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风格是外交活动的表现方式，是表达外交意图、外交政策和对外战略的语言特点和行为模式。外交风格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民族文化和民族性格，甚至也体现了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意识形态特点。外交风格有时也会对外交效果、国民认知和舆论导向等产生重要影响。因此，选择和培育何种外交风格已是不容忽视的重要课题。
一、中俄外交风格比较
原则上说，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独特的外交风格，有一百个国家就有一百种外交风格，但各国的外交风格又可按照不同的标准分为不同的类型，如传统型与现代型，保守型与激进型，直线型与迂回型，透明型与神秘型。我们之所以要把中俄外交风格进行比较主要基于以下两点：
一是具有可比性。由于中俄两国在很多方面具有相同或相似的状况、处境、目标、权力和责任等，因此具有可比性。如中俄两国都是大国，大国的外交风格与小国会有显著不同。中俄两国都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核大国，对世界和平与安全做任何重大决策既有发言权和投票权，同时也承担着相应的国际责任。中俄两国都是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国家，同时又都是新兴市场国家和金砖国家，其发展水平和发展阶段非常相似。中俄两国都与西方国家在政治、安全、经济和价值观念上有深刻分歧和诸多矛盾，又都是西方国家进行战略遏制和挤压的主要对象，甚至是西方推行“颜色革命”的对象。另一方面，中俄两国都致力于与西方和平相处、平等合作，希望能创造一个有利于经济发展和民族振兴的外部环境；同时，两国都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主张世界多极化和民主化。上述说明，中俄两国的外交风格具有可比性，只有具有可比性才可以通过比较获得启示和教益。二是通过比较可澄清人们对中俄外交政策的认识误区。近些年来人们对中俄外交政策有两个认识误区或称感觉误区更准确：一是认为俄罗斯对西方的外交政策比较强硬，而中国则比较软弱。
二是认为俄罗斯采取的是与西方对抗的战略，而中国采取的则是妥协和忍让的政策。这两种认识都是错觉，其原因主要是混淆了外交风格和外交政策这两个不同的范畴，误把表现方式视为实质内容，我们将通过比较分析予以澄清和客观解读。中俄两国外交风格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高调与低调的差异。俄罗斯的外交风格总体上是一种高调的外交风格，而中国则是一种低调的外交风格。俄罗斯的高调不仅表现为参与国际事务的广度与深度上，而且还集中表现在公开、鲜明的表明自身立场上。如对以美国为主发动的伊拉克战争和利比亚战争，俄罗斯始终是高调反对；当美欧以在利比亚设“禁飞区”为名骗取安理会决议后对利比亚进行军事干涉时，普京抨击道，这就象“欧洲中世纪十字军东征的号令”[1]。为回敬西方的霸权主义和对俄罗斯民主的批评，普京高调提出了“主权民主”理论，为“复兴强大的俄罗斯、恢复公正和回归大国价值观”而大声疾呼[2]。中国多年来一直保持着低调的外交风格，对与我国核心利益不相关的国际争端和国际冲突尽量采取避而远之的做法，当不得不表态时也是重申中国外交的基本原则立场，一般不明确表态支持哪一方和谴责哪一方。中国很少与欧美国家公开叫板，除非涉及核心利益，对欧美的批评一般也比较温和，或采用典型的外交语言表明立场。
2.灵活多变与按部就班的差异。俄罗斯的外交具有灵活多变的特点，不是一旦表明立场就一成不变，而是依据事态的发展和国际环境（包括相关方的态度与行为）的变化，不断地进行调整和改变。如在叙利亚危机中，俄罗斯根据战事的发展、巴沙尔总统采取的政策和西方国家的态度，不断调整外交立场和政策。当西方以叙政府军使用化武为借口要实行军事打击时，俄罗斯已不再与西方争论到底是谁使用了化武，而是提出了彻底销毁在叙境内化武的妥协方案，暂时避免了西方对叙动武的结局。在乌克兰危机中，当亚努科维奇被赶走、反对派上台时，俄罗斯不承认反对派政权的合法性；随着克里米亚的回归，俄罗斯愿意与反对派政权进行对话与谈判，以解决东部的动荡局势。乌总统大选后，俄进一步表示愿与波罗申科总统合作共同解决乌克兰危机。在处理其他国际危机和争端过程中，俄罗斯也一再展现出灵活多变的外交风格。中国的外交风格是表态比较慎重，一旦表明立场轻易不会改变，更不会收回，即使是外交主管领导甚至最高领导人都不能随意改变既定的外交政策和方针。在中国的外交实践中很少有“急转弯”的情况，更鲜有“大转弯”的情况，按部就班则是常态。
