时期，着眼于遏制苏联威胁，冷战结束之后非但没有解散，反而进一步发展。客观而论，美国的亚太同盟体系在遏制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维护地区稳定方面发挥过一定建设性作用。但近年来，该体系正在出现重大“变异”，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盟国的约束力下降，最典型的例子是美日同盟。美日同盟既保卫日本的安全，同时也发挥“瓶塞”作用，管束日本，防止其军力发展危及地区战略均势，但是随着战略方向的调整，美日益推动日分担责任，从原来的控日防苏转向“放日出笼”，支持日解禁集体自卫权、在钓鱼岛问题上公然偏袒、不断助长日本的安全野心。二是排他性割裂地区整体安全。美国的安全同盟大多以朝鲜或中国为假想敌，从而使整个地区处于安全分裂状态，容易引发地区国家之间的敌意和整体不稳定。尤其是美国实施“再平衡”战略以来，大力加强同盟网络化建设，进一步巩固同盟安全合作，排他性进一步增强，更加抑制了地区一体化进程，削弱了地区整体安全。三是加剧安全对抗。美国的亚太同盟体系依然靠军事威慑手段谋求和平稳定。这种冷战对抗式安全同盟明显不符合亚太地区日趋一体化的发展趋势。随着美国对军事实力的使用面临越来越多的制约，随着亚太国家的群体性崛起及其安全战略日趋积极主动，要通过美国的亚太同盟体系来维持“美国治下的和平”，会越来越难。
东盟“小马拉大车”日益吃力。东盟主导的安全对话与合作机制主要包括东盟地区论坛(ARF) 、东亚峰会(EAS) 以及东盟防长扩大会议(ADMM+)等。这些机制是大国合作进展缓慢条件下相互妥协的产物，强调以协商一致、满足各方“舒适度”的方式推进合作，有利于地区国家通过对话增进理解。近年东盟尝试推动地区机制扩容与转型升级以重振东盟地位，如东盟地区论坛大力推动非传统安全合作，在救灾、海上安全、防扩散、反恐、打击跨国犯罪等敏感度低、合作需求大的领域取得进展； 东盟防长扩大会议完善合作机制，由三年一次改为两年一次，专注军事安全领域； 东亚峰会扩容，由“10 + 3”发展为“10 + 8”，其成员构成超出“东亚”范围，包括南亚的印度、大洋洲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2011 年美国和俄罗斯作为正式成员加入。然而，“小马拉大车”模式下的安全合作越来越难以适应形势发展需要。其主因有三。一是“小马”本身利益不一致。比如围绕南海问题，越、菲等同中国有主权争端的国家与柬埔寨等国的立场就有差别，同是美国的盟国，菲律宾和泰国的对华态度也有重大差异。二是“大车”上的“乘客”各有各的利益，各有各的方向，导致“小马”难以适从。各大国均有意借助东盟平台发声，往往喧宾夺主，使东盟平台成为大国宣示外交主张、进行外交辩论的舞台。三是“大车”上“乘客”增多，日益“超载”，“小马”拉不动“大车”。如，东亚峰会最初被定位为现有东盟各机制的“补充”，聚焦金融、教育、能源、预防禽流感、灾害管理五大领域，随着美国的加入，讨论重点逐渐转向海上安全、防扩散和救灾领域，脱离了东盟原本设计的轨道。
其他安全对话与合作机制各有不足。这类安全对话与合作机制较有影响力者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六方会谈、香格里拉对话、亚信会议、西太平洋海军论坛等等。其中，上海合作组织是中俄主导下逐步成长起来的安全组织，其成员仍局限于中、俄和中亚国家，扩容方案优先考虑印度、巴基斯坦等亚洲大陆国家，其功能仅限于应对亚洲内陆地区的安全与发展问题，对太平洋问题关注有限。六方会谈为解决朝核问题应运而生，吸纳了东北亚主要力量。由于朝核问题错综复杂，六方会谈取得一定进展，但在推进半岛无核化方面仍任重道远。香格里拉对话是目前关注度较高的安全年度对话机制，有较强代表性，大量现任官员和智库学者同时参会，但其功能仍仅限于充当各国安全政策的宣介平台，缺乏深度交流互动，更缺乏约束力和行动能力。