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的发展深刻地改变着当今世界的国际格局，国与国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竞争的日趋激烈助推了世界各国外交理念、外交形式和手段的多样化及实效性的转变。在内政外交界限日益消融的新型国际环境下，如何选择战略着力点，网联国际资源，不仅关系到中国的国际发展战略，也影响着世界格局的变迁。在后世界经济危机时代，中国虽然取得了辉煌成就，但也不得不面对愈加艰难的抉择。“新常态”期间，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各种矛盾和问题相互交织。“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进一步增强信心，适应新常态，共同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新常态”重大战略判断，深刻揭示了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新变化，充分展现了中央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和处变不惊的决策定力。国际经济政治格局暗藏动荡与危机，国内经济形势积极转型，中国如何巧妙地抓住并利用国际关键性结构要素，如何更加准确地进行国家战略方向判断、战略节点布局，成为了中国当前的重要议题，需要充分利用国家“硬实力”与“软实力”，发挥国家“巧实力”，实现中国战略主动。
经济“硬实力”改变，全球经济格局变迁
在经济上，国际金融危机仍未结束。当前全球经济复苏乏力，金融安全问题形成溢出效应，经济政治领域不稳定局面加剧，首先是货币融通和货币体系产生危机，然后是市场需求与供给出现断裂，继而是全面的社会问题爆发。世界经济增长整体放缓，世界经济增长率不超过3%，贸易增长率稍稍高于3％，其低迷程度是冷战结束后二十多年来极为少见的。从表象上看，相互依赖的全球经济链条出现问题，金融安全与经济安全领域的危机把世界各国拉到同一个平台上面对问题。日本经济低速增长，欧元区陷入衰退。国际安全地区结构多元，多种力量角逐世界格局，“南升北降”和“东升西降”的国际经济格局仍将延续下去①，始于1945年的美国霸权时期的“美国治理之下的和平”面临加快结束态势，美国可能失去霸权地位，结果将是多个大国互相制衡的格局。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经济复苏进程艰难曲折，脆弱性、不确定性和不平衡性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特征，为此，世界各国也在不断调整其经济发展政策②。中国强有力的政策刺激，及其对大宗商品的巨大需求，带动新兴经济体快速增长，而发达经济体则总体陷入衰退。随着近几年的调整，发达经济体，特别是美国实体经济发生了一些积极变化，投资和消费信心有所回升，带动经济逐渐走出衰退并出现小幅回升。与此同时，新兴经济体则因全球经济增速放缓和自身潜在增长率下降，经济增速明显回落。③发达经济体在2014年持续缓慢复苏，各经济体表现差异大，直接降低了整体增长重心。新兴经济体整体很难与发达经济体脱钩，而不受危机冲击，只是冲击滞后了一些。
作为新兴经济体的领头羊，中国2014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7.4%。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数据基于购买力平价（Purchasing Power Parity, PPP）计算得出，到2019年，中国经济规模将超过美国达到全球份额20%。④
