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引言
城市是经济增长的引擎（Jacobs，1969；Bairoch，1988）。正是在城市中，出现了大量的创新和创业，并促进经济长期增长。在人口密集的城市经济中，企业、各类职业和个人紧密相连，为个体迅速交流创意创造了环境。城市通过其组织，为面对面沟通提供了场所，这又进一步推动了默会知识或本土知识（local knowledge）的流动，从而为落户在某个地区的企业提供正的集聚效应。
雅各布斯（Jacobs，1969）是最早从自发秩序而非中央计划和组织的视角来描述城市兴起的学者之一。（①但是，请注意，雅各布斯并不是“自生自发秩序的理论家”，尽管她的分析框架能够从自发秩序的角度来理解。）城市的兴起是自发的，因为它是“自我有序、自我维持、自我调节的”（Ikeda，2004，第253页）。雅各布斯的观点基于以下假设：不同知识、兴趣和活动领域的个体组成了多元的自发网络，该网络的社会复杂性不断增加。这种网络中的节点由通过正式和非正式关系连接在一起的个体构成，可以有效地传递知识（diZerega，2013）。
从自发秩序的视角分析城市，本文与迪日罗格（diZerega）的介绍性文章“概述一种新范式”中的观点密切相关。迪日罗格（第27页）认为：“和自生自发秩序不同的是，公民社会并非由信号反馈的任何单个系统来协调，而是包含了很多……”。也就是说，公民社会包含许多反馈系统，个体基本上是自由选择他们将要遵守的信号。这种组织方式或许能够解释城市间的一些差异，并阐释城市是如何随时间演化的。正如市场那样，文化演化是另一种随时间演化的自生自发秩序，都在塑造着城市的特点。
本文的新意在于，将带有公民社会自生自发秩序视角的城市经济学与经济强大城市的兴起结合在一起。这两个领域至少在以下三个方面是相关联的：（1）城市兴起的雅各布斯分析框架；（2）知识外溢和本土知识的重要性；（3）知识流动中个人的作用（也即，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①Desrocher（2001，第26页）认为:“传统的地理视角”并不包含个人主义的方法，而是采用了一种“区域性创新体系”的方法。因为需要获得详细的基于登记的个人和企业层面的数据，对城市和外部性的实证研究在方法论上变得越来越个人主义。））。
本文以雅各布斯城市分析框架作为出发点。在此框架内，重点分析可用来解释城市和区域增长的集聚效应、动态外部性、区域集群和本土知识。城市较高程度的空间集聚凸显了本土嵌入、社会和专业网络以及面对面沟通之类的特征。因此，正如奥地利学派所认为的，城市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应当将本土知识和知识扩散等因素作为增长的重要因素。尽管“地点”包含在哈耶克（Hayek，1948）著名的“特定时空”论中，但奥地利学派的理论框架几乎完全没有空间维度。不过最近情况已经开始有所改变（例如，Andersson，2005；Desrocher，1998，2001；Heijman and Leen，2004；Andersson，2012），奥地利学派发展出了一条新的研究思路，其中包含了用来解释知识传播、创业、创新和市场的空间维度。
在人口密集的城市，个人和企业都可以利用有助于创新的正集聚效应和知识溢出，提高经济福利（如Audretsch，1998；Malmberg and Maskell，2002；Storper and Venables，2004）。事实上，动态外部性理论既可以解释城市如何形成也可以解释城市为何壮大（Glaeser、Kallal、Scheinkman and Shleifer，1992）。本文基于这些见解，建立一个从自生自发秩序视角来看城市兴起和发展的分析框架。
