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中俄两国人民交往的日益频繁，相互理解日益加深，彼此间的好感日益增强。正如两国领导人多次强调的，中俄两国关系目前处于历史最好时期。可以肯定的是，今后不管两国最高领导层如何变化，两国基于全球战略、国家根本利益、国家基本发展战略乃至两国民众朴实而现实的一般诉求的基本准则是不会轻易发生变化的。
俄罗斯是中国的北方邻国，在中国与俄罗斯的历史交往中，经历了一个两国实力此消彼长的过程，两国民众的国际观和对对方国家的认识便是由此而产生，并仍然在发生着变化。
与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相比，作为国家的俄罗斯的历史要短的多。公元9世纪基辅罗斯出现后，经过莫斯科公国包括蒙古鞑靼人240年之久的统治，直至沙皇俄国的兴起，俄罗斯国力不断增强。17世纪中叶，沙俄领土扩张势力抵达东西伯利亚后，开始进犯中国黑龙江流域，多次与中国军民发生冲突。经过40多年的反复较量，1689年中俄两国签订《尼布楚条约》，规定外兴安岭以南的黑龙江流域和乌苏里江流域是中国领土。也就是在这一时期，中俄两国首先在边境地区相遇，开始了交往――实力的较量多于和平的商贸往来。在此历史背景下，中国人的“俄罗斯观”开始形成，其后，随着历史的发展进程和中俄两国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概括说来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17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17世纪中叶以后中俄两国在我国东北方向首先发生接触，由此开始了彼此的交往。此时的中国正处在清王朝由盛而衰的转折时期，当时的中国处于封建王朝统治时期，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全国的文盲占90%以上，普通老百姓对包括俄罗斯问题在内的国际事务几乎一无所知。就是满清贵族和仅有的很少的知识阶层对所谓“洋务”也是一知半解。而这时对俄罗斯的看法，主要来源于清政府和与俄罗斯接壤地区民众的一般认识。中国人的“俄罗斯观”处于逐渐形成的初级阶段，此时以及此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一般中国人总是把包括俄国人在内的所有外国人都看成是“蛮夷”而一味拒绝、排斥。经过中国对俄国暂短的优势地位，或者说是均势状态之后，满清王朝开始逐渐走向衰亡。随着西方列强势力的入侵，中国被迫敞开国门。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进入半封建、半殖民地时期，备受各国列强的欺辱，清政府与包括沙俄政府在内的西方列强签订了一系列割地赔款的屈辱条约。这一时期，中国人而主要是满清当局和上流社会一直在“惧洋”、“崇洋”与“蔑洋”、“排外”之间徘徊，始终未能形成成熟的国际观和“俄罗斯观”。简言之，这一时期中国人的“俄罗斯观”如果可以称得上存在的话，充其量也只是模糊的、过渡性质的，是朦胧的。
第二阶段，20世纪初到20世纪中期。这是一个包括中国、俄罗斯（苏联）在内的整个世界剧烈动荡、巨变的历史时期：1904—1905年日俄战争期间日俄军队在作为第三国的中国东北地区厮杀，给中国人民造成了伤害；而前后两次世界大战中中俄（中苏）两国都处在同一阵营中。与此同时，中俄两国国内都发生了巨变——在中国重要的事件有：1900年义和团运动以及随后包括沙俄军队在内的八国联军的入侵；1911年中国爆发辛亥革命，满清王朝被推翻；随之而来的地方割据军阀混战、北伐战争；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的诞生。而在俄罗斯则是：1917年十月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苏维埃联盟国家——苏联的成立、反法西斯卫国战争。
“没有别的事件像1917年俄国革命那样对现代世界产生如此决定性的影响，它开辟了俄国历史的新纪元，把一个不发达的国家变成为一个工业上和军事上的超级大国，根本改变了国际关系的格局。最为重要的是，它开辟了现代革命的时代。布尔什维克表明，马克思主义者能够取得政权并着手进行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这样，他们就鼓舞各地的革命者效法他们去夺取胜利。1917年以后，世界再不能同过去一样了。”[1]