纵观历史，每一次经济危机必然引致国家经济格局变迁。在爆发于1929年的世界经济危机中，英国、法国等老牌帝国主义国家“失血过多”，迟迟不能恢复元气，而罗斯福新政使美国在危机中快速修复，并显著改善了国民经济状况，与此同时，日本的经济实力得到快速提高，世界经济格局发生重大改变，美国代替英国成为了国际经济金融中心，至今仍在影响着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爆发于1992年的欧洲货币体系危机，加速了欧元和欧元区经济的诞生，并使其成为世界货币体系和发展模式的新内容。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则逐步在区域内促成了一群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新兴工业化经济体，也加速了东盟经济一体化进程。而此次始于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的全球经济危机，也加速了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⑤在这次经济危机中，所有先发国家都陷入泥沼，普遍面临经济停滞的困境，而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快速崛起，成为了拉动世界走出经济泥沼的主要力量。目前看来，日本经济迟迟未见缓解，欧盟则从一个泥沼走向另一个泥沼，美国在挣扎中正逐步恢复元气，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速有所下降。但是，全球对于美国霸权地位、美元本位规则的质疑之声一直在上升，国际社会正经历着一场伴随权力再分配的游戏规则创新的激烈竞争,经济实力的此消彼长促使国际政治力量对比进入了一个相对的磨合期。近些年世界上主要国家都进行了国内选举和政府换届，尤其是2012“世界大选年”，奥巴马连任美国总统、安倍晋三当选日本首相、韩国产生首位女总统……新的政府在内政外交上进行了重新调整，后续影响在未来几年无疑会继续发酵⑥。在这些大背景下，地区局势逐步演进，相关国家与中国的关系出现新的发展态势。总的国际局势进入“盘整期”，国际政治力量对比关系、地区合作均处于磨合期。当前，总的形势对我国有利，但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也不少。中国正在快速走向世界政治经济舞台中心，但是千百年来封建农业时代的“万国来朝”已不适应今天的世界局势，“新常态”下的中国到底如何乘势而为、适时而动、用巧而行，保持引领全球的战略主动，彻底完成综合国力从量变到质变的华丽转身和羽化升级？这是中国五千年以来面临的又一个大变局，关乎中华民族在新一轮全球化中的新生态。
凸显制度建设“软实力”，争夺国际规则话语权
近些年来，各种国际规则和制度出现了积极发展态势，一些国际正式或非正式合作组织蓬勃发展，不仅机构数量快速上升，机构发声渠道也更加广阔、发声频率更加密集。同时，世界不同区域表现出不同的制度特性，有的区域“制度匮乏”，有的区域又“制度过剩”。总体而言，选择加入何种制度体系，意味着这个国家认同何种国际游戏规则，并致力于推动制度体系内成员国的利益和谐。但是，我们也应看到国际性规则和制度在制定及传播过程中，具有制度平行、嵌套、重叠和冲突等复杂特性。成员国之间也在为成员地位、管辖权等问题不断博弈，有的国家成功抓住创建制度机遇、攫取制度红利，有的国家则在制度制定过程中缺乏话语权，导致本国与先发国家之间的制度鸿沟愈加明显。
目前，国际政治经济体系规则制定者主要包括四类：第一类是主权国家组成的多功能国际组织，致力于帮助各国共同努力、协调各国行动、维持世界和平，典型代表是1945年成立的联合国。联合国自成立以来，在和平与安全、世界遗产、人权、环境、医疗及经济发展等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第二类是国际官方经济体系及机构，主要致力于国际经济体系建设，包括肇始于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1994年成立的国际贸易组织，构成了全球政治经济格局支柱，支撑、影响着世界金融和经济贸易活动，进而影响着国际政治格局变动。第三类是国际联合成立的非政府组织，包括各类国际商会、国际红十字会、阿拉伯律师联盟等机构，它们都有各自的宗旨和组织机构，虽然是非政府组织，但是也或多或少地体现了部分主导国家的意志，它们凭借自身掌握的科学技术、专家人才、货币资金及丰富的国际关系，广泛深入各个国家开展活动，近年来的影响正逐步扩大。第四类是隶属于单一国家，但是具有权威性并具备国际影响力的机构，如掌握信用评级话语权的美国标准·普尔公司、穆迪投资服务公司和惠誉国际信用评级有限公司。这类型机构的话语体系常常体现单一国家的价值观和话语倾向，在被政治意志左右的情况系下，往往无法体现公平、公正的特性，甚至失去科学性，成为政治斗争的有力武器。