亚信会议早在1992 年就已成立，但直到最近中国主办此次会议才受到广泛关注。亚信会议成员国以亚洲陆地国家为主，以推动和平发展、预防冲突和文明互鉴为目标，但目前的交流水平停留于对话阶段。成立于1988年的西太平洋海军论坛是亚太地区唯一以推进海军专业领域合作为主旨的海上多边机制，在加强亚太各国互信、降低冲突风险，维护海上安全领域发挥着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论坛局限于海军领域，缺乏国家战略层面的思考和影响，合作项目主要集中于海上搜救、反恐、救灾等非传统安全领域，对开展传统领域的海上安全合作十分慎重。
总之，既有各种安全合作机制远不能适应形势的需要。美国主导的同盟体系行动力强，但包容性不够，并带有明显的等级色彩。东盟主导的一系列安全对话机制具有包容性，但行动力不足。其他各类安全对话机制，或者局限于某类议题，或者局限于某个区域。而且，业已存在的这些机制仍处于各自运行状态，相互之间缺乏必要的沟通协调，以至于叠床架屋，相互形成竞争关系，反而冲淡了安全对话效果。不仅如此，由于大部分安全机制仍重对话而轻行动、重局部而轻整体，因而即便所有这些机制聚合在一起，仍然在提供地区公共安全产品方面留有明显的真空地带，难以解决事关本地区长远和平、紧迫而重大的问题。而且，同亚太地区经济上已经高度一体化的现实相比，安全机制上由于彼此隔绝和割裂而呈现明显的滞后性。
在这一背景下，构建新的地区安全合作架构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日益上升，“共同体”意识渐成亚太地区共识。尽管亚太地区各国国家战略、社会制度、发展阶段、面临的安全挑战不同，但各主要国家政府在不同时期均不约而同提出构建地区“共同体”的主张或构想。美国总统克林顿早在1993 年7 月即提出“新太平洋共同体”构想，并把APEC 作为构筑“新太平洋共同体”的主要平台； 日本首相小泉2002年1 月在新加坡发表外交政策讲话中提出“东亚共同体”设想，试图以日本和东盟合作为基础，发挥“10 + 3”作用，吸收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参加东亚经济合作。2009 年9 月，鸠山首相再度高举“东亚共同体”大旗，提出按照欧盟模式建立“东亚共同体”，希望借鉴欧盟经验，通过经济融合最终找到和平解决争端的有效途径； 东盟则在2003 年10 月在印尼巴厘岛峰会上宣布建立东盟“经济共同体”、“安全共同体”和“社会文化共同体”，并提出2020 年之前建立“安全共同体”的目标。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2008 年6 月提出，希望各国在现有各类安全机制基础上，打造一个类似欧盟的“亚太共同体”。按照其构想，“亚太共同体”将成为比APEC、东盟及东亚峰会更具广泛影响力、使地区各国间合作更加紧密的地区性一体化机制。俄罗斯在2013 年《对外政策构想》中提出，“以集体的方式在亚太地区建立透明和平等的安全与合作体系”。 俄外长拉夫罗夫在2013 年10 月举行的文莱东亚峰会上表示，亚太不能只有个别的军事政治集团，而应建立一个统一的安全架构。 普京在2014 年5 月亚信峰会上表示，亚太需要“能够确保互利合作、平等开展、各种力量真正平衡、各方利益和谐共存的安全架构”。 自上世纪90 年代中国提出包括“新安全观”在内的一系列亚太安全政策主张以来，中国的亚太主张日渐丰富。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周边命运共同体”、“亚洲新安全观”、“亲、诚、惠、容”、“构建亚太安全新架构”等一系列新理念、新主张，提议“把中国梦同周边各国过上美好生活的愿望、同地区发展前景对接起来，让命运共同体意识在周边国家落地生根”，强调“亚太之大容得下大家共同发展”。