在这一时期，中国人的“俄罗斯观”，或者根据当时历史背景下更确切的说法——中国人的“俄国观”、“苏俄观”、“苏联观”除20世纪最初十几年沙皇俄国时期外，从总体上说是积极的、进步的。苏俄、苏联为当时中国社会进步力量所向往，是中国人民摆脱三座大山压迫的出路和希望所在。而在中国的反动势力看来，苏俄、苏联是恶魔，是罪恶的根源。不言而喻，在当时占主流或者说逐渐占据主流的积极、进步的中国人的“苏联观”之中在代表先进、进步潮流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充满了理想化的成分，在中国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当中“以苏划线”的观念十分盛行。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当时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中国共产党人选择了与苏联结盟的“一边倒”对外政策，更是使这种亲苏的气氛达到了顶点，向苏联学习，以苏联为榜样，“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几乎成为当时新中国全社会的共识。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60年代中苏论战、中苏关系破裂之时。显而易见，这一时期中国人的“俄罗斯观”也是不成熟的，是片面的、盲目的。
第三阶段，20世纪60—80年代中期。这是中苏（中俄）关系史上最混乱、昏暗、低沉的一页。苏共和苏联领导人在社会主义阵营中以及处理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时表现出的大国沙文主义的倾向，以及中苏两党及其领导人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不理解、猜忌导致中苏两党关系出现裂痕，并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出现不同看法，随着中苏论战的不断升级，中苏两国国家关系开始恶化。[2]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中国人的“苏联观”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天使”变成了“恶魔”——昔日学习的榜样变成了今天批判的对象，苏联“同志”、“老大哥”变成了国际共产主义事业的“叛徒”、“修正主义者”。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在中国左的思想观念日益盛行。而苏联方面也采取了对抗的态度，动员“社会主义大家庭”国家对中国进行围攻、声讨，不断加剧中苏边境的紧张局势，对中国施加压力。在当时“帝修反”“反华大合唱”日益加剧的紧张国际局势背景下，在中国国内过激的宣传攻势影响下，中国民众的思想认识中形成了一种观念：“苏修”是同“美帝”一样甚至比“美帝”更可恶的国际反动派，必须动员全世界人民将其打倒。1969年“珍宝岛事件”发生后，在中国的政治语汇中，苏联又多了两个新的“头衔”——“新沙皇”、“社会帝国主义”。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的恶化严重影响了两国普通老百姓的正常交往，相当一段时期内中苏两国实际上处于相互隔绝、互不信任、仇视甚至敌视的极不正常状态。显而易见，这一时期中国人的“俄罗斯观”、“苏联观”是不符合实际的、不理智的、茫然的。
第四阶段，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至今。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中国结束了“十年动乱”，经过“拨乱反正”、“解放思想”，“改革开放”，中国人逐渐抛弃了左的思想观念，不再以意识形态划线，开始客观地看待自己、看待世界、看待作为最大近邻的苏联（俄罗斯）。
此时，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苏联当局对华态度也发生了一些变化，然而由于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期苏联积极奉行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的政策，支持越南侵占柬埔寨，特别是出兵阿富汗，从而使中苏关系降到了冰点。勃列日涅夫去世后，随后的苏联几任领导人都曾多次表达改善中苏关系的意愿。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苏联逐步消除了影响中苏关系正常化的三大障碍——60年代中期起苏联在蒙古大量驻军，并在中苏边境苏方一侧陈兵百万；1978年底支持越南入侵柬埔寨；1979年苏联出兵阿富汗。中苏两国关系终于结束了长达四分之一世纪（1960――1985年）的紧张状态，开始走上正常化轨道。此后，中苏两国领导人本着“结束过去，放眼未来”的精神，求同存异，两国关系不断得到发展，并恢复了中苏两党关系，两国民众的交往日益增多。20世纪80年代后期苏联发生剧变并于1991年底解体，俄罗斯出现在世界舞台上。俄罗斯（苏联）国内政局的变化并未对发展中的中俄两国关系造成太大影响。在叶利钦执政时期，俄罗斯领导人重视同中国发展关系，经过几个发展阶段，中国与俄罗斯之间建立了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两国就东西段边界划定问题先后达成协议，签署了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以及削减边境地区军事力量的有关协定，并建立起两国政府高层互访机制。2001年7月16日中俄两国国家元首在莫斯科签署《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两国在一系列国际和地区问题上加强磋商与合作，中俄关系得到了健康、良好的发展。2001年6月，俄罗斯与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共同建立“上海合作组织”，旨在加强边境地区互信和裁减军队，打击犯罪，维护地区安全，进而在经济、人文、教育、科技等更广泛的领域开展合作。