同时，新型地区合作机制不断涌现。最突出的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等地区经济合作机制的出现。20世纪以来美国历届政府所推行的对外战略，虽侧重点各有不同，但无不遵循和服务于这条战略主线：在大西洋一侧，美国通过两次世界大战和美苏冷战，以“马歇尔计划”和北大西洋公约为基础，建立起了相对牢固的美欧同盟关系。在太平洋一侧，美国通过建立并深化与日、韩、澳等国的双边盟友关系，实现其在亚洲的长期存在和战略主导权。中国正在国际经济规则制定、全球治理方面，化被动为主动。面对美国主导的TPP、TTIP战略，中国成功运用对世界经济增量的带动力，加速推进自贸区建设进程。在国际制度创设过程中，利益协调与权衡有时由于分配的冲突难以实现，各方在类似“性别大战”的博弈过程中无法找到唯一均衡点。⑦而今，全球化战略体系正面临重新洗牌。中国应抓住这一时机，积极参与制度建设与创设，以此实现中国战略主动。
增强国家“巧实力”，助推中国战略主动
约瑟夫·奈认为，伟大的领袖明白，光靠硬实力不够，必须适时加入软实力，但更重要的是适度善用软硬兼施的巧实力，才能真正发挥领导力。巧实力既不是硬实力，也不是软实力，而是综合了硬实力和软实力的一个整体的战略，是力量的基础。⑧而制度建设体现了一个国家的软实力，软实力的输出需要与经济硬实力紧密结合，才能够成为中国的国家巧实力。如何在当下愈加复杂的国际环境，实现中国战略主动，成为了中国当前最重要的议题。中国应借助现实国际社会网联和国际信用评级体系建设这样的国家巧实力，逐步形成与其他国家的互通融合、共生共荣关系。
中国战略主动的实现非一日之功，只有做好短期和中长期的发展规划，发挥中国独特优势，加强国际合作，不断捕捉和延长战略机遇，以中东、东盟和东亚地区为战略着力点，全面提升竞争力，有助于进行国际再布局，实现中国战略主动。
剖析战略着力点，参与国际新秩序塑造。美国战略缺位，中东面临新秩序再建。2009年奥巴马上台后，对外战略发生重大调整，中东政策也随之改变。奥巴马政府对外政策的核心思想是，以恢复美国经济实力和全球霸主地位为中心目标，对外战略重点由中东转移至亚太，实现“脱中东，入亚太”的战略目标。美国由充当全球公域（Global Commons）的保护者降身为“选择性超级大国”，在非事关美国核心利益问题上采取“浅脚印”策略。美国在中东诸多重大事务中主动缺位，必然会使该地区造成“权力真空”，打破既有地区力量和地缘政治关系的平衡。中东开始逐步进入后美国时代，其主要特征是美主导地位开始发生动摇，对中东地区事务的领导、控制、引导、塑造能力衰退、弱化，对中东国家政局、地区发展方向、地区安全与稳定、地区秩序安排等方面的影响力和控制力下降。中国作为全球性崛起大国，在中东地缘政治利益曰益增大，突出表现在中、美博弈上。具体而言，当前中国在中东的利益主要包括三方面。第一是政治利益，包括4个层面：维护在新疆、西藏、台湾等问题上的主权利益并争取地区国家的支持；在民主、人权、国际关系民主化、多极化、反对霸权主义、气候变化等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相互支持；大国博弈尤其是运筹中美关系的重要杠杆；作为发展中大国所应具有的国际形象与国际责任。第二是经济利益（或发展利益），包括重要资源能源的获取、实施“走出去”的两个市场、对外工程承包和劳务输出，相互投资与产业对接。第三是安全利益，主要涉及“双泛”（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以及伊斯兰极端主义、恐怖主义等对中国西部地区渗透、扩散带来的稳定威胁，也包括近年来中国驻中东地区人员和机构面临的日益突出的安全挑战。⑨
东亚地区整体和平，出现经济安全双中心。冷战结束后，东亚地区保持了整体上的和平。在相对和平的局面下，地区格局中发生的最引人注目的变化，是中国经济实力的持续上升，以及中国与本地区国家经贸联系和经济合作的显著加深。某种意义上，东亚地区在安全领域存在一个以美国为中心的等级秩序。中国的崛起在性质上改变了东亚格局的面貌，在东亚地区形成了经济中心与安全中心相互分离的二元格局，该格局的形成是中国的经济崛起、美国“接触加遏制”的对华政策以及众多东亚国家在中美之间两面下注的政策相互作用的产物，这一格局反过来进一步加剧了东亚国家两面下注的政策。二元格局的存在，对东亚合作产生了不利影响，导致地区内大国和重要行为体更多地把地区制度作为战略性工具来使用，使地区制度安排成为服务于权力竞争的手段。总体来说，东亚二元格局会在未来一个比较长的时期持续，我们需要在这一前提下，探索东亚秩序的稳定持续与有效运作的问题。从根本上说，东亚秩序的稳定和效率，需要中美探索共处之道的新形式。⑩