本文其余部分的结构如下：第二部分概述城市的发展和重要性。第三部分将讨论城市经济兴起和发展过程中，空间接近的重要性。这部分建立的分析框架聚焦于动态外部性、集聚经济和知识流动对知识密集型企业、创业、创新以及城市动力的重要性。第四部分讨论城市自生自发秩序、哈耶克式的知识问题，以及城市的自生自发秩序如何与默会知识和面对面沟通联系在一起。最后一部分概括并总结全文。
2.全球城市及其经济实力
城市经济活力和增长的重要性怎么强调也不过分。例如，最近的数据显示近90%的美国经济总产出由城市创造。美国城市提供了全美大约85%的工作岗位（Florida，2012）。这并非美国独有的特征，全世界都在城市化。今天，全世界一半的人口居住在城市，联合国预计，到2050年这一比例会上升到70%。对这一数据进行分解，城市经济的集聚程度更高。例如，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全球城市600强，贡献了全球生产总值的60%（McKinsey，2011）。
这组全球城市600强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相反，其中的具体城市在不断发生变化。目前世界东部和南部的经济发展将导致经济实力的转变。麦肯锡（McKinsey，2011）预计，到2025年，136个新城市会进入全球城市600强，所有这些新进入的城市都将位于发展中国家。在经济方面，最重要的城市发展出现在中国，预计在新的世界600强城市中将占据100个。13个新的城市位于印度，其他8个城市位于拉丁美洲。因此，迫切需要了解是什么驱动了全球和区域的经济增长，进而才能了解城市如何兴起、发展并变得经济实力强大。
全球城市排名的传统方法中涉及人口规模。在公认的特大城市的定义中，大都市区拥有1000万以上的居民（Florida、Gulden and Mellander，2012）。表1列出了2011年在人口方面排名前10大的城市和2025年预计排名前10大的城市。最大的城市群是拥有3700万人口的东京（日本），其次是新德里（印度）和上海（中国）。
只有东京、纽约和上海这三个特大城市群位于全球经济实力排名前10的列表中（参见表2）。也就是说，如果按照人口划分，随着城市化的加速，许多最大的城市可能位于发展中国家。其中许多城市群所遭受的社会经济问题，在19世纪工业革命时期的发展中世界就已经存在（Dahiya，2012；Retsinas，2007）。因此，如果我们对实力最强大的城市感兴趣，必须采用其他衡量指标。
经济实力不仅是人口的函数，还必须包括诸如生产率、技术变革、人力资本或技能、金融发展、法律和制度规则等因素。直至最近，依然很难凭经验根据城市经济实力对其进行比较和排名。主要问题是“缺乏良好的、可比的、系统的数据”（Florida，2012）。世界各地的研究机构和智库都想方设法寻找这类数据，目前已掌握可靠的（和可比的）衡量指标。表2列出六种指标，其中第六种指标是由佛罗里达（Florida，2012）对前五种指标的加权平均值。
这些指标各有侧重，但能一起使用，它们能较好地展示哪些是最具经济和财政影响力的城市。（①另外包括的一个维度可能是Acs、Bosma and Sternberg（2008）采用全球创业观察数据（GEM data）对全球城市的排名，根据（1）早期的创业活动，（2）创业观念和（3）早期创业活动的特征。）纽约在所有五个指标中都排名第一或第二，因而总评分最高。伦敦是排名第二的实力最强大的城市，东京位居第三。
注：a）全球经济实力指数：Martin Prosperity Institute；全球城市竞争力指数：The Economist；全球城市指数：AT Kearney；全球金融中心指数：Z/Yen；2025年全球城市GDP：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
b）表中第6列为其他五个全球城市排名的加权平均值。括号内的值表示五个等级列表的总得分（例如，10分为第一名，9分为第二名等）。第二个值是测量包含城市在内的排名（Florida，2012）。