在这一阶段，随着中俄两国关系的稳步发展、民间往来的日益增多，中国人的“俄罗斯观”日益成熟，其特点是摆脱了历史积怨的束缚，比较现实、客观、公正地看待俄罗斯，既能够正视两国间存在的差异、问题、矛盾，又能够从维护两国良好关系的大局出发，积极评价两国关系的现状并对其未来发展前景充满信心。可以说这一时期中国人的“俄罗斯观”是趋向成熟的、充满自信的。
俄罗斯经历了沙皇俄国、苏俄、苏联、俄罗斯联邦的历史发展，其间发生了无数的重要事件，与中国的关系也历经坎坷。经过这数百年的交往，中俄两国关系、两国民众的关系迎来了健康发展的大好时机，对此中国人的“俄罗斯观”做出了清晰的诠释。
近年来对我国民众所作的有关中俄关系、俄罗斯问题的社会调查材料[3]表明，在我国与几个重要国家和地区的关系方面，我国民众对俄罗斯最为亲近，更看重与俄罗斯的关系。
近代以来，特别是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中国进步人士一直对苏俄、苏联、俄罗斯人民抱有好感，其间中国历次革命、运动无一不与苏联（俄罗斯）密切相关。在中国革命各个历史时期，苏联政府和人民都曾给予中国人民支持和援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苏两国同处反法西斯阵营一边，相互协作、共同抗击日本法西斯的进攻。中国共产党人与苏共、共产国际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其间虽然难免有不愉快的事件发生，但协调一致、密切合作始终是中国共产党与苏联、苏共关系的主流和基础。由此可见，新中国建国初期中国领导人选择对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政策绝不是偶然的。
“中国民众的国际观”有关俄罗斯问题的国情调查材料显示，中国民众对俄罗斯的基本看法是积极的、正面的。近年来四次国情调查（2007年、2008年、2010年、2011年）中，尽管回答对俄罗斯感到“非常亲近”和“亲近”的被调查者相加未能超过半数，但却一直保持着相对多数（2007年为42.71%、2008年为39.6%、2010年为27.6%、2011年为31.4%——下同），大大多于回答“不亲近”（4.1%、6.56%、14.6%、14.4%）和“很不亲近”（1.75%、2.32%、1.6%、1.0%）的被调查者；而对俄罗斯感觉“一般”，其实偏向于积极评价的中国民众始终占据多数（46.9%、47.17%、52.1%、50.6%）[4]。如果把对俄罗斯感到“非常亲近”和“亲近”的被调查者与回答“一般”的被调查者相加，则明显占据了绝大多数，从而与回答“不亲近”和“很不亲近”的被调查者相比形成鲜明的对比。显而易见，我国民众对俄罗斯和俄罗斯人民有着很亲近的感情。
第一，“中俄友好交流历史悠久”；
第二，“俄罗斯（苏联）曾经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给予支持和援助”；
第三，“是中国的战略伙伴”；
第四，“俄罗斯（苏联）曾经是最早的社会主义国家”[5]。
国情调查结果显示出，尽管俄罗斯社会政治制度发生了变化，我国民众对俄罗斯的亲近感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来源于对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感情，这也说明我国民众还是重视两国在国家性质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差异的。
与此同时，在我国民众对俄罗斯不亲近的理由方面，历史问题自然而然地占据了主要位置，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中苏之间发生过冲突”、“沙皇俄国曾经侵略中国”[6]。显而易见，历史问题对一个国家和民族所造成的影响是多么的深刻和久远的。
总之，我国民众虽然对历史问题记忆犹新，但更重视的仍然是现实和未来，表明我国民众在对待外部世界的态度上是清醒和理智的，没有为历史问题所束缚，在充分显示出爱国主义热情的同时，并没有表现出狭隘民族主义的倾向。[7]
在2010年在我国国内部分地区进行的相关国情调查中，我国民众对俄罗斯感觉不亲近的理由出现了新的情况，两国关系历史问题退居了次要地位，而对俄罗斯的防范意识却大大增强：“俄罗斯是我国潜在的威胁”以占被调查者总数9.2%的百分比位列第一，前两次社会调查中选择最多的两项历史问题—“中苏之间发生过冲突”、“沙皇俄国曾侵略中国”则以7.8%和6.3%的比例分别排在第二位和第三位。其余理由依次是：“其他原因”（1.1%）、“本人或亲友与俄罗斯人有过不愉快”（0.4%）、“曾留学或访问俄罗斯”（0.3%），这显然与近年来中俄两国之间出现的一些问题不无关系。[8]