3.热络沟通与冷处理的差异。俄罗斯在国际事务中经常与西方国家发生冲突、矛盾和争吵，如在科索沃战争、格鲁吉亚战争和乌克兰危机问题上，双方的立场是完全对立，而在北约东扩和叙利亚内战问题上，双方的立场长期相持不下。面对诸如此类的外交难题，俄罗斯的做法是进行反复不断的沟通、谈判、协调和磋商，旨在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和达成双方均能接受的协议，哪怕只是临时协议。如在乌克兰危机中，俄罗斯与西方和基辅现政权虽已公开翻脸，但普京还是不断与奥巴马、默克尔、奥朗德等进行直接对话与交流，阐明自己的态度和观点，提出俄方的建议，磋商化解危机的方法。中国在遇到诸如此类的外交争端和外交麻烦时，通常的做法是先正面阐述我国的立场和态度，表示不满、反对或抗议，希望对方改变做法或承认错误；如对方不道歉、不认错或没有相应的实际行动，我们的做法是采取“临时冻结”的冷处理办法，向对方施加无形压力，同时调动国内外舆论资源进行揭露和剖析，待时机成熟和对方做出诚恳的善意表示时，再开展对话和修复关系。如对执意参拜靖国神社的小泉、安倍及接待达赖的卡梅伦等，都是这种模式。
4.主动出击与被动反应的差异。在与西方国家的外交关系中，俄罗斯常常主动出击，对西方的行为或政策进行公开批评。如对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利比亚战争，对美国等西方国家在中亚和中东地区煽动和策划“颜色革命”及对美国的监听丑闻等，俄罗斯都毫不掩饰地站出来进行抨击。2013年普京总统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公开抨击奥巴马大肆宣扬的“美国例外论”，这是对美国价值观和外交理论基石的挑战，引起舆论哗然，连《洛杉矶时报》都对普京的主动出击惊呼：“以前的俄罗斯国家元首从未说过这样的话”[3]。中国在与西方国家，尤其是与美国的关系中，其外交反应基本上是一种被动反应。当每年一度的美国人权报告出来后有批评中国的地方，我们进行反驳并公布一份美国的人权纪录，批评美国的人权问题。在美国不断地指责中国在东海和南海争端的立场时，中国反过来批评美国“拉偏架”和不客观。从外交层面看，迄今为止中国在与西方国家的关系中，甚至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中，其政策举措都属于被动反应型。如日本在宣布钓鱼岛国有化、破坏了有争议问题的现状后，中国才采取了一系列反制措施。
5.出其不意与意料之中的差异。在俄罗斯的外交活动中经常会有出其不意之举，有的是外交行动，有的是外交政策或策略。如在1999年科索沃战争中，当塞尔维亚军队在北约狂轰滥炸下被迫撤离后，时任总统叶利钦秘密派遣一支伞兵分队抢在北约部队前占领了科索沃首府——普里什蒂纳机场，令全世界大吃一惊。在这次乌克兰危机中，在亲西方反动派发动政变几天后，总统亚努科维奇便出现在俄罗斯的罗斯托夫市。普京总统在沉默几天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兵不血刃、按法律程序收回了克里米亚半岛；当爆料美国监控丑闻的斯诺登在香港受困之际，人们纷纷猜测其何去何从，然而几天后斯诺登出现在俄罗斯机场并最终被俄罗斯收留，这一外交举措令美国措手不及、无可奈何！与俄罗斯相比，我国的外交举动基本上在人们的意料之中。如美欧等西方国家派兵侵略一个国家时，或支持反对派颠覆一国的合法政权时，我国会公开申明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立场，在安理会投票时一般都投弃权票，不与西方正面对抗，但如涉及中国核心利益时，中国会毫不犹豫地投反对票。如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或西方国家首脑接待达赖时，我国会声明表示反对和谴责并视情况的严重程度决定是否冻结高层交往。中国的外交反应只有程度强弱之分，而很少让人感到突然和意外。从这个意义说，中国的外交政策和外交行为具有明确的方向性、坚定的原则性和可预测性，不会让世界猜谜，不会引起误判，这让全世界都目瞪口呆。