资料来源：Florida（2012 ）。http://wwwtheatlanticcom/business/archive/2012/05/what-is-the-worlds-most-economically-powerful-city/256841/
表2显示尽管世界经济实力正转向亚洲，尤其是中国，但任何亚洲城市（东京除外）上升到指标的顶部可能都要经过相当长的时间。哪些因素或过程使这些排名靠前的城市如此具有经济或金融影响力/实力？相关的一个问题是为何经济上最重要的城市与按人口划分的最大城市之间仍然存在低相关性？
城市增长理论的一个基本假设是空间上共处的企业促进城市的进步，而在这些企业工作的个人之间有着十分显著的知识流动。在这种情况下，城市因个人之间的交往和自由地吸收知识而发展。在更多的乡村地区，个人之间的互动以及知识溢出的密集度都更低，这也是城市通常比乡村地区增长更为快速的原因之一。城市经济学往往强调在某个地区工作的个人之间的知识流动，这表明它采用的是个人主义方法论。
此外，自生自发秩序的作用是奥地利学派的核心。下文首先介绍城市经济学对知识的作用所做的解释；随后讨论自生自发秩序论；最后着重说明城市经济学和自生自发秩序论的异同，并试图结合这两种理论，说明知识在城市形成和发展中的作用。
如果我们把城市视为经济增长的引擎，并相信城市的发展以及空间接近简化了思想传播，那么我们可以认为知识流动对城市尤为重要。马歇尔（Marshall，1890）定义了知识得以产生的几个要素，如（1）专业工人；（2）专业供应商；（3）知识扩散，主要通过网络和其他以信息为基础的活动来扩散。
3.1动态外部性
动态外部性理论可以用来解释城市如何形成以及城市为何增长（Glaeser et al，1992）。该理论的主要决定因素是空间共处和知识溢出，两者提高了与区域隔绝性企业相对的区域专业性企业的增长率。动态外部性方法包含三个不同的外部性理论和在几个重要问题上有所差别的知识溢出：（1）马歇尔—阿罗—罗默理论（Marshall-Arrow-Romer，以下简称MAR理论）；（2）波特理论；（3）雅各布斯理论（Glaeser et al，1992）。
MAR理论适用于产业内知识溢出，即发生在单一产业内的企业之间。该理论起源于马歇尔（Marshall，1890），他首先应用于解释城市的兴起，随后经过阿罗（Arrow，1962）进一步的正式发展，并经由罗默（Romer，1986）提炼和扩展。从本质上讲，MAR理论认为产业的专业化导致了企业间越来越多的知识溢出，这既有助于产业的长期增长，通常也有利于城市增长。然而，由于产权不完善，新的知识创新会被无偿地传播到邻近企业。由于知识溢出未得到完全补偿，投资回报被压低，从而不能充分激励创新。因此，创新率和增长率得益于企业间能够迅速复制新产品而减少的竞争（Romer，1990）。基于此，MAR理论认为本土集聚有利于创新率和增长率的提高，因为这促使企业将创新内部化。
相反，波特（Porter，1990）不赞同MAR理论，认为本土竞争更有利于协同发展的企业，因为创新更适应于竞争的环境，因而“具有地理上专业化和竞争性产业的城市可以最大化外部性”（Glaeser et al，1992，第1128页）。在竞争环境中，创新可以迅速被采纳，创新也可以更快速地发展。在波特的理论框架中，无技术进步的企业跟不上竞争对手的发展，即使这些竞争对手无法内部化所有来自创新的回报。
然而，雅各布斯（Jacobs，1969）认为产业多元化（与专业化相比）是产生创业和创新的有利条件，因为知识流动的主要因素是从核心产业之外获得的。波特和MAR理论都认为最重要的知识流动出现于产业内部。此外，雅各布斯赞同波特（1990）的观点，即本土竞争比MAR理论所谓的本土垄断更能产生应用创新的环境。动态外部性的实证文献在这个问题上尚无定论。
3.2内部和外部知识能力