对普通民众来说，不论是对自己的祖国还是对其他国家，国家的象征是十分重要的。近年来的国情调查结果明确显示，在中国民众的心目中，俄罗斯的形象在很大程度是在来源于对苏联的认识。调查结果一再证明，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十月革命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占据着无法替代的重要地位。说到俄罗斯（苏联），中国民众首先想到是“列宁”和“十月革命”，随后是“普京”、“斯大林”、“苏联红军”、“苏联剧变和解体”[9]。这种调查结果反映出，尽管苏联剧变和解体二十年有余了，俄罗斯的社会政治制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在普通中国老百姓的心目中，苏联仍然难以忘怀，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在许多中国人看来当今俄罗斯的形象仍然是苏联的形象。 历次国情调查结果表明，在中国民众中间对中俄两国关系现状持积极评价的人占据了压倒多数[10]，这符合中俄两国关系发展的现状，证明我国民众对此是相当满意的。尽管上述几次国情调查中仍有五分之一稍强的被调查者，对中俄关系的现状不甚满意，但总体结果无疑是乐观、积极的。
对中俄关系发展持普遍乐观态度也反映在对中俄关系发展前景的看法上。对两国关系将顺利发展（乐观）和曲折发展（谨慎乐观）的预期，在被调查者当中始终占据着绝大多数，这说明大多数被调查者对中俄关系发展前景很有信心。
在我国民众看来促使中俄关系健康发展最重要的方面依次是：
第一，“发展经贸”；
第二，“科技合作”；
第三，“文化交流”；
第四，“首脑外交”；
第五，“国际事务上的合作”；
第六，“能源与环保合作”；
第七，“地区经济合作”；
第八，“青少年交流”；
第九，“民间交往”。
显而易见，总体上看中国民众对中俄关系的发展现状是比较满意、相当乐观的，对中俄两国未来关系的发展前景是积极向往、充满期待的。
基本结论
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的高速发展，中国的综合国力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国家的国际地位也随之提升，中国民众认识自己、认识外部世界的能力和水平已经今非昔比。如今，我国民众对北方近邻俄罗斯的了解是比较充分的、全面的。在中国国内进行的多次国情调查结果表明，中国民众对俄罗斯重大事件、具有重大社会影响的政治问题、未来的国际角色以及历史人物和当今名人，都有比较广泛的了解和认知。大多数被问询者对苏联解体持某种程度否定态度。对2008年总统换届后形成的“梅普组合”对俄罗斯社会发展的影响，更倾向于从积极的方面去看待。对俄罗斯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的作用，大部分被问询者的看法和当今俄罗斯实际扮演的国际角色是一致的，特别提出看重它的发挥军事大国和政治大国作用。在对俄国—苏联历史人物和当代俄罗斯名人的了解上，被问询者表现出了较高认知度。总体上看，当前中国民众的“俄罗斯观”是客观的、现实的。既能从国际关系的大局考虑中俄关系的重要性，又能正视中俄两国之间存在的问题和矛盾。
首先，中国民众对俄罗斯、俄罗斯人民保持着好感，这还不仅仅是老一辈人出于对苏联的感情，就是在年轻一代――“80后”、“90后”的年轻人中间也保持着很高的亲近感，这显然是中俄关系良好发展的主流推动力量，并将对中俄关系未来的顺利发展提供可靠的保证。
在获得俄罗斯方面的信息渠道上，调查结果表明，电视、报刊和网络发挥着重要作用。应该说，中国民众对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外部世界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国内主流媒体的影响，受到我国对外政策、方针的影响。近年来我国官方媒体对俄罗斯的正面宣传潜移默化地灌输到民众当中，使我国大多数国民形成了对俄罗斯友善的基本态度。
其次，也不能不看到，近年来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中国与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外部世界交往的增多，各种摩擦、矛盾、问题甚至较为严重的事件也在增多：困扰两国民间贸易的“灰色清关”问题时常给赴俄做生意的中国商人带来麻烦和经济损失；随之而来的俄罗斯方面有关官员、执法人员索贿、敲诈等现象的频繁出现使在俄华商伤透了脑筋；俄罗斯方面多次反复查抄中国货物，使在俄罗斯经商的中国人蒙受巨大的财产损失；2009年2月14日，属于香港某航运公司所有，在塞拉利昂注册的“新星”号货船在俄罗斯符拉迪沃斯托克附近海域被俄军舰开火击沉，船上10名中国船员中有3人获救，其余7人失踪；同年7月莫斯科市政当局突然关闭莫斯科切尔基佐夫斯基大市场，使近6万华商蒙受巨大的经济损失……