东盟经济依赖中国，存在话语权提升空间。在东亚金融危机后的特殊背景下，东盟对中国出口成为了东盟外国投资流入的重要推动因素，东盟对中国出口与其带动的东盟外资流入一起成为了推动东盟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因素，而中国—东盟经济合作是此两个因素的推动因素，东盟各国在经济增长方面对中国具有很大的依赖性。目前正在积极推进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按人口算，是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贸易区；从经济规模上看，是仅次于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全球第三大自由贸易区，也是发展中国家组成的最大的自由贸易区。自贸区建成后，东盟和中国的贸易将占到世界贸易的13%，成为一个涵盖11个国家、19亿人口、GDP达6万亿美元的巨大经济体。中国的迅速崛起正如一枚硬币的两面，既给地区带来了无限的机遇，也带来了不确定性挑战。东盟国家在经济上倚重中国，但是在安全问题上却犹豫徘徊，东盟国家在中美之间以及中国与其他大国之间摇摆。中国与东盟浓缩了太多复杂性，但随着中国话语权的不断提高，在海上安全问题上，中国可以继续采取分而治之的策略。
不断强化战略思维，创新机制体制保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体现亲、诚、惠、容理念，而且中国要率先身体力行，使之成为地区国家遵循和秉持的共同理念和行为准则，努力使周边同中国政治关系更加友好、经济纽带更加牢固、安全合作更加深化、人文联系更加紧密，成为可靠战略依托。面对国际复杂局面，中国应以更积极姿态、更强劲力度参与国际事务，参与国际地区治理和地区争端的处理，积极参加国际新秩序的塑造，推动形成一个稳定有序、和平发展的地区政治、经济和安全秩序，以打造21世纪的中国与国际国家关系新格局。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将坚持把中国人民利益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结合起来，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事务，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中国能够发挥多大作用和发挥何种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外交的战略定位，而这又与中国国家发展战略、对外政策、国家安全以及国际利益紧密相关。从国家战略层面看，未来5至10年，中国的主要任务与对外战略是，继续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在国际上积极发挥发展中大国的作用，努力实现“两个百年”的奋斗目标。“发展中大国”的属性定位，决定了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必须有所担当，必须发挥积极有为的作用，要参与国际新秩序的构建，未来一段时期需着重在三方面发力。
第一，以“助发展，促稳定，维和平”为国际政策的核心，努力打造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积极构建与国际国家间的全面、稳定、多样化的战略合作关系。加强政策沟通，各国可以就经济发展战略和对策进行充分交流，本着求同存异原则，协商制定推进区域合作的规划和措施，在政策和法律上为区域经济融合“开绿灯”。加强民心相通，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搞好上述领域合作，必须得到各国人民支持，加强人民友好往来，增进相互了解和传统友谊，为开展区域合作奠定坚实的民意基础和社会基础。加强道路联通，协商交通便利化协定。打通海陆运输通道，同各方积极探讨完善跨境交通基础设施，逐步形成交通运输网络，为各国经济发展和人员往来提供便利。
