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末启动的安倍政府意识到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性，并希望通过经济结构改革和制度结构改革两个维度统合实施结构性改革相关措施。尽管其中不乏亮点，但因政策自身存在严重缺陷，加之改革进程受到传统政治经济运营体系的制约，致使“安倍经济学”所倡导的结构性改革未能取得预期效果。这一改革的失败，暴露出日本经济依旧存在政策的“妥协性”与市场的“有限性”等结构性弊端。
日本经济自20世纪90年代陷入困局以来，始终无法摆脱复苏乏力的硬疣。尽管泡沫经济崩溃后历届政府采取了不同的政策措施，但实则收效甚微，有的甚至造成严重的负面效应，反而阻碍了经济的正常复苏。在此背景下，2012年末安倍晋三再度出任日本首相。为了破解国内经济复苏乏力的困局，增加经济增长动力，安倍政府推出了集金融政策、财政政策、产业政策、社会政策等为一体的综合经济发展战略，被冠以“安倍经济学”。应该说，“安倍经济学”诞生之初，受到了日本国内外的普遍重视，加之安倍政府的对外宣传、对内推广，相关政策举措博得了一定的认可。但好景不长，2014年第二、三两个季度日本接连出现国内生产总值（GDP）负增长，经济出现衰退迹象的现实使安倍政府频遭质疑，并引发外界对“安倍经济学”尤其是其重要组成部分——结构性改革（即所谓“第三支箭”）的严厉批评。
提及结构性改革，可以从两个完全不同的层面做深入解读：其一是指宏观层面的制度结构改革，即废除、调整或更新现有的经济政策决策机制或经济运营体制中的不合理因素等，促使经济运行走上更为合理、更为高效的发展道路；其二是指中观层面的经济结构调整，即政府借助特定的产业政策等干预性措施，调整优化现有的整体经济结构或某一经济单元的结构配比，使各产业或各行业之间的占比与均衡达到政府政策的预期效果。二者表面上是两个不同层面的概念，因各自适用范围的错层而相互分离，但实际上却存在着紧密的依存联系，相互之间的影响作用不容小觑。更为重要的是，无论是制度结构改革，还是经济结构改革，其目标均为实现合理的结构性改革，进而为宏观经济的持续发展或微观经济的战略突破创造理想条件。
政治经济学理论认为，结构性改革的目标之一就是实现政府与市场互动关系的再平衡，不仅要充分反映政府治理经济、改善经济发展条件的意志与决心，更要完全符合市场发展的客观要求及内在规律。为此，结构性改革应做好多方面的重要协调。（1）实现结构性改革与宏观经济政策之间的相互协调。（2）落实结构性改革需协调好影响经济增长的长期与短期因素。（3）强化结构性改革与宏观经济稳定之间的协调关系。“安倍经济学”所提出的一系列结构性改革措施基本符合上述理论逻辑，其实质目标也是为了实现日本经济的稳定增长。所不同的是，安倍政府显然没有处理好宏观经济稳定与结构性改革之间的协调关系，更没有充分认识到真正影响经济增长的长短期因素，实现扬长避短、趋利避害，从而导致其结构性改革未能达到预期效果。
由于结构性改革可以创造巨大的增长动能及经济财富，因此普遍受到各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安倍政府启动以来，同样高度强调结构性改革对促成日本经济复苏的关键效能，希望通过综合性的结构性改革措施增强日本经济的内生增长动力和对外竞争实力。安倍政府的这一政策决断隐含着诸多动因。
1.战后日本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业已说明，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及激进的货币政策并非拯救日本经济的“良药”
从经济政策的理论视角来看，凯恩斯主义的致命缺陷在于行为短期化和忽视结构及制度变迁，而日本政府正是过于强调凯恩斯主义的政策救助，致使出台的一系列经济政策未能使日本经济摆脱长期萧条，反而“陷入到更深的体制性危机当中”。不仅如此，“日本政府财政支出的增长，无论是公共投资还是消费性支出都未能达到刺激经济的目的，反而导致了财政赤字大幅攀升，政府债务累积，财政状况日益恶化”。同样，美国著名学者古德曼（Matthew P.Goodman）认为，日本不缺经济刺激政策，而是少了结构性改革，后者是引发日本经济发展陷入“失去的二十年”的罪魁祸首。海内外学界及经济界对日本政府财政、金融政策的批判与警示昭示，唯有结构性改革才能使日本经济走出泡沫经济崩溃后的阴影。