各国有识之士在共建一体化新型地区安全秩序方面也提出了很有启发性的主张。如，美国著名战略家基辛格指出，中美作为举足轻重的世界级大国，对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具有决定性影响，双方应在“共同演进”(co－evolution) 的基础上，“尝试把熟悉的危机讨论提升为更全面的框架，消除紧张状态的根源”，努力构建有助于中美长期和平稳定的“太平洋共同体”。 近日，基辛格在其新书《世界秩序》中提出以“新均势+ 伙伴关系”打造跨太平洋新安全框架。 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前所长伯格斯滕继提出构建美中“两国集团”(G2) 、“共享全球经济领导权”之后，近日联合该所经济学家推出《架桥太平洋》一书，提出应以中美贸易与投资协定为基石，破解亚太地区经济机制双轨并行的难题，构建新的亚太乃至全球经济新秩序。 澳大利亚战略家休·怀特提出美国和中国在亚太地区共享地区领导地位的“中美分权论”，主张既予中国更大的角色，又继续保留美在维护亚洲安全方面的重要作用。
上述关于构建地区安全秩序的设想和主张具有如下几方面特点。一是跨区域性，即必须包括所有亚太国家，有广泛代表性、开放性和包容性； 二是整体性，必须改变各种安全机制之间相互隔绝、各自为政的局面，加强机制之间的相互配合与相互整合，在此基础上塑造一个更加全面、高效的安全机制； 三是合作性，由亚洲的大势所趋和各国的共同需要所决定，对抗只能进一步激化矛盾、增大风险，唯有协商对话、平等合作才是正道，才能解决大国共处的问题，才能避免地区热点难点失控并波及地区稳定，才能使地区安全产品满足地区安全需求，才能维持可持续安全，使全球战略重心保持稳定繁荣，为世界和平奠定重要基础。这样的新型安全秩序已经具备一定基础。
三、“跨太平洋安全合作架构”设想
太平洋其实足够宽广。如果亚太各国能在一个一体化的、共建共享的安全合作框架内重新理顺相互之间的安全关系，重塑更为包容、开放、多元、平衡的新型地区安全秩序，太平洋地区容得下区内所有国家，确保所有国家的安全利益和发展空间均得到维护。毕竟，地区稳定符合亚太所有国家的共同利益，相互尊重是亚太所有国家的共同愿望，群策群力理应是亚太所有国家的合理选择。
本报告所倡议的“跨太平洋安全合作架构”是一个一体化的安全解决方案，既是对现有安全理念和构想的整合和优化，也是对现有地区安全机制的补充、整合、优化、增效与提升，旨在弥补该地区现有多边安全机制的缺陷与不足。其中，所谓“跨太”，并不包括南美洲濒临太平洋的国家，也不同于包括南亚的所谓“印太”以及无所不包的“泛太”，而是指经由太平洋紧密联系在一起、对该地区安全事务具有实际影响的东亚、大洋洲与北美，其横跨太平洋，涵盖亚洲、大洋洲与北美，重心则是北太平洋和西太平洋地区。这里的“架构”也不是固定僵化、约束力强的制度性安排，而是灵活、动态、开放、发展的系统与网络，其构建将是循序渐进的，可分为由低到高、由浅到深、由易到难、由局部到全局的多个阶段。“跨太平洋安全合作架构”通过安全对话、合作、增加透明度与谈判解决争端，促进地区各国对地区安全承担“共同但有差别的责任”，缓解各国面临的“安全困境”，让大国发挥“正能量”，让小国对大国“放心”，增加地区“安全系数”。“跨太平洋安全合作架构”强调通过“双边+ 多边”方式对地区安全挑战进行“共同治理”。对双边海洋领土争端，强调由当事国互谅互让、谈判解决。对各种非传统安全风险，强调通过集体协商与“集体行动”予以因应，进而塑造各成员国“安全共同体”身份认同。“跨太平洋安全合作架构”将避免冲突风险，为建立地区安全“共同体”奠定基础。该架构将增进各国互信、减少误判风险，管控各国战略竞争，建立新型地区安全秩序，维护各国合理的安全需要，妥善管控和解决地区热点难点问题，提供充分必要的公共安全产品，促进“跨太”各国的良性互动与和谐相处，确保各方协力摆脱对抗冲突的危险； 并针对跨太平洋地区经济合作深化而安全冲突加剧的“二元对立”结构，扬长“补”短，主动补齐地区安全对话合作机制的“短板”，改变地区安全争端干扰与拖累地区经济合作的不利局面，实现跨太平洋地区经济合作与安全对话并行的“两轮驱动”，促进地区全面与可持续发展。
