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程我国的城镇化，似乎比赛的是谁家征地多，谁家新区远、马路宽，谁家的建筑高端大气上档次。现在到了换赛季，也该比一比新本领了。
如果说城市是一个有机的生命体，那么她就应该有不同的成长阶段。过去二十多年，我国城市化发展迅速，表现为大量人口移居城镇，发生了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和建设、以及城市物理尺寸的扩张与膨胀。好比进入了青春发育期，中国城镇撑开了骨架，“抽条”了。
随着国民经济转入中高速增长，加上债务、环境等限制，我国的城市化势必面临转型。下一程城市化究竟怎么走，现在有点思考或也可算未雨绸缪。
先让我们回到常识。城市之所以成其为城市，就是在很有限的空间承载大量、多样、复杂也更丰富多彩的经济文化活动。这样看，城市免不了要用密度来定义。至于为什么人口、资源要在空间上凑成一个高密度形态，答案是积聚提升分工水平，而分工水平提升生产率，从而大大提高城里人的收入。
说城市密度比农村高，通常不会有人反对。不过，城市的密度究竟能有多高？高到什么程度还可以正常、有效地组织起生机勃勃的经济文化生活？我认为自己的想象力不够，需要到处转转，观察、感受那些达到“顶级密度”的城市生活。
去年在哥伦比亚大学访问，住地在纽约曼哈顿上城，让我有机会记住这座全球之城的密度数值：每平方公里2.7万居民——这还仅仅是晚间住在此地的人，未计入数倍于此数、在白天从周遭地区以致全世界涌入的上班族、商务差旅人群、观光客以及来百老汇看剧的观众。论经济密度，曼哈顿每平方公里年产出GDP为16亿美元。当然，曼哈顿是纽约市的核心区。以整个纽约市算，每平方公里1.65万居住人口，11.28亿美元的GDP。
回来后查对我们这里的城市密度，发现还差很远。北京上海广州的人口与经济总量名冠全球，但论单位土地面积承载的人口与经济，还不好意思拿上台面来比。中国论城市密度最高的，是深圳：2014年每平方公里居民3809人，产出8.2亿人民币GDP，合1.37亿美元。
很有意思。我国经济也是总量傲人，但算到人均就依然比较落后。城市亦然，总量大哥哥，密度小弟弟。这样的“同构”，总有点道理吧？
一个原因是，我们的“城市”系广域的行政区划，其中既包括市区，也包括郊区，甚至还囊括大面积的农村。多年“市管县”、“整县改市”、以及含义不明的“城乡一体化”，使我们这里的城市概念与世界通行的不一样，缺乏可比性。如果聚焦于城市的“市区”，可比性会不会强一点？
寻寻觅觅，去年终于在上海发现一个静安区，只7.62平方公里，常住人口24.3万人(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每平方公里平均居住3.1万人；2013年GDP为660亿人民币，合每平方公里14亿美元。人口密度高过曼哈顿，经济密度也很接近！要知道，静安区只不过大上海一个最小的小区而已，面积仅占全上海的千分之一点二。算下来，只要有40个静安区就超过全上海的经济总量。40个静安区占多少国土面积？不过大上海的5%。
看来，要把城市的“市区”摆到更突出的地位，让几百个城市的市区做到一有标准、二有边界，在城市化转型中值得提上日程。我们要明白，如果作为城市之核的市区，密度过低，城市集聚的能量不足，就断然难以通过发挥辐射作用引领国民经济增长。君不见所谓的全球城市，从来以影响力、辐射力论英雄，而不以总量、范围大小论短长。
在物理上，水杯满了才会外溢。上一程中国的城镇化，扩张速度惊人，但不少城市很像在一个大桌面上同时摆开多只水杯，哪一只的水也不满，半半拉拉、甚者空空如也。在此情况下还摊大饼式地向外扩张，只能越摊越薄，城不像城、乡不像乡，哪里谈得到外溢、辐射与影响力？
从实际出发，我国城市化的下一程，要对密度、集聚、便利、以及更广义的城市生活质量，给予更高的关注。上一程城镇化留下的问题当然还要解决，其中的经验教训，也非常值得总结。但更重要的是面对未来，以问题导向的态度推进城市化健康持续发展。形象一点说，在撑开的城市骨架上好好长点肉，好好发育城市肌体，是城市化下一程的重点。
为此，需要观念更新。在国际城市理论的思想潮流中，有一种“紧凑城市”(compactcity)的主张。这派理论家，反省了城市蔓延带来的生活不便利、环境不友好，反其道而行之，倡导更充分利用现代技术与管理，通过合理提升、而不是降低城市密度，来实现城市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可持续成长。
以东京为例。东京圈仅占日本国土面积3.4%，却集聚了日本人口的28%，GDP的30%以上，当属密度很高的一个世界大都会城市。但是深入到东京内部，不难发现甚至在市区的中心地带，还有不少功能规划失当、便利性差、环境也不友好的地段和建筑，妨碍东京承载更高质量的城市活动。1986年，一家民营企业森大厦株式会社，提出按照“立体城市花园”新理念，对一些“都心”地段实施更新的计划，并经过十数年的说明、沟通(包括与是政府和城市规划、管理部门)和坚持，先后完成ARKHILLS和“六本木HILLS”这样地标性的都心更新工程，为“新世纪大都会城市”提供了可供各方体验的样本。