2.海内外就振兴日本经济的建言献策始终把结构性改革作为政策落实的第一要务
值得关注的是，20世纪90年代日本泡沫经济崩溃以来，国际经济界的主流观点就已把结构性改革定位为日本实现经济复苏、根除经济长期衰退硬疣的根本之道。中国学者冯昭奎就曾指出，在20世纪50～60年代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的日本经济结构，已经逐步成为21世纪日本经济发展的障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表的《日本经济评估报告》亦曾劝日本尽快实施结构性改革，以促进经济增长，具体建议包括增加劳动力、进一步提升效率和吸引投资、促进金融中介机构的发展等，同时强调日本必须进一步加强金融框架的稳定性建设，提升针对金融系统风险的监管。作为对此的积极回应，日本经济学家榊原英资坚定认为，结构性改革是实现日本经济复苏的唯一出路。尽管如此，日本国内的结构性改革严重滞后，成为日本经济“失去二十年”宝贵发展时间的主要推手。
3.“安倍经济学”的既有实践证明，结构性改革是拯救日本经济的唯一可行之路
实际上，从“安倍经济学”相关政策的结构排序来看，金融政策（第一支箭）、财政政策（第二支箭）和结构性改革政策分属第一、二、三位，由此不难发现，安倍政府初步的经济政策重心显然偏向于金融和财政两个方面。但错误的政策导向并没有为日本经济的复苏创造足够的动能，最为明显的佐证就是2014年第二、三季度日本GDP连续两个季度出现负增长。与此同时，由于所谓“安倍经济学”第一、第二支箭均已射出，且日本政府的负债规模随之节节攀升，日本央行超规模量化宽松政策亦几乎接近市场可以接纳的底线，因此，结构性改革被视为能够拯救“安倍经济学”的唯一希望。
综上所述，结构性改革的失败是日本后泡沫经济时代的硬疣，未能根除日本经济长期萎靡、复苏乏力的顽疾。推进并落实结构性改革是纠正日本经济颓势的当务之急，也是决定“安倍经济学”成败的关键因素。
总体而言，以实践目标为导向，“安倍经济学”所提出的结构性改革可以分为促进投资、促进人才竞争、培育新市场及提高经济开放度等四大涉足领域，而各领域内又分别设置了不同的具体改革内容，形成了“金字塔形”的结构分布。
从政策属性的视角出发，“安倍经济学”所提出的结构性改革实际涵盖了制度结构层面与经济结构层面两个重要维度，并坚持以创新为指导两个层面改革的基本理念，核心是提升日本的产业竞争力及经济发展质量，同时加强政府对国家宏微观经济运行的监管与治理。通过观察其主要改革措施的组成，可以对“安倍经济学”结构性改革产生一个更为直观的印象特征。
其一，“安倍经济学”中的结构性改革在涉及经济结构改革时极为注重题材选取，不仅要符合增产增效的总体要求，同时选取的政策对象要具有显著的时代标志性，能够充分反映当前高科技领域的前沿性成果。其二，经济结构改革的对象具有极强的针对性，是综合考量日本国内经济的现实情况及发展趋势之后所做出的战略性决策。其三，经济结构改革强调对优势产业的再利用、再开发、再积累，甚至希望进一步确保个别优势产业国际竞争力的领先地位。其四，持续推动经济结构改革的同时，加速推进综合性的制度结构改革，并促使宏观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的有机融合。
尽管“安倍经济学”中的结构性改革并没有取得预期成果，但由于它是安倍政府治理国内经济发展的主要对策，同时也是充分反映现阶段日本经济发展现状的应对措施，因此有必要对这一改革内容做客观、中肯的评价与思考。