6.针锋相对与含蓄委婉的差异。外交风格不仅表现在外交策略和行为方式上，也体现在语言表达和外交辞令的选择上。一方面，俄罗斯的外交语言表达比较清晰明快、一针见血，主张什么、反对什么说得清清楚楚，对西方的批评的反驳针锋相对，有时言辞犀利苛刻，毫不忌讳，甚至“开始采用一种带火药味的言辞来表达其外交政策”[4]。另一方面，俄罗斯不避讳在公开场合宣布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在某些问题上的严重分歧，甚至在美俄外长联合举行的记者会上，双方唇枪舌剑、激烈交锋；在联合国安理会上这种情况更是司空见惯。中国在外交上很少指名道姓对某国或某国主要领导人进行言辞尖刻的批评，外交用语比较温和、含蓄和委婉，但在涉及主权和领土完整及其他核心利益上却态度鲜明、立场坚定，没有丝毫含糊与弹性。中国不喜欢两国在公开外交场合面对面交锋，更倾向于在闭门会议或相关论坛上进行交流或辩论。
二、中俄外交风格差异的主要原因诠释
外交风格不等同于外交政策。实施一项外交政策可以有不同的风格、方式和策略，但外交政策的性质和目标不能改变。对外交风格好坏、优劣的评价不能以语言、态度、表达方式和策略方式为标准，而应看是否实现了外交政策目标或战略目标，同时还要看国际社会的认知程度和理解程度，即外交风格应有助于对方对一国外交政策意图的正确解读，而不能让人陷于迷茫甚至误解。中俄两国外交风格差异很大，对其原因我们试解析如下：
（一）民族性格与民族文化的因素
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对外交往方式和表达方式和一个人的交往方式、表达方式一样，无论如何都掩饰不住其内在性格基因和自身文化的特征。在地理概念上俄罗斯是一个欧亚国家，但从民族和文化渊源的角度看，俄罗斯的根是在欧洲。欧洲人性格开朗、豪放、直率，语言表达明快犀利，好恶现于形而不埋于心，而东正教文化中又渗透着使命意识、极端意识和崇尚权威的意识[5]，这些应看做是俄罗斯外交风格形成的先天因素。与西欧国家相比，俄罗斯的民族性格更显粗犷、刚烈、自负和自信，所以俄罗斯在对外交往中形成了具有自身特点的外交风格。中国属于亚洲民族，亚洲民族多属于内敛、稳重和自控的性格，由于受儒学的深刻影响，在对外交往中多表现出谦恭、含蓄和温和的特征，即使批评和指责也多以委婉、迂回的方式来表达，尽量避免在公开场合的正面交锋和当众指责，因为亚洲人，尤其是中国人比较顾及别人、更顾及自己的“面子”。中国与俄罗斯的外交风格实际上可看作是亚洲风格和欧美风格的典型，俄罗斯的外交风格与欧美国家更相似，而中国的外交风格与日韩等亚洲国家具有一些共同特征。
（二）领袖人物的性格特点与权威性因素
一国的外交风格与主管外交的领袖人物的性格特点和权威性有直接关系。普京作为俄罗斯的领袖人物其性格特点众所周知，行事风格果断，反应敏锐，洞察力强，在国内一直拥有较高的支持率和公认的权威性，普京的风格代表了俄罗斯的外交风格。毛泽东和邓小平是中国第一代和第二代领导集体中的权威人物和代表性人物，他们的个性特点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当时的外交风格。中国在西方全面封锁、中苏严重对抗和国内经济困难的形势下，毛泽东仍非常自信、淡定和乐观，把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视为“纸老虎”，对原子弹的威胁毫不畏惧，在国际上勇敢地扛起反帝反修大旗，坚定地反对霸权主义、殖民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周恩来总理既坚持原则又灵活务实的个性品质、行为方式和处事风格对中国外交风格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收回香港主权的谈判中，邓小平的坚定立场和不容置疑的态度，让一身傲气、不可一世的英国“铁娘子”撒切尔夫人放弃了“以主权换治权”的企图。在六四风波后西方集体声讨、全面制裁中国的严峻形势下，邓小平从容不迫，提出“冷静观察、韬光养晦、谨慎应对”的外交战略，最终摆脱困局，开创新篇。中国第三代领导人虽不具有毛、邓的权威性，但却继承了老一代革命家的外交风格，在涉及主权、领土完整及重大核心利益问题上立场坚定、态度鲜明，无论面临何种压力都不妥协和后退。