“跨太平洋安全合作架构”将主要发挥“补充性”功能。“跨太平洋安全合作架构”并非中美共治，以致否定其他国家和东盟的作用。在重塑地区安全秩序过程中，大国无疑负有特殊责任，大国协调十分必要。这并不意味着大国作用将取代其他国家作用，或大国为自身利益而忽视其他国家的合理诉求。尤其是在中美两个大国互动中，更要珍视倡导以对话、协商、合作为特征的“东盟方式”，尊重东盟的地位、作用和主观能动性，借重东盟的各种安全机制。“跨太平洋安全合作架构”并非另起炉灶，从而否定既有各种安全机制的作用，包括美国主导的同盟体系。“跨太平洋安全合作架构”承认美国在跨太平洋地区的客观存在，承认其正当权益，推动其发挥建设性作用，增加其与跨太平洋国家、尤其是新兴大国之间的互信与合作。构建“跨太平洋安全合作架构”的主要行动是补强其他安全机制的覆盖面和行动力，并在不同安全机制之间建立链接，强化不同机制之间的沟通协作，从而实现“全覆盖”目的。但是，美国的同盟体系需要自我调整，从而维护亚太和平而非破坏亚太稳定。“跨太平洋安全合作架构”并非搞“大一统”，从而削弱各国的独立自主性。鉴于亚太各国在国家规模、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现实国情、安全关切等方面的高度多元性，以及目前各国之间安全合作的层次还比较低，短期内形成类似高度机制化的安全安排还不现实。因此，“跨太平洋安全合作架构”追求的是推动形成一个既没有硬性约束力、但又维持充分协调性和行动力的安全秩序安排。其方式是通过调整和整合现有安全机制，减少重复，避免“踩脚”，填补空缺，提高效率。更重要的是，各方在推动既有各种安全机制建设时，有一个终极目标牵引，从而形成局部与整体的联动。
“跨太平洋安全合作架构”需要切实正视和解决攸关亚太地区安全的五大现实问题。一是两套体系的对接，这是最核心问题。在安全体系上，美以前沿军事部署为基础、双边军事同盟为支柱构筑辐辏体系，中国则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新安全观，迄今二者平行发展、互不搭界。在经济体系上，中国主要以“10 + 1”、“10 + 3”、中日韩合作、中国－ 东盟自贸区为平台，重点推动RECP整合东亚区域； 美则在美韩、美澳等双边自贸区基础上力推TPP，谋求主导亚太经济合作，二者竞争态势明显。中美在安全和经济两套体系上均不对接或兼容，极易使两国关系滑向“新两极对立”的危险境地。二是海上争端的化解，这是最紧迫的问题。海洋权益争端日益冲击亚太战略全局，各方立场相距甚远，中方坚持双边谈判解决领土主权争端，菲律宾等国将其提交国际仲裁，美国打“国际法牌”，力挺菲、越，难以找到兼顾各方权益的办法。从中菲军舰仁爱礁对峙、中越舰船西沙频繁冲撞、中美军机在中国专属经济区经常性对峙、中日军机“异常接近”等事件看，不排除东海南海争端演变为低烈度冲突的可能。三是中日关系转圜，这是最棘手的问题。中日之间的历史、领土争端、战略竞争交织，结构性矛盾突出。日恃美支持，对华坚持强硬立场，中日改善关系难有回旋空间。四是维持朝鲜半岛和台海和平，这是冷战遗留问题。欧洲早已告别冷战，但亚洲还存在着冷战遗迹，朝鲜半岛是冷战的“活化石”，台湾问题也与冷战有关。朝鲜半岛形势周期性紧张，需要从根本上打破半岛的冷战结构。五是非传统安全问题。亚太地区面临的安全威胁日益多元，反恐、反海盗、气候变化、清洁能源、救灾、传染病、跨国犯罪等非传统安全挑战上升，但地区合作远远不够。马航MH370 失联引发的各国海上搜救乱象表明现有合作机制的无力。