有关集聚经济文献的一个共识是，企业受益于内部学习，但在城市地区外部知识同样非常重要。实证研究表明，一个地区的外部知识流动产生的作用几乎等同于企业内投资（Keller，2010；Lf and Nabavi，2012）。与雅各布斯（1961）一致，城市经济学家已经证实地理因素是重要的，尽管最大的跨国企业和创新型企业都与“全球知识储备”紧密相连，但这些企业主要在几个关键性区域内进行自己的创新过程（Rugmann， 2000）。
创新经济学的研究表明，创新和知识溢出在空间上都是本土化和集聚化的（Feldman and Kogler，2010；Johansson et al，2012）。例如，大都市地区比小都市产生的专利要多得多。结果表明创新城市的空间共处产生的创新回报越来越高，这种情形在小城市是不可能存在的。不过，空间上共处且知识内部化能力更高的企业可能从城市的正外部性中获得更多的收益（Johansson、Lf and Nabavi，2012）。为了能够吸收一个地区的外部知识流动，企业必须具备相对较高的知识内部化能力。采用瑞典基于登记的数据，约翰逊等人（Johansson et al，2012）认为，创新型企业和非创新型企业在吸收和消化内部知识能力方面存在显著差异。位于外部知识水平高的地区的创新型企业能够提高生产率和长期增长水平，但对于非创新型企业则没有相应的效果。也就是说，为了利用外部知识流动，一个企业必须拥有雄厚的内部知识基础。
空间接近如何（或为何）影响创新和企业生产率？企业因靠近一个密集的市场而获益，该市场提供了多样化的知识来源和具备广泛资质和能力的劳动力。这种知识供给和人力资本的转移奠定了一个地区内企业和个人之间知识交流和创新互动的基础。因而集聚效应提高了人力资本和创新的回报率（Gleaser and Ponzetto，2010），进而提高城市增长。在人口密集的地区，知识溢出使得彼此邻近的企业有利可图，因为它们可以获益于彼此的知识和创新活动（Fujita and Thisse，2002）。在这种情形下，企业还可以利用来自专业化商业服务和其他外部知识来源的知识溢出。
4.城市的自生自发秩序
上述关于城市经济对全球经济发展重要性的观察清楚地表明，国家层面的数据可能是相当不真实的。全球化的一个重要影响是，国家政治边界变得与经济不太相关；在这样的经济环境下，企业选址在能够带来最高收益率的地理位置，个人则选择居住在能够获得机会的地区。因而，资本和劳动力都选择具有最高回报、机会和生产力的地区。实证研究表明，区域经济增长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例如，Fritsch and Wyrwich，2012；Decressin and Fatás，1995）。经济增长水平高的城市或区域一般具有创业和创新的悠久历史。
开创性的学者雅各布斯（1961，1969）认为，多元化的城市/城市经济是创新和创业的最佳环境。通过创新、就业和财富创造，创业能够带来生活水平的长期提升（Acs and Audretsch，1988；Cagetti and de Nardi，2006）。研究还表明，创新和创业都从面对面沟通和空间接近中获益颇多。雅各布斯首次将城市研究侧重于街区的内部结构以及这种结构如何支撑个人间的交流。雅各布斯采用的生态分析框架后来已经发展到将自生自发秩序的观点纳入其中（diZerega，2013）。在她的研究框架中，城市被定义为“持续地从自己的本土经济中产生经济增长的一个定居点”（Jacobs，1969）。
自生自发秩序的理念是个人努力地“通过引导信号和价格系统的激励，完成自身的目的和计划，会导致社会合意的资源配置和分配”（Boettke，2013）。与之相对的概念有突发秩序、自我组织体系、互为因果等（diZerega，2004）。经济理论涵盖所有有目的的人类活动，因此不可能孤立或排斥人类活动的经济领域。自发秩序由“特定秩序的反馈”来协调，和集聚效应以及本土特定属性一起，约束着秩序。对自生自发秩序的现代理解始于波兰尼（Polanyi，1961）和哈耶克（Hayek，1970），指的是为了积累秩序专用性资产（orderspecific assets）而追求计划的个人。市场经济下，各参与方都旨在使其经济财富最大化，在民主社会，个体通过选举规则这类方式使其投票权最大化（Andersson，2013）。其他自生自发秩序也有其特定的秩序规则，以便约束各参与方试图最大化秩序专用性资产的行为。在公民社会，各参与方在最大化其效用或秩序专用性资源时，需要考虑不同的共存秩序施加的约束。