（三）国家的军事实力、经济实力和外交实力因素
“弱国无外交”已成为外交界的一句格言，不但中国近代史，世界历史也证明了这句经典的真实性。在当今世界敢于和美国及西方集团公开叫板的非俄罗斯莫属；在军事上，尤其在战略核武器方面，只有俄罗斯能与美国相抗衡，相互形成核威慑，谁也不敢轻易对对方动武，因此当俄罗斯把克里米亚划入自己版图时，美国和北约只是谴责和抗议并追加经济制裁，奥巴马和北约秘书长都明确表示不会为此出兵，普京对此早就胸中有数，一切均在他的意料之中。俄罗斯虽称不上经济大国或富国，但资源丰富且拥有独立的工业体系，西方的制裁会损害俄罗斯的经济，但不会导致俄罗斯经济崩溃，更不会威胁俄罗斯的生存。在外交领域俄罗斯的资源也比较丰富，不但有中国、印度、伊朗、越南、古巴等诸多发展中国家的战略伙伴，就连日本、德国、法国等西方国家也不想与俄彻底决裂。在叙利亚问题、伊朗核武问题、反恐问题、核不扩散问题、削减进攻性战略核武器问题等诸多方面，美国都需要俄罗斯的合作。在安理会没有俄罗斯的合作，美国将一事无成。由于俄罗斯在军事、经济和外交方面的实力，俄的高调外交风格和敢于与西方针锋相对的做法也就不足为奇了。中国经济规模已居世界第二，在军事上可称得上是地区军事大国，在外交上广交朋友，与欧洲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一直保持着稳定、友好和务实合作的关系，然而，中国属于正在崛起的大国并坚持要走和平发展道路，因此在处理新型大国关系和周边国家关系时特别谨慎和低调，一方面要尽量消除原有大国的担忧和误解，另一方面又要尽量消除周边小国和弱国的恐惧与疑虑，因此中国在外交上尽量表现得克制、忍让和温和，然而这是建立在充分自信和综合实力基础上的克制与低调，而不是自卑和软弱，更不是无原则的妥协。
（四）经济利益与经济依存度因素
冷战结束后东西方意识形态的正面对抗不再是国际关系的主流，而经济利益和经济关系则对各国外交政策和外交风格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中国在改革开放和融入国际经济的过程中与美欧国家的经济关系日益密切，相互间的经济依存度不断提升，2013年中美贸易额达到5 624.5亿美元，中美双向投资累计已超过1 000亿美元，美国已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也是美国第二大贸易伙伴，欧盟是中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中国购买了美国1.2万亿美元国债，是美国的最大债主。在这种形势下，中美和中欧都高度重视双方的外交关系，因为中国和美欧已经形成了实质上的利益共同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旦双边关系破裂将会是一种双输局面（负和博弈），都将面临巨大的经济损失。因此，中国和美欧都非常谨慎地处理在外交上的矛盾与纠纷，即使中国对美国的战略遏制及在人权、体制和政策方面的批评很不满并进行必要反击，但还是需要与美国对话与合作，尽最大努力不把关系搞破裂，不陷于战略对抗和直接冲突，因为这关乎于中国的重大经济利益和未来发展。中国的外交策略基本上是又斗争又合作，以合作为主，以大局为重，但在关乎原则和核心利益的问题上不让步。俄罗斯与美国在经贸方面的经济依存度较低，2013年美俄双边贸易额仅为277亿美元，但俄罗斯与欧盟国家的经贸依存度较高，2013年俄罗斯与欧盟国家之间的贸易额达4 092.3亿美元，欧盟是俄最大的经贸合作伙伴，在俄外贸总额中占49.4%，尤其是在能源领域俄欧相互关系更为密切，因此俄罗斯更注重与德法意等欧洲国家的经贸合作与外交关系。在最近的乌克兰危机中，美国极力主张加大对俄罗斯经济制裁的力度并力促欧盟采取更加严厉措施对俄制裁，然而欧盟却迟迟下不了决心，尤其是与俄关系密切的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等国不愿对俄实施实质性制裁，恐对自身经济造成较大伤害，法国更是硬顶美国的压力，坚持要履行向俄罗斯交付军舰的巨额合同。所以，普京放下身段，采取灵活策略，不断与德法等领导人进行沟通和磋商，希望尽快解决乌克兰危机和有效缓解欧盟的制裁压力。由此看来，经济利益和经济依存度对外交政策选择和外交风格具有一定影响力。