尽管“安倍经济学”所提出的结构性改革并没有产生积极的政策效果，但其中不乏亮点，值得一书。其一，“安倍经济学”中的结构性改革，强调科技创新在引领日本经济复苏中的示范性功能。“安倍经济学”提出结构性改革的核心目标是提高生产效率、增加额外产能，为此着重强调产业转型及结构升级的重要性，并希望依托新一轮的科技创新，引领下一阶段的产业结构调整。诚如安倍晋三所言，技术创新是“安倍经济学”相关政策核心中的核心，也是贯穿当前日本结构性改革的主线与基础。为此，安倍政府钦点了氢能源汽车、iPS细胞、机器人等三大领域为推进日本整体产业升级的主攻对象，并希望借助这些领域的科技创新及重大技术突破，对其他产业的转型与升级起到良性的促进作用。不仅如此，安倍政府更希望三大领域相关产品的市场化能够创造可观的经济效益，并通过蝴蝶效应的扩散，促使日本经济走出持续衰退的阴影。
其二，“安倍经济学”中的结构性改革有一股主动性、内生性的形成力量，或者说其改革的动力源自于经济结构的内部调整，是对实现经济复苏的极度渴望所引发的内生性动力。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始于泡沫经济崩溃之前的日本国内一系列结构性改革存在显著的被动性、外压性特征。换言之，当时的日美贸易摩擦成为“日本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的外在动力”。此外，樊勇明、贺平两位学者指出，日美贸易摩擦至少在四个方面对日本的国内改革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相比较而言，“安倍经济学”中所提出的结构性改革，是日本经济面对“失去二十年”、甚至是可能到来的“失去三十年”的主动反应，也是日本经济运营体制内部对改革要求的集中表现。
其三，安倍政府意图依托“安倍经济学”中的结构性改革，尤其是其中的制度结构改革部分，“软化”日本落后、封闭、僵化的传统经济体制，同时引入外部竞争，推动日本国内经济体制朝活泼、开放的方向发展。对外资的开放度不高一直是困扰战后日本经济发展的首要问题之一，尤其是泡沫经济崩溃以后，日本的这一薄弱环节始终受到外界的质疑与诟病。因此，如何打破日本经济传统的封闭体制，实现日本经济与外部经济之间一定程度上的交流与融合，成为“安倍经济学”所倡导的制度结构改革的首要任务之一。为此，安倍政府意图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谈判为主要切入口，一则加速日本经济的开放程度，为外资流入日本创造更为积极、更为公平的竞争环境；二则“以外促内”，通过输入外部的竞争压力，推动国内经济结构调整及制度结构优化。
尽管如此，随着“安倍经济学”逐步失去新鲜感、日本经济逐步回归至日趋衰退的原轨道，针对“安倍经济学”中的结构性改革的批评意见也日益增多。不可否认，结构性改革难以摆脱日本传统政治经济体制的束缚，更无法触及日本经济长期积累的顽疾，进而难以从根本上扭转日本经济衰退趋势。
其一，“安倍经济学”中的结构性改革并没有解决政府“妥协性”和市场“有限性”的根本问题。诚如高柏所言，“非市场治理结构”是日本政治经济系统的典型特征。这一表述不仅客观指出日本政府治理经济的政策局限性及主体缺失性，同时也表明日本政府容易与相关利益集团取得妥协，导致政策推进落实的不全面、不彻底。另一方面，这一表述也说明日本市场的不完全竞争性特征，即特定利益集团容易借助政府的行政力量实现对个别市场的局部性垄断，并最终导致市场的非公平性竞争及利益分配的低效率甚至是无效率。由是观之，“安倍经济学”中所倡导的结构性改革并没有赋予政府在相关改革政策上的绝对主导力，更没有隔绝政府与相关利益集团之间的紧密联系，相反，政府却更加依赖传统的利益集团来推动氢能源汽车、机器人、iPS细胞等核心产业的开发与发展。更为重要的是，该结构性改革没有赋予市场充分的主体性地位，也未能建立起完全由市场来协调国内经济资源的调拨与分配、并由市场来决定相关产品及服务定价和利润分配的运作体系。
其二，“安倍经济学”中的结构性改革始终未能建立起政府与市场沟通的良好机制。尽管为提高政府与市场之间的沟通效率，安倍政府重新梳理并调整了部分政府直属的政策咨询机构，同时意图通过这些主要的政策咨询机构，把政府的相关政策及政策意图第一时间传递给市场及相关行为主体，但这一片面的改革措施并没有解决市场与政府之间沟通不畅的现实矛盾，更没有起到“自下而上”的信息传递及反馈的功能，致使市场及市场主体的真实需求与政府政策的具体意图之间形成较大落差。其中，较为突出的表现就在于增加工资这一关键问题上。尽管安倍本人及安倍内阁频繁要求企业为员工涨工资，同时通过相关政策咨询机构释放信号，但仅有一小部分大型企业给予了回应，广大的中小企业没有或者说难以做出必要的回应，最终这一近似于行政命令般的改革措施也未能提升社会整体的工资水平和劳动者的可支配收入。显然，安倍政府在加薪问题上与日本的企业界存有一定的认识偏差。
