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事件是世界恐怖主义的“巅峰之作”，深刻影响了世界安全形势和反恐怖格局。国际社会花费了数万亿美元、数千人死亡的代价，不仅没有解决或削弱恐怖主义的威胁，反而有越反越恐的趋势。一个基地组织被打倒了，但是“伊斯兰国”等恐怖组织反而逆势崛起，取代了基地组织对国际恐怖主义运动的领导地位。这让国际社会以基地组织为核心目标的反恐怖战略，基本沦为泡影。
成为“新常态”的恐怖主义的新趋势
2016年7-8月，在美国夏威夷亚太安全研究中心举行反恐怖研讨班上，来自世界47个国家和地区的100多名代表得出两个基本结论：一是，世界、尤其是“大”亚太地区的安全形势不断恶化；二是，安全威胁主要来自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问题。在很多国家，包括美国在内，都把恐怖主义威胁视为一种“常态”存在，而不仅仅是一种紧急状态或偶发性威胁。
国际恐怖主义也呈现出一些新趋势。去中心化或多元化是一个主要特征。在过去，国际恐怖主义运动主要源于巴以冲突、阿富汗战乱和中东危机，主要成员来自于参与这些战乱的阿拉伯裔极端分子。先是阿富汗战士为主，后来是伊拉克战士为主。
但是现在，恐怖主义一方面在中东地区积聚力量，呈现出恐怖主义“中心”不断加强的趋势。但人员构成则更加多元，呈现出去中心化的趋势。一是“伊斯兰国”等极端组织，吸引了世界各地近百个国家的成员，包括来自欧美发达国家的追随者，成员结构高度多元化。二是恐怖主义“副中心”不断崛起。传统的恐怖活动中心是伊拉克、阿富汗、巴基斯坦和印度等国家。而现在，叙利亚、也门、利比亚、尼日利亚等国的恐怖主义形势不断恶化，成为新的中心和恐怖活动策源地。三是本土型自我极端化、恐怖化分子成为主流。在欧洲国家，很多恐怖分子并没有直接参与到中东“恐怖主义中心”的建设过程，仅仅通过网络等渠道了解到相关信息和技能，就完成了恐怖主义化的过程。这种本土型恐怖分子，还导致恐怖主义草根化现象，使得各国反恐怖部门更难应对，因为很多人都没有犯罪或可疑记录，属于“一次性”恐怖分子。
网络化是另外一个重要趋势。在过去，恐怖分子受到通讯工具和交通手段的限制，国际化与全球化进程还是有限的。但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尤其是新一代私密性很强的社交媒体的涌现，恐怖分子借助网络实现了快速的、高效的、也相对更加安全的全球扩张。目前，绝大部分的恐怖活动，尤其是恐怖主义宣传、人员招募、资金筹集和恐怖活动策划，都主要通过网络完成。网络的虚拟性和国际性特征，使各国反恐怖部门面临更多的技术和法律挑战。
恐怖主义的根源与手段仍然未变
宗教极端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和极端意识形态等，仍然是当代世界恐怖主义的主要根源。其中尤以宗教极端主义为甚。
自“9·11”事件以来，发生在中东和南亚的恐怖事件，占世界恐怖活动总数的70%左右，其中80%与宗教极端主义相关。并且，宗教极端主义活动涉及到世界主要的宗教类型。虽然其中以伊斯兰极端主义组织的活动最为频繁，但是佛教、印度教、基督教等群体中的极端活动，也经常发生。
恐怖主义根源的分布，还具有地区性特征。在南亚、中东、北非和次撒哈拉地区，宗教极端主义是恐怖主义的主要根源。在亚太地区，宗教极端主义型恐怖事件，大约占恐怖事件总量的40%左右。而在世界其他地区，极端意识形态和民族分裂主义则是恐怖主义的主要根源。