（五）国家的对外战略目标与战略利益因素
中国的对外战略目标不是侵略扩张，不是争夺势力范围和世界霸权，也不是要做超级大国，而是要保障自身的战略安全与核心利益，要与大国和平相处，与周边国家睦邻友好，以创造一个和平稳定的发展环境，实现民族振兴的中国梦。为此，中国首先要处理好与美国和俄罗斯这两个大国的关系。与俄罗斯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已达到历史最好水平，但与美国的关系很复杂、很微妙、很敏感，中国在努力使中美关系变成一种和平共处的友好合作关系，避免形成对抗或敌对关系，因此在外交上必须以中美大局为重，以战略利益为重，既不能回避争吵与博弈，又要有效地管控危机与大势发展，以免中美关系脱轨。在对美外交上既有硬也有软，既有斗争也有妥协，总体上是在重大原则和核心利益上坚持原则，敢于碰硬，而在具体问题处理上则采取务实方式和温和态度，尽量通过对话协商达成共识。在与日本、菲律宾和越南等周边国家的外交争端中，习近平主席的“我们不惹事，但也不怕事”的讲话体现了我国新时期外交的基本原则，也是中国式外交的一大特点。俄罗斯对外战略的目标是：阻止北约东扩，实现独联体国家一体化，重振昔日大国的地位与尊严，尽量与欧美合作创造经济发展的有利环境。俄罗斯战略中反对北约东扩和实现独联体国家一体化的目标与美国和北约国家的战略企图发生正面冲突，所以近些年来普京与西方争吵和博弈不断升级并在乌克兰危机中达到白热化。现在人们有一个严重误解，认为普京奉行的是反西方战略，是和美国对着干，甚至俄罗斯战略研究中心主任安德烈·皮翁特科夫都认为普京“一心想推行反西方，特别是反美的对外政策”[6]，这完全是把外交风格与外交战略混为一谈了，只看表象而忽视了外交政策的性质与目标。迄今为止，俄罗斯从未制定和执行过与西方进行对抗的战略，普京也不是要主动挑战美国，即使在俄罗斯宣布要收回克里米亚、美俄关系跌落低谷时，普京在公开演说中仍重申：“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我们永远不会挑起与盟国的对抗”[7]。然而，我们知道，俄罗斯曾提出要加入北约和欧盟，但均遭到拒绝，最终只让俄罗斯派出驻北约代表和加入七国集团。普京虽然主张世界多极化和反对霸权主义，同时也对西方的战略意图和外交伎俩看得清清楚楚，但他并不想与美欧进行战略对抗，因为俄罗斯现在还没有这个资本，俄罗斯需要一个经济发展的和平环境，需要与欧美进行广泛的经济技术合作，但美欧不断推动北约东扩，执意在俄周边部署反导弹系统，怂恿格鲁吉亚发动战争，煽动、资助俄反对派进行“颜色革命”，支持俄境内的分裂势力，不择手段强拉乌克兰加入欧盟，进而加入北约。正如普京所说：“某个国家——美国，在所有领域都跨出了自己的国界，这非常危险，从此无人会有安全感”[8]。美国的政策和行为确实对俄罗斯的战略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对俄罗斯的核心利益构成严重损害，普京不得不采取果断措施进行外交和政治反击。很显然，普京是处于自我防卫、自我保护状态，虽然态度强硬、针锋相对，但这只是外交风格和外交策略问题，并不改变俄罗斯对外战略的性质、方向和目标，即尽可能地与美欧和平相处并开展务实合作，即使美欧联手开始对俄实行第三轮大规模经济制裁时，俄罗斯仍表示：“我们不打算以眼还眼，以牙还牙”[9]。当然，如果美欧仍步步紧逼，不顾双边关系的底线，把俄罗斯逼到死角，重新引发冷战和战略对抗甚至军事冲突也不是不可能的事。
（六）政治体制与决策体制的因素