第二，坚持正确的义利观，大力支持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提升国家治理能力。要重视发展在国际地区治理和地区秩序重建中的中心作用。“对亚洲大多数国家来说，发展就是最大的安全，也是解决地区安全问题的总钥匙。”具体做法是：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以“一带一路”为主要抓手，精心打造升级版的中国与国际关系。一是加强贸易畅通。丝绸之路经济带覆盖总人口近30亿，市场规模和潜力独一无二。各国在贸易和投资领域合作潜力巨大，各方应该就贸易和投资便利化问题进行探讨并做出适当安排，消除贸易壁垒，降低贸易和投资成本，提高区域经济循环速度和质量，实现互利共赢。二是加强货币流通。中国和俄罗斯等国在本币结算方面开展了良好合作，取得了可喜成果，也积累了丰富经验。这一好的做法有必要加以推广。如果各国在经常项下和资本项下实现本币兑换和结算，就可以大大降低流通成本，增强抵御金融风险能力，提高本地区经济的国际竞争力。
第三，践行“促进共同发展，合作保安全”理念，坚持互信、平等、协作、互利的原则，积极为地区提供更多公共产品，推动地区发展、维稳促和能力建设和机制建设。除了国际多边合作（包括联合国以及其他多边合作机制，如伊朗核谈判的“5+1”机制）外，中国未来可重点打造几个公共产品：政治上，塑造“亚洲意识”和发展中国家集体意识，推动国际意识融入亚洲合作框架。经济上，搭建共同发展平台，如共建“一带一路”、共建自贸区和工业区、成立共同发展基金、吸纳国际国家参加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倡导建立亚洲能源合作机制等；安全上，坚持中国的安全观，积极开展国际合作，重点加强与地区国家合作，开发新的公共安全产品，支持联合国安理会在地区安全问题和热点问题解决上发挥中心作用；战略部署上，推进桥头堡建设战略，在纽约、伦敦、东京、瑞士建立国际桥头堡，在香港、北京、上海、云南、新疆、宁夏、内蒙古打造国内桥头堡，支持中国在国际上的战略布局，加快打通国内外网联渠道。
争夺国家评级话语权，积极参与新的国际制度创设
随着中国的成长与发展，其面临的国际义务与国际责任方面的压力和挑战加大。中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1/5，但对国际事务的贡献度远不及世界的1/5。尤其在金融国际话语权上仍处于弱势地位，尚未改变西方仍然掌握金融国际话语权的现实，对国际金融规则制定的参与程度还很低，缺乏信用评级市场话语权和金融市场定价权，维护金融安全的手段和资源也还有限，只能被动承受较高的国际金融风险，无法有效保卫国家经济安全。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中国应不断努力取得与经济实力、大国形象相匹配的国际评级话语权，尽快摆脱“国大声弱”的困局。
信用评级是下一轮国际制度红利争夺的重要筹码。金融资源属于战略性社会资源，关乎一国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乃至国家安全。作为金融体系中特殊的中介服务，信用评级的话语权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一个主权国家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实力和地位，对维护金融安全具有较为重要的作用。国际权威信用评级机构可以用债券降级毁灭一个国家，发挥“经济核弹”的惊人威力。
第一，信用评级攸关国家金融安全。当前，世界进入信用经济时代，信用关系构成了现代社会信用体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信用评级在国家乃至世界金融体系中的主宰角色日益凸显。在欧洲债务危机的阴霾中，信用评级展示了不亚于核弹的重磅威力。2010年穆迪、惠誉、标普三大国际信用评级机构连续下调希腊、葡萄牙和西班牙等国长期主权信用评级，引发了这些国家资本市场动荡，进而波及全球资本市场，令欧元区深陷衰退泥淖。正如《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弗里德曼所说，“我们生活在两个超级大国的世界里，一个是美国，一个是穆迪。美国可以用炸弹摧毁一个国家，穆迪可以用债券降级毁灭一个国家；有时候，两者的力量说不上谁更大。”