从恐怖活动手段来看，爆炸、尤其是自杀式爆炸依然是主要的恐怖活动手段。自“9·11”事件以来的15年里，爆炸占恐怖活动手段的数量，大多都在50%以上，个别年份还会超过60%。在恐怖爆炸事件中，以自杀式恐怖爆炸活动更为剧烈，心理和政治影响也更大。仅仅在2014年，超过4300人死于自杀式恐怖活动，涉及15个国家，其中主要是自杀式爆炸活动。
美国战略误判导致反恐“越反越恐”
从反恐怖的视角来看，虽然15年的国际反恐怖运动没有在根本上解决恐怖主义问题，甚至还有可能是“越反越恐”。但实际上，世界恐怖主义形势在很大程度受到世界反恐怖力量的影响。
一般来说，反恐怖力量越强、超团结，恐怖主义力量就越弱小。从“9·11”事件爆发到2005年，在美国领导之下的国际反恐怖同盟体系高度团结一致，将国际恐怖主义运动压缩到很低的水平。这表明恐怖主义威胁是可以“反”的，并非势不可挡。
当前国际恐怖主义势力高涨，与大国之间的矛盾与冲突、甚至打“反恐怖牌”直接相关。2003年，美国不顾国际社会的反对发动伊拉克战争，分裂了后“9·11”时代的大国关系，大国间竞争与矛盾开始超过反恐怖合作议题。
而美国在连续赢得阿富汗和伊拉克两场战争的胜利以后，也有点得意忘形，试图借机重整国际格局，推行美国式制度和理念，忽视了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国家重建工作。美国的这一战略失误削弱国际反恐怖力量，给予恐怖主义势力可乘之机。
奥巴马总统上台以后，美国更加彻底地改变了反恐怖优先的国家安全战略，把对付俄罗斯和中国等的传统安全“威胁”列为首要目标，进一步分裂国际反恐怖阵营，导致世界反恐怖安全局势的普遍恶化。“伊斯兰国”极端组织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崛起，以及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就是在这一背景下进行的。
恐怖主义问题恶化是世界系统性危机的一个体现
当今世界处于国际政治转型期、世界经济困难期和意识形态转型期，各大国忙于应对这些挑战，无力或无意应对恐怖主义威胁。
国际政治格局转型是理解当今世界恐怖主义形势恶化大背景。当今世界格局多极化、多元化成为一个重要特征，霸权国家忙于“守成”，把主要精力用于应对来自新兴大国的所谓“威胁”与“挑战”，反恐怖的位次因此靠后。而新兴大国则一方面力量不足、经验有限，还要应对来自守成大国的打压，无力也无心打击世界范围内的恐怖主义。
世界经济处于困难阶段，导致很多国家的社会治理能力下降。尤其是一些依赖资源出口的国家，收入锐减，民众福利开支等也受到影响，社会问题集中暴露，恐怖主义的社会基础更加“深厚”。在一些国家，尤其是一些中东国家，更是已经呈现出经济困难与社会动乱之间的恶性循环。
世界范围内意识形态都处于转型期。由于人口结构的变化，在信息革命的催化之下，传统代议制民主的精英治理模式，受到来自各国草根群体的普遍挑战，精英民主有向大众民主或民粹政治过渡的可能。反权威、反主流、反现存秩序在很多国家变成一种流行文化。美国大选、英国脱欧公投等，都在一定程度上是这种意识形态乱局的体现。恐怖主义本身也属于这种新型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并从中得到丰厚的营养。
当代恐怖主义问题的恶化，有着深刻的国内和国际根源，是大国斗争、经济衰退和意识形态混乱的综合产物。因此，仅仅把目光紧盯在恐怖主义身上，是解决不了恐怖主义问题的。国际社会、尤其是主要大国，要把应对恐怖主义威胁，放到整体上解决国际政治矛盾和重振世界经济的大背景下去分析，才有可能在根源上解决或减轻恐怖主义威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