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这一轮的经济增长速度下滑，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经济周期，而是最近十多年来经济增长速度较快，但质量和效率较差累积下来的后果，而其背后，则是全国各地无差异化地发展本地经济的政策倾向。更具体来说，就是土地、资金等经济资源的配置和人口流动方向出现了相反的趋势。一方面，人口仍然在向东部流动，向大城市集聚，而行政力量对资源的配置却相反。特别是在2003年以后，中国的土地供应和开发区建设更加倾向于地理劣势省份，与人口流动方向正好相反。更进一步来说，这轮的区域经济发展产生了四个方面明显的后果。
第一，中国经济虽然自2003年之后经历了较快速度的增长，但是效率却明显恶化。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速度从2003年就出现了拐点，增速有所下滑。资源配置效率也是在那之后出现恶化，尤其是在中部和西部省份。
第二，在人口持续流入的东部省份，由于土地供应相应收紧，结果导致地价和房价的上涨，而房价是生活成本中最主要的部分，结果阻碍了劳动力进一步的流入，并表现为东部劳动力短缺，以及工资成本的上升，挤压了企业的利润。这导致东部地区原本可以持续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过早失去了它的竞争力，一些企业并没有像政府所希望的那样迁往中国内地，而是或者关门，或者转移向东南亚国家。
第三，由于户籍制度改革推进较慢，累积了2.6亿未能拥有本地城镇户籍的国内移民人口。大量移民因未能在流入地安居乐业，消费受到了制约。城市化进程原本应该提升农村向城市移民的收入及其消费，但实际发生的情况却是，大量移民收入有所提高，但却未同步提高其消费。他们将钱寄回老家，成为储蓄。在一些人口不断流出的村镇，仍然在兴建住宅，建好了的房子空置率却很高。而移民在所住城市却能省则省，尤其不利于消费型服务业的发展。
第四，中国的新城和房地产风险日益累积并且开始分化。一方面，几乎每个县都有一个以上工业园，在追求平衡的思想下，零散分布的开发区大量建设，而不少地方招商引资却不足。全国各地都盲目做大自己，据统计，全国新城的规划人口，加总起来有34个亿。另一方面，房价也开始分化，2012年那一轮的房价上涨和近期的房价下跌，都表现出一线城市房价更为坚挺，而三四线城市住房去库存的压力却非常大。
与此同时，一方面经济增长速度下滑，另一方面地方政府的债务快速增长，结果导致政府债务和GDP的比率不断攀升。尤其是欠发达地区的债务负担率更重。当前，随着地方政府债务负担越来越重，如何降低债务和GDP的比率已成为当务之急。尤其在欠发达省份，投入产出效率不高的问题就更为严重。
从政策上来说，中国应加快实现土地和户籍制度双轮驱动的改革。让资源的配置适应城市化，特别是大城市发展的需要。对城市的大型化发展所带来的一些问题，应通过技术和管理的方式来解决，而不是限制资源向大城市集中和人口的流动。要知道城市化和大城市的发展都有其内在的经济机理，不是靠堵能堵得住的。
中国当前应该采取国内提升效率，促进增长，加上人民币贬值，加上推迟资本账户开放的政策组合。这个政策组合要好于人民币坚挺、资本账户开放、资本外流，最终回过头来逼迫人民币被动贬值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