一国的政治体制与决策体制对外交风格也有一定影响。俄罗斯是总统制，总统权力较大，外交决策权属于总统并经常处于外交的第一线。在这种体制下，普京对国际事务的态度就代表了俄罗斯的对外政策，除重大事项（如对外使用武力或签署重要国际条约）需经国家杜马授权或批准外，处理一般国际事务和制定对外政策均由总统拍板定夺，总理的任务是落实总统的对外政策和战略。所以，当普京依据事态发展改变或调整外交策略和政策时，无须任何人或机构批准。当然，总统也要对外交政策的结果承担全部责任。在这种体制下，总统个人在外交领域的作用就显得非常突出，外交的灵活性也比较大，总统可依据实际情况和需要改变外交策略；在外交语言表达上有一定伸缩性，只要能正确阐述外交政策意图就不必拘泥于咬文嚼字和刻板套话。外交部长只要正确地理解了总统的外交政策意图，在对外表述和具体运作过程中有较大的发挥余地和创新空间，可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外交才能与智慧。中国实行的是集体领导和集体决策体制，外交政策和战略一旦制定，作为个人谁都无权改变集体作出的决定，外交部的任务是严格执行既定的外交政策和外交方针。如果需要改变或调整某一具体外交政策甚至外交策略，都需层层向上报告并在获得批准后才能实施。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高层领导还是外交工作人员，在对外表述中都会严格遵照集体决定的统一说法，以免表述不恰当、不准确而犯政治错误。
中国是礼仪之邦，有几千年的对外交往历史，作为正在崛起的世界大国，中国应培育和塑造具有鲜明时代特色和深厚文明底蕴的外交风格，充分展示中国人的外交艺术和外交智慧，为实现民族振兴的中国梦更好地服务。外交风格是外交政策的表现形式，中国应形成具有自己特色的外交风格，可以参考和吸纳俄罗斯和西方国家的精华与优点，但不必照搬照抄。我们认为无论是何种模式的外交风格都需要充分考虑以下因素：
一是要能清晰、准确地表达外交政策的真实意图，不能含含糊糊、支支吾吾，让全世界猜谜。
二是外交语言表达既要专业又要生动、形象。所谓专业，就是使用国际标准外交语言，即使表达愤怒和批评，在修辞选择和表达方式上也要得体和适度，不能沦于粗俗，但外交表达方式应生动、形象，不能刻板僵硬、套话连篇。
三是应摒弃“一言既出，驷马难追”的思维定式，而应依据外交事态的发展变化适时修正、调整和改变外交政策和策略。国际信誉是靠践行承诺赢得的，而不是靠政策不变赢得的。外交政策和策略变化是正常的，不要将其视为禁区。
四是应给予外交部门和具体处理外交事务的人员以充分、必要的授权，使其能在既定方针的范围内依据实际情况采取相应策略，随机应变，如出现表达或判断失误，只要及时澄清或修正即可，不能一有失误就丢职罢官，形成人人明哲保身的局面。
五是大国外交应有大国的气度和风范，要有包容和谅解精神，要有大局意识、战略意识和慎重态度，不能情绪化，不能被舆论牵着走。
注释：
[1]刘啸虎：《普京的铁拳》，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15页。
[2]Дугин А.“Суверенная демократия”—признак появления России идеологни.//Время,20 сентября 2006 г.
[3]Mitchell Landsberg, Putin appeals directly to U.S. public with stinging op - ed on Syria, los Ageles Times, September 11, 2013,9:29 p.m http://www.latimes, com/world/worldnow/la-fg-wn-putin-oped-syria-20130911, 0, 5970764. story
[4]Щевцова Л. Антизападничество: новая национальная идея России.// Московское время, 7 августа 2007 г.
[5]靳会新：《俄罗斯民族性格形成中的宗教信仰因素》，载《俄罗斯学刊》2014年第1期。
[6]Michael Mainville, Ties with China forged to offset Westem clout, Washington Times, April 6, 2006.
[7]刘啸虎：《普京的铁拳》，第293页。
[8]刘啸虎：《普京的铁拳》，第210页。
[9]扬相红等：《俄罗斯冷对欧美新制裁》，载《环球时报》2014年7月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