特别是六本木HILLS，我两次利用到东京开会的机会去现场，外行看热闹，却也看得过瘾。试想一共11公顷的地面，建成76万平米的各式建筑，集家居、办公、商业、餐饮、社交、艺术展示、图书馆、学院、酒店、媒体、出行枢纽等所有你能想到的城市功能于一身。就在这么一个步行可及的范围内，常年居住着800户人家约2000人，每天有2万名各行业员工在此上班，每年有4000万人次的观光客和消费者上门赏光。别的留给读者去亲自体验，在那54米高演艺厅的楼顶，居然一片田野风光，种树种花种草之余，还有一方水稻田！什么叫城市化还看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你到了现场就知道。
这给我们一个重要的启示：“大城市病”的疗法是多样的。除了容易想到的不让人来、或非把人疏散走，在更合理的城市投资、建设和管理的条件下，提升城市密度也可能是一条出路。
小城镇的“加密”，可能性就更多了。也是在日本，本州岛北陆地区有一个富山市，人口不到42万，且在老龄化的压力下，人口总数趋减。如何保持城市活力，建设更高的生活品质？富山市的策略是“建设紧凑型城市”。我们到现场问，“紧凑”究竟是往哪里凑？当地人的回答是，先改善城市有轨交通，再激活沿线、特别是环车站居住圈，最后目标是吸引老人家到距离车站500米的圈圈里来生活!眼看那美轮美奂的路面电车成为富山市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看客自然关心投资问题。富山市长介绍：路轨由政府投资，车辆研发政府资助，但购置新车辆由营运公司从市场筹资，至于各个车站的建设，则由市民——包括法人和自然人——捐赠。是的，每个貌似“景点”的车站墙面上，供候车人歇脚的折叠椅，皆有镶嵌着一小块刻有捐赠人姓名的小铜牌。
农村也有合理提升密度的课题。经济结构变化了，务农人口减少了，加上交通、通讯的改善，为相机改变传统农村极度分散的生产、居住模式，创造着条件。2003年前后，上海郊区率先提出的“三个集中”(工业向园区集中、农居向集镇集中、农田向务农能手集中)，后来在成都、长沙、江苏多地推广并发扬光大。都江堰有个茶坪村，我们多次到访那里，大多数村民的房子在2008年地震中垮塌，灾后重建，特别注意走紧凑村庄之路，把很多散居在山梁上、生活生产极不便利的人家迁到山下，通过结余土地指标筹资的办法，兴建起一个有旅游、度假价值的都市近郊山村，本地村民更为易居，还吸引不少成都的老人家到那里度夏。城乡两利，何乐不为？
要明白，我国的城市化到了一个转折点。单纯服务于扩张城市规模的大拆大建、甚至强征强拆，无论从哪一个维度看，都断然难以为继。城市化下一程非转不可，向哪里转，值得城市的决策主体，管理主体和建设主体思考。如果“以人为本的城市化”不是拿来喊喊的口号，那么如何落地，向那个方向继续，要有明确的答案。
比较现实的选项，是在已撑开的城市骨架范畴之内，将城市投资和建设的重点转向集聚和合理的密度提升。譬如各地修建了不少大剧院，要问一问有没有演出，有多高频率的演出，以及什么品味的演出？巴塞罗那不过200万人口，却拥有享誉国际的加泰罗尼亚国立歌剧院，是一百几十年前修的，有1000个座位，迄今为止每年演出300多场。纽约百老汇和伦敦西区音乐剧，更是让这两大全球级城市具有持久魅力之不可或缺的要素。对比之下，近年我国建成的大型歌剧院不少，设施的硬件条件可到世界上任何地方去打擂台，挑战是节目组织得怎么样。好苗头当然也有，像天津大剧院音乐厅，慧眼识英雄，把北大国发院的一位毕业生选去领衔打理，两年半时间办成800场演出，俨然已成中国的一座音乐重镇。
这说明，城市发育的设施硬件等“骨架”一旦撑开之后，关键就转到有没有一批“城市事业家”能组织更积极活跃的城市生活。城市是人的城市，以便利人的活动为上，以人气为王。上一程我国的城镇化，似乎比赛的是谁家征地多，谁家新区远、马路宽，谁家的建筑高端大气上档次。现在到了换赛季，要比一比新本领，赛一赛哪个城市、哪一个街区、哪一个建筑群的人气更旺，活性化程度更高，经济文化活动的品质更好，让普通市民生活更便利，易业又易居。
在这个过程中，体制机制值得重视，因为体制机制约束着人的行为。约束不当，行为的结果就常常事与愿违。城市化下一程以提升城市生活的质量为中心，特别需要一批“城市事业家”，他们可能是市长、企业家、艺术家或普通市民，但共同的职能，就是把大量投资修建成的城市设施充分用起来，组织更加活力四射、更高质量、也对环境更为友好的经济文化活动，以此发育城市文明，带动国民经济持续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