当然，在两国民众交往过程中，中国方面的问题也是客观存在的。近年来，中国境内环境污染问题引起了俄罗斯人的关注和不满，一些不遵守法纪的中国边民越境捕捞、越境狩猎等现象的发生，个别中国人在俄罗斯境内非法居留、不遵守当地的法纪、民族习俗等等，在很大程度上损害了中国人在俄罗斯民众眼中的形象，对两国民间往来和两国关系造成负面影响。值得注意的是，中俄之间的所有摩擦、问题并未成为影响两国关系发展的障碍，其负面、消极影响往往是短时间的、局部的，或者是限于相对并不普遍的一部分群体当中，特别是在俄罗斯经商的华人中间。这种状况与特别是中日关系形成鲜明的反差，日本方面的某些不当做法常常引起中国民众更为普遍和强烈的反应。显而易见，在这里历史遗留问题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注释：
[1] 杰弗里·巴勒克拉夫主编：《世界史便览（公元前9000年－公元1975年的世界）》，《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中文版翻译组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年中译本，第480页。
[2] 关于中苏两党、两国关系恶化的原因、过程和后果诸问题是相当复杂的，国内外学术界论述颇多，观点、看法也不尽相同，这一问题不属本文讨论的问题，故不作探究。
[3] 2007年8—10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国情调查课题组在我国部分地区进行题为“中国人眼中的俄罗斯”的国情调查；2008年10—1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国情调查课题组就当前重要的国际问题和俄罗斯问题对我国部分地区民众再次进行了国情调查。2010年该课题组再次进行了国情调查。以上三次国情调查报告详见：潘德礼、吴伟：《俄两国良好关系的印证——“中国人眼中的俄罗斯”社会舆论调查》，《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8年第5期；潘德礼、吴伟：《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日益亲近是中俄关系不断发展的基石——2008年度“中国民众的国际观”国情调查俄罗斯部分》，《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9年第5期；；潘德礼、吴伟：《中俄关系良性发展的印证——2010年度“中国民众的国际观”国情调查俄罗斯部分》。
[4] 参见李慎明主编、周弘副主编：《中国民众的国际观（第1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90—91页；李慎明主编、蒋立峰副主编：《中国民众的国际观（第2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22—23页；2010年和2011年“中国民众的国际观”国情调查资料。
[5]参见李慎明主编、周弘副主编：《中国民众的国际观（第1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91页；李慎明主编、蒋立峰副主编：《中国民众的国际观（第2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23页；2010年和2011年“中国民众的国际观”国情调查资料。
[6]参见李慎明主编、周弘副主编：《中国民众的国际观（第1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91页；李慎明主编、蒋立峰副主编：《中国民众的国际观（第2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24页；2010年和2011年“中国民众的国际观”国情调查资料。
[7] 参见潘德礼、吴伟：《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日益亲近是中俄关系不断发展的基石——2008年度“中国民众的国际观”国情调查俄罗斯部分》，《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9年第5期，第83—84页。
[8]参见潘德礼、吴伟：《中俄关系良性发展的印证——2010年度“中国民众的国际观” 国情调查俄罗斯部分》，《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11年第4期，第84—87页。
[9]参见李慎明主编、周弘副主编：《中国民众的国际观（第1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92页；李慎明主编、蒋立峰副主编：《中国民众的国际观（第2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25—26页；2010年和2011年“中国民众的国际观”国情调查资料。
[10]参见李慎明主编、周弘副主编：《中国民众的国际观（第1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92——94页；李慎明主编、蒋立峰副主编：《中国民众的国际观（第2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31—32页；2010年和2011年“中国民众的国际观”国情调查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