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开始掀起一股“智库热”。但是，目前我国智库在国际上的影响力还很小，与中国国力不相适应。一般我们谈到提升国际传播能力，似乎只关媒体的事。作为舆论产生的重要源头，智库本身的传播作用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本文将重点分析我国智库国际传播的现状，探究提升我国智库国内、国际影响力的对策。
内容生产：缺乏引领性概念和观点
“文明的冲突”、“利益攸关方”、“中美G2模式”、“软实力”、“巧实力”等引领全球话语的概念或战略名词，均由美国智库首先提出或推出。美国智库提出的概念通过国际主流媒体、国际研讨会等平台广泛传播而成为“国际议程”，它们提出的一些核心观点便以“国际社会的声音”出现，乃至于成为正确舆论导向，后来回应者即使反驳、提出异议也很难撼动这些观点已经牢牢占据的主导地位。
中国智库目前更多局限在对我国政策的解读、阐释，很少提出能够主导国际话语的概念和战略名词，往往在别人的框架下跟随讨论。如在中国知网上以“软实力”为主题检索，截止到2014年11月，多达29560 条结果。
特别是面对国外智库层出不穷的“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中国责任论”等涉华论调，中国智库也只能救火式地被动应对。针对“中国威胁论”，倒是2006年新加坡著名经济学家、南洋理工大学亚洲研究所所长陈光炎认为中国应该提出一个“中国贡献论”。但中国智库学者似乎只是把“中国贡献论”看作是外界对于中国崛起的一种不同于西方视角的看法和比较正面的评价，并没有更多地去研究、完善、发展其内容，推动它与“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中国责任论”等论调去抗衡，更不用说去影响国际涉华舆论了。迄今为止，“中国威胁论”及其变种仍然不绝于耳。
传播渠道：高质量成果难以转化为舆论资源
西方智库视其社会影响力的大小为生命线，他们通过多种渠道面向国际传播，包括在知名媒体上发表文章、出版专业刊物和著作、举办高层次国际论坛等，以影响本国和其他国家的舆论、政府决策等。
与西方智库相比，目前我国多数智库仅仅满足于将成果上报给决策部门获得领导批示，还不太善于在国际上推销自己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一是不善于利用大众媒体将成果转化为影响国际舆论的资源。西方知名智库大多设立了专门的公关部，负责与全世界各大媒体的沟通和联络。有些智库甚至设立了全天24小时开通的“媒体热线”。虽然越来越多的中国智库开始从幕后走到台前，专家学者更加频繁地接受媒体采访，但更多地还是局限于国内媒体，接受国际知名媒体采访或者在国际知名媒体上发表文章的还不多。而我国媒体的国际影响力还有待进一步提高，因此，即使有一些高质量的智库成果，也难以转化为影响国际舆论的资源。
二是智库刊物、著作国际影响力有限。西方知名智库一般都有一份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刊物，专业性较强，其作者、读者多为决策者和各个领域的意见领袖。以美国为例，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外交》、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华盛顿季刊》、布鲁金斯学会的《布鲁金斯评论》、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外交政策》、传统基金会的《政策评论》、尼克松中心的《国家利益》等刊物，推出的不少核心观点都产生了巨大影响，有的还成为主导国际话语的“热词”。如塞缪尔·亨廷顿提出“文明的冲突”、佐利克将中国定位为“利益攸关方”等最早都是在《外交》中提出来的。但是，受语言等各种因素制约，中国目前还缺少类似的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智库刊物。在这些知名智库刊物直接用英语发表文章的中国专家学者也很少。
此外，西方智库出版的一些著作从选题到营销，都有一套成熟的运作机制，出版后往往能够成为相关领域的畅销书，引领话题，影响舆论。比如，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心前主任李侃如（Kenneth Licbcrthal），长期广泛地研究中国及亚洲事务，著述颇丰，他的著作不仅引发媒体关注，同时也对美国的对华政策产生影响。此外，他与中国知名学者俞可平等合作的《中国的政治发展（中美学者的视角）》、与中国知名学者王缉思合作的《中美战略互疑：解析与应对》均出了中文版，反响不小。相比之下，有些中国智库的专家学者出版的著作在国内影响力还不错，但国际影响力较为有限，能在欧美国家出英文版著作的少之又少。
三是国际性论坛参与不够。随着中国的迅速发展，近些年国外智库掀起了“中国研究热”，经常会举办和中国相关的论坛，也希望中国的专家学者或政府官员参与研讨，但现实却是，这些论坛上中国面孔太少、中国声音太小。而在全球性问题的论坛研讨中，更是西方智库垄断话语。
此外，我国智库在吸引国外智库合作参与研究、在当地设立分支机构等方面均与西方智库有较大差距。
未来方向：拓宽研究视野，树立国际传播观念
目前，我国部分智库特别是高校中的智库，由于和政府决策部门沟通较少，有些研究选题和现实需求存在一定程度的脱节，纯学术研究较多。对此，建议政府部门加大信息公开力度，加强和智库之间的沟通，引导智库研究选题贴近现实需求。
此外，鉴于我国大部分智库把自己的研究选题局限于当前的国内事务，应引导和鼓励我国智库拓宽研究视野，不局限于中国，而是更加关注与本国密切相关的全球性、战略性、前瞻性问题的研究，如能源问题、环境保护问题、全球气候变化、可持续发展、反恐等，并力争在这些领域提出能够让其他国家争相讨论的理念、名词和观点。
还可从政策上对智库加以引导，对国际传播效果好的智库予以支持，使我国智库逐步树立国际传播观念，做到“研究”和“传播”并重。推动我国媒体特别是外宣媒体更多地翻译和报道智库适合向国际社会传播的研究成果，向国际社会发出中国智库的声音。支持多语种智库刊物、著作的出版和多语种智库网站的建立。鼓励我国智库专家学者在国际知名媒体和智库刊物上发表文章、接受采访等，增进海外智库对我国事务和立场的了解。营造宽松的政策环境，为国内外智库交流、研究搭建平台，鼓励我国智库积极举办和参与国际性论坛。
注：
本文受2014年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56批面上资助，项目编号：2014M5611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