为此，课题组提出对“跨太平洋安全合作架构”的初步设想。( 一) 以包容、开放、多元、平衡等新理念为引领。构建“跨太平洋安全架构”是一项崭新的事业，需要不同以往的新型安全理念做支撑。亚太各国应在充分考虑以往积极的思想观念和做法之基础上，兼收并蓄地吸纳西方智慧和亚洲智慧，结合新的时代特征和地区一体化大趋势，充分考虑各国的长远安全需要，开发出一套广受认可、行之有效的安全观念。在这方面，中国新一届领导集体提出的一系列倡议，为我们构思“跨太平洋安全架构”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
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坚持“合作共赢”，倡导“命运共同体”意识，“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同时，习近平主席在多个场合反复强调，“太平洋足够宽，足以容得下中美两个大国”，呼吁两国在太平洋地区良性互动、积极合作，认为“只要本着相互尊重、开放包容的精神，中美在亚太完全能够有更大作为，让太平洋成为真正的太平之洋、合作之洋”，体现出中方对中美两国在亚太关系模式的宏观设计。在2014 年亚信峰会上，习主席提出以“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为内涵的“亚洲安全观”，指出亚洲安全问题归根结底要由亚洲人解决，反映出中国对处理亚洲安全问题的基本立场和态度。
这些倡议是在不同语境下、针对特定问题所提出的，是相辅相成、有机统一的。其中，“命运共同体”是大方向，“合作共赢”是总方针，而“中美良性共处”和“亚洲各国合作”则是相互补充的两大支柱。对中美亚太共处的强调并非意味着中美共治，而是对中美良性互动的可能性以及大国特殊责任的描述； 而亚洲安全观也并非意味着排挤美国，而是意味着亚洲国家在本地区安全问题上的责无旁贷。这两大支柱的有机融合，恰恰构成了“跨太平洋安全架构”所需要的“包容、开放、多元、平衡”等核心理念。需要强调的是，尊重亚太地区各国的多样性，保持各类安全机制的开放性，均衡考虑各方利益和需求，并不排斥特定国家。归根结底，这些新理念的核心之处就在于强调“太平洋其实足够宽广”，不仅容得下中美两国，也容得下地区所有国家。
( 二) 以新型亚太大国关系的构建为目标，打造新亚太安全合作的新基石，在此基础上构建多层次、复合型的“跨太平洋安全合作架构”。
长期以来，美国将美日同盟视为亚太安全“基石”，这是极其片面的。一方面，这是从维护美亚太战略利益出发得出的结论，并不必然维护其他亚太国家的利益； 另一方面，美日同盟遏制对手、管控日本的双重功能明显弱化，“放日出笼”的危险性和危害性不容低估。立足“太平洋足够宽广”的大视野，亚太安全的真正基石应该是域内大国一起构建符合亚太地区发展潮流的“新型大国关系”。其中，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构建是重中之重，不仅因为这将是不同社会制度、意识形态、文化文明、发展阶段两个大国之间打破“崛起国”与“霸权国”历史宿命的必由之路，而且也是打破亚太地区目前两套不同经济、安全体系并行竞争的关键。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与中美亚太和平共处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应该齐头并进，其路径应是争取中美合作，以利安定亚太、安定太平洋。其他如中俄、中印之间，也应以“新型大国关系”为牵引，构筑更加持久平稳、互利共赢的大国关系新格局。值得一提的是，中日关系、美日关系也面临从“新型大国关系”角度重新梳理、重建框架的新挑战，美日关系如不跳出冷战式军事同盟旧思维，跨太平洋安全合作就难以实现。构建不同类型、不同特点的新型亚太大国关系，破解亚太安全体系不兼容的难题，需要推动各种三边对话机制有序开展作为补充。其中，中美日、中美印、中美俄和中美澳、中美韩、中美东( 盟) 几组三边对话将有助于破解美国同盟体系与中国崛起之间的对立问题，也有助于调动俄、印等大国参与到“跨太平洋安全合作架构”的建设中。三边对话既可从“二轨”开始，也可一步到位； 既可全面展开，也可视条件而定；各个对话因关系现状及特点可以各有侧重，如中美俄对话聚焦全球秩序、亚太格局，中美日对话聚焦亚太安全，中美韩对话聚焦东北亚安全，中美印对话聚焦发展，中美东( 盟) 、中美澳对话可适度聚焦海洋，等等，但终极目的必须超越三边，着眼于构建“跨太平洋安全合作架构”。