其三，结构性改革没有创造出足够的市场需求，最终演变为“无关痛痒”的政策调整。据日本内阁府公布的《机械订单统计调查报告》显示，在“安倍经济学”的刺激下，2013年与2014年日本国内机械产品订单额分别增长至25.6万亿日元和27.89万亿日元，但仍低于金融危机前2007年的水平（29.71万亿日元）。企业设备投资的增幅也同样表明日本国内需求增长仍然有限的事实。“安倍经济学”中所提出的结构性改革显然偏离了企业的投资期望，没有从根本上增加或扩大市场需求，也没有培养市场的潜在性需求，最终使企业扩大销售、增加生产的预期下降，企业的追加投资亦随之减少。对此，理查德·卡兹（Richard Katz）告诫称，尽管安倍晋三正竭力诱发通货膨胀，从而促使日本消费者信心得以恢复，但信心建立的关键方法仍然依赖实质性的结构性改革，同时借此改革以重塑日本企业滞后的竞争力。日本学者高田创也告诫称，“安倍经济学”成功与否取决于日本企业的态度。
其四，从宏观政治经济结构来看，“安倍经济学”中的结构性改革难以颠覆战后日本传统的利益分配格局，进而难以触及经济运营体制的核心部分。战后日本经济体制转变为垄断法人资本占有制，这是日本法人垄断资本主义的所有制基础，也是统治战后日本经济70年的核心制度。在这一基本经济体制的笼罩下，日本政府俨然成为大财阀、大企业所垄断的战后日本经济体制的辩护者，政治家与经济财阀之间已经形成高度融合且相互扶持的利益综合体。针对这一根本性的结构弊端，日本经济的结构性改革应符合全球化竞争的时代背景，更应彻底废除把日本整个国家作为“日本股份公司”的传统体制。但恰巧相反，安倍政府作为日本政治的集中性表现，更是主要经济利益持有者的代言人，没有也绝不可能对业已固化的经济体制或利益分配机制采取革命性的修正措施。另一方面，实施产业政策需要一定的社会条件，即（1）完备的法律基础，（2）发达的市场条件，（3）先进的信息收集、处理及交换手段。尽管日本具有较为完善的法律基础条件，但仍缺乏必要的市场竞争条件，个别行业或产业常年垄断的结果导致集团性政治经济利益群体丛生，这也是阻碍结构性改革推进与落实的主要因素。针对这一问题，日本著名学者藤原归一教授就曾指出，日本市场若实行彻底的自由化，则绝不可能扶植出具有竞争力的工业部门。
其五，“安倍经济学”所提出的结构性改革未能从本质上重塑积极、开放的政治意识形态，这也是导致其失败的根本动因。事实上，当前的日本亟须思想观念上的彻底革新与进步。安倍政府并没有推动日本社会朝开放、自由的方向发展，相反却使社会整体变得更为保守、更为滞后。实际上，“发生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产业结构升级、八十年代中期的日元汇率改革以及九十年代以后的体制调整等，都对日本国内的政治经济结构产生了重要影响，促使日本从一个重商主义的封闭型社会不断向自由主义的开放型社会转变”。更有学者从另一视角指出，战后日本延续着战时的“1940年体制”，并且这一体制始终是战后日本经济结构的核心部分。但随着日本经济内外形势发生巨大变化，传统的“1940年体制”已然不符合当前经济发展的要求，亟须适当的改革与调整。尽管如此，安倍政府所倡导的一系列改革，一方面鼓吹“开放与自由”的先进理念，另一方面却加紧对日本社会保守化的引导与教育，致使日本社会及国内经济离开“真正的开放”渐行渐远。进一步而言，安倍政府“竭力”推动结构性改革的真实意图并非完全是为了日本国内的经济复苏，实际上更为注重稳固自身的政治地位、强化保守政治的统治能力，说到底，就是“借经促政”，抑或是“借经强政”。安倍积极调整政府直属的政策咨询机构，从另一侧面表现出安倍本人意图强化首相个人政治领导力及决策力的真实想法。或许在安倍看来，发展经济并非其执政的第一要务，强化保守政治领导才是其根本诉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