哈耶克使用自生自发秩序理论来解释和赞美市场，并认为道德传统通过演化产生。自生自发秩序产生自各参与方的个人决策，因此是没有特定目的或目标的副产品。个人可以使用自生自发秩序产生的抽象信号（如价格）或演变规律，来追求自己的目标。例如，市场体系中的价格产生理性预期，促使个人根据他们并不十分明确的信息来采取行动。没有任何个人或团体能够掌握决定价格或文化演进所需的所有信息，因此在一个社会中，没有人能够对经济活动进行计划或决定文化如何演进。在市场经济中，这种“计划”由所有的企业和个人在市场上来引领。城市经济中的价格包括土地价格和办公场所的价格、发放给劳动力的工资和其他投入品价格。选址于某一特定区域的决策可视为一个投资决策，在这里净现值应为正，这样才能对企业价值有净贡献。
哈耶克（1937，1945，1948）认为，市场经济是配置分散知识的最佳体系，因此可以创造最高水平的财富。市场价格是“信息沟通的机制”（Hayek，1945），可以被视为社会成员之间传递知识的一种协调机制。市场价格向市场参与者传递相关信息。从这个意义上讲，价格体系既促进了“劳动分工，又促成了基于平等分配知识的资源协调利用”（Hayek，1945）。
社会中的经济问题源于变化，在变化中，企业家成为市场过程的驱动力。在不断追求利润的过程中，企业家根据不断变化的市场条件采取行动，推动市场体系趋于均衡。市场过程理论基于两个原则（Kirzner，1997）：（1）“认为均衡是一个系统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市场参与者获得越来越精确的关于潜在需求和供给态度的共同知识”；（2）看到这个系统性过程背后的动力是“创业发现”（entrepreneurial discovery）。不同于新古典经济学，市场过程理论把创业发现这种竞争过程视为推动市场体系趋于均衡的过程。在这里，创业是一个逐渐发现新知识、摒弃纯粹无知的过程（Kirzner，1997）。竞争过程揭示了与价格、产出和投入的数量及质量有关的共同知识，推动价格、产出和投入趋于均衡。
因此，经济上成功的社会在适应和利用经济变化能力方面更具有优势，即经济中的个人对创业发现十分警觉（Hayek，1945；Kirzner，1997），并且必然追求从贸易和创新中实现利润。在市场经济社会中，有效知识是分散的，个体拥有“特定时间和地点情形下的知识”（Hayek，1945）。知识溢出是城市经济的基石之一，可以用于解释城市的兴起和增长。企业要利用本地化知识流动和基于默会或专业知识的“不断变化的条件”，就必须在空间上和其他企业共处。有趣的是，只有那些人力资本水平较高的企业才能从外部知识流动中获得经济利益（L.f and Nabavi，2013）。
自生自发秩序理论和城市经济学都认为，知识扩散对经济发展和增长起着决定性作用。城市经济学强调动态外部性，也即同处一地的那些企业的员工会有知识溢出；而在更加注重市场过程的自生自发秩序理论中，企业家根据不断变化的条件采取行动，推动经济发展。两种理论的共同点是关于知识及其对创业发现和创新的重要性。默会知识或专业知识并不能在社会成员之间免费传播。为了接近或参与知识流动，个人必须面对面地沟通，这是一个昂贵的过程。安德森（2005）引入了创业过程的空间视角，其另一种含义就是，地理位置的选择是一种包含获利机会的创业行为。如果一个企业对选择新址保持警觉，也即对落户于特定城市或地区以和其他企业共处能带来的收益保持警觉，由此获得的创业利润不亚于发现一种创新或利用相对价格所带来的利润。因此，将空间因素纳入创业理论，可以进一步完善创业理论（Andersson，2005）。