在双边与三边关系之外，改革、完善既有各种地区“小多边”机制也势在必行。无论是美国的军事同盟，还是东亚峰会、东盟地区论坛、香格里拉对话、上合组织、亚信峰会等，都需要根据亚太安全形势的整体需要，对自身机制的发展方向和发展重点做出相应调整。美国军事同盟的调整重点应是增加开放性，减少对抗性。可通过更加开放的多边军事行动方式，容纳俄罗斯、中国以及其他非盟国参与。东亚峰会和东盟地区论坛的调整重点是增加行动性，可考虑在“跨太平洋安全合作架构”框架下，进一步借重中、美、俄等大国的安全力量，实现东盟理念与大国力量的有机结合。上合组织的调整重点应是在保持和强化亚洲内陆反恐行动能力的基础上，循序渐进地扩大安全合作乃至能源、经济合作功能，并适度开放。对于香格里拉对话、亚信峰会、博鳌论坛等“务虚”论坛，应探索充实内涵，发挥更大效益，将发展重点转向更加务实的地区合作中。对于西太海军论坛等专业性论坛，可考虑进一步拓展其安全合作范围，处理更为广泛的海上传统安全问题。
此外，加速构建若干地区安全合作机制必须提上日程。(1) 继续坚持六方会谈，并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将其升级为“东北亚多边安全机制”以维护本地区的共同安全。(2) 以东亚峰会为基本平台，加强大国协调，并与各方磋商形成跨太平洋安全共同规范等具有一定约束力的基础性文件。(3) 相关各方探讨维护海洋通道安全，以双边与多边双轨推进方式逐步推进符合各方共同利益的“南海行为准则”的形成，构建“南海危机管控机制”。(4) 建立危机和冲突管理机制。积极参与和建立信任措施，推进预防性外交、实施战略再保障、完善合理的竞争规则，以及设置必要的冲突及危机管理机制。(5) 建立跨太平洋裁军机制。面对军备竞赛“回潮”，需加强透明度，可参考一战后华盛顿会议达成的海军军备协定，建立跨太平洋裁军机制，防止亚太军力发展失衡。目前，可在重点推进建立信任措施的基础上，加强预防性外交。如加强军事人员往来、建立领导人定期战略对话制度、设立热线电话、增强军事透明度、事先通报军事演习、保证互不首先使用核武器、进行边界裁军等等。(6) 建立领土纠纷解决机制。借鉴中俄解决边界争端和上海五国建立信任措施的经验，解决南海、东海问题。
( 三) 在构建“跨太平洋安全合作架构”过程中，各国应遵守一些共同原则。一是自我克制。由于国家安全的相互依赖性，一国的安全外交政策必须自我克制，同时还必须接受其行动自由在一定程度上要被其他国家所约束，即接受约束。安全合作、国际组织、国际条约都是国家接受约束和自我约束的手段。大国小国都要自我克制，大国既不能搞霸权欺负小国，小国也不能因为大国的自我克制而肆意挑衅。二是“有区别的共同责任”。没有规矩，无以成方圆。但国有大小，力有强弱，中国可以与各方一起探讨和形成“有区别的共同责任”。跨太平洋各类型力量，包括大国、中小国家，地区组织等都应为致力于共赢的跨太平洋秩序贡献力量，通过协商妥协，各司其职，形成跨太平洋共治局面。三是多元共进。亚洲国家休戚相关，积极谋求共同发展、共同进步。多元既指各成员安全关切和安全日程的多样性，又指安全安排的多元性，未来亚太安全共同体应建立在如大国协调、自愿者联合、现存安全同盟和地区或次地区机制等多种安排上。共进是指扩大共同利益，既要通过对话增强对共同安全利益的认识，又要通过安全合作扩大共同安全利益的内容和范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