柯兹纳认为，对自生自发秩序的分析[如Boettke（2013）所讨论的]应该采用固定的既有理论框架。例如，给定预先定义的道德规范、道德规则，以及界定产权和契约自由的法律制度，然后在一个预先设定的制度框架内进行分析。根据柯兹纳的观点，分析制度框架的兴起更加困难，他对“现有的经济学工具”能否胜任持怀疑态度。
4.2比市场包含更多秩序的城市
市场经济是自生自发秩序最常见的例子。公民社会不仅仅由市场组成。城市由许多自生自发秩序构成，诸如语言、网络和文化等。为了进入这些秩序，面对面沟通非常重要。
上文在讨论默会知识时，简单谈及了文化的作用。许多集聚经济都发展出了特殊的文化，既增加了参与者的收益，也提高了他们的成本。集聚文化提高了进入成本。基里亚科斯（Kiriakos，2011）做了一项有趣的研究——“成本就在那里”。他分析了芬兰企业不选址在硅谷的成本，与芬兰商人的交谈揭示了在芬兰而不是在硅谷创办企业的劣势。访谈中提到的例子属于间接成本，如未被邀请参加网络会议、研讨会，仅仅因为有一个芬兰的地址和电话而错失商业机会。基里亚科斯的讨论显然与斯托珀尔和维纳布尔斯（Storper and Venebles，2004，进一步的讨论见43节）所强调的面对面沟通相关。
集聚文化也与语言的自生自发秩序相关。为了参与并获得产业内的默会知识，人们必须能够同其他参与者进行交流。这种交流如何随着时间发展也是一种自生自发秩序。沟通的渠道也可以被认为是一种自生自发秩序。在人口密集的地区有许多俱乐部、网络和协会等，便于默会知识或专业知识的交流。这样的聚集，使社会成员可以更好地了解创新、发展趋势以及对技术开发和创业很重要的其他事务。这样的聚集对传递新业务、潜在雇员和商业机会方面的信息也很重要。在这些网络中，专业性的文化和沟通方式随时间而演进。也就是说，企业投资于这些经济网络，以便更好地了解产业以及产业发展。时间越久，这种联系的经济价值越大。也可以将同样类型的分析应用于关于市场的这些网络。它们由人类行为引发，但秩序只是副产品，网络和由此产生的文化或特定语言并非有目的地设计而成。
4.3知识传播
根据其特性，知识可以分为两类：（1）专门知识/个人知识；（2）普遍性知识/透明的知识。就分析城市的兴起而言，第一类知识与关于城市自生自发秩序的讨论有关。此外，专门知识也有两种：默会知识和成文知识（Storper and Venebles，2004）。在创业和创新中，专门知识/默会知识是最重要的。
成文知识和默会知识的主要区别是如何沟通。成文知识可以通过符号来沟通，即书面的文字表达；而默会知识要求特定情况下的直接经验。默会知识是一种个人知识，只能通过面对面沟通、交换、辩论、模仿和观察等社会交往的方式来传递。此外，集聚经济通常具有情景同质或文化同质的特征，对距离更敏感，从而可以增加从空间接近中获得的收益。面对面沟通对合作过程产生四种主要效应：（1）有效的沟通；（2）增进信任，增强关系中的激励；（3）提升筛选和社会化；（4）增强额外努力和创新（Storper and Venebles，2004）。
5.结语
本文表明，尽管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巨大发展能够在全球范围内即时传播信息，默会知识的溢出效应仍然依赖于空间上的邻近。动态外部性是城市兴起和增长的关键因素之一。经济学的自生自发秩序理论与城市经济学有许多相似之处。两者都十分关注社会中的知识扩散。两个理论框架也都强调创业对经济增长和发展的重要性。本文关注这些方面，是为了展示两个领域如何相得益彰。
过去几年里，越来越多的研究论文旨在将两种框架相结合，丰富城市经济的分析框架，以更好地理解空间共处对经济学理论的作用。另外一个重要的发展是数据量的增加，这使研究城市经济的学者可以应用个人主义方法论，更深入地对个人间的知识流动进行实证分析。这些发展趋势恰好对应于应用奥地利学派的方法论对人类行为的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