第二，信用评级攸关国内金融市场定价权。信用评级直接决定了一个国家金融产品的价格。就金融产品定价而言，信用等级划分相当于对金融产品价格层次的划分。一国本土信用评级机构缺少国际话语权，就意味着将本国金融产品定价权拱手相让，势必不利于本国金融市场的健康成长。以2003年我国商业银行谋求海外上市为例，标准普尔宣布维持其十年来对中国主权信用的评级即BBB级（即适宜投资的最低限），竟然将中国13家商业银行的信用级别都评为不具备投资价值的“垃圾等级”，同时美国评级机构又高调肯定境外战略投资者参股中国的银行，旨在打压谈判价格，为国际垄断资本攫取我国的国有资产大开方便之门。据相关部门保守估计，境外投资者仅2006年从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中国银行以及其他股份制商业银行中攫取的暴利就有一万亿元之巨。世界银行报告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新股发行定价严重偏低意味着国家损失。中国银行股被贱卖，问题不在IPO环节，而是出在引入战略投资者的定价上。
第三，信用评级攸关国际信用资源配置。信用评级决定了国际信用资源的分配。信用的社会化发展使信用与资本的关系日益紧密，信用日益呈现为资本的一般形态，且正在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强大驱动力，信用资本化是信用经济的一个显著特征。由于债权人与债务人构成的信用关系以债务偿还为先决条件，债务人的信用状况决定着它对社会信用资源占有的多寡。对债务主体偿还能力的评级就成为债权人判断借贷风险的重要依据，因此信用评级不仅决定着信用资源在国内的分配，而且也决定着信用资源在国际间的分配。据世界银行统计资料，2008年世界外债总量约为61.1万亿美元，AA级以上29个国家的外债总量为55.8万亿美元，占有国际信用资源的91.3%，它们全部为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普遍信用级别不高，占有的国际信用资源仅为7.6%。
美国控制信用评级，中国缺乏话语权。目前全球信用评级市场被美国三大公司控制，正逐步沦为政治工具，影响着世界各国的信用资源配置和金融产业发展前景。而中国的信用评级机构起步较晚，具备一定实力的信用评级机构又多数接受了外资注入，引致中国国家主权、金融产品等领域信用评级前景堪忧。
第一，国际信用评级市场被美国牢牢控制。信用评级，最初产生于20世纪初期的美国。信用评级市场最初依靠声誉资本缓慢成长，随后在美国政府的大力支持下获得长足发展。普尔出版公司、标准统计公司、惠誉出版公司等评级机构相继出现在信用评级市场上。经过多年发展，这三家公司并称为世界三大评级公司，它们的存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债券发行人和投资人之间信息不对称，增加了市场透明度，提高了金融交易效率，因而通常被称作“金融市场看门人”。然而，当前的国际信用评级机构在发挥他们“金融市场看门人”作用的同时，也由于自身存在的缺陷给国际经济和金融市场带来了负面影响。
首先，当前信用评级市场实际上是美国评级机构垄断的市场。2008年，三大评级公司在美国的市场份额达97.3%，在欧盟27个成员国中市场占有率达94%。在这三大评级公司中，标准普尔和穆迪是美国独资，惠誉是美英合资，因此在制定主权信用评级标准时难免会反映他们的社会信仰和意识形态。美国垄断着全球的评级市场，在自身政府债务上限不断修改和提高的情况下依旧能占据着大量的国际资源，维护自己的全球金融霸权。
此外，当前收费机制不完善使信用评级准确性下降。国际评级机构市场现有的收费方式是少数大型的评级公司向提出评级申请的证券发行人收取费用，而大多数的评级公司则向订阅评级报告的客户收费。由于三大评级公司所具有的垄断地位，对国际评级机构市场影响较大的还是向证券发行人收费这一制度，但这会引起评级机构与债券发行人之间的利益冲突问题，严重影响评级公司的独立性。
第二，中国信用评级行业“羽翼未丰”。中国现代信用评级业务始于1987年。就整体而言，中国信用评级市场起步晚、水平低。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企业改革的逐步深化，我国的信用评级机构经历了一个膨胀、清理、整顿、竞争和整合的发展过程。
1997年以来，我国信用评级市场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各个商业银行的信贷部门目前都具有资信评估职能，央行分支机构也已经陆续认定信用评级机构对贷款企业进行一般资信评级和跟踪评级。2006年，中国人民银行制定了我国第一部规范信用评级机构业务行为的规范性文件——《信用评级管理指导意见》。规模较大的评级机构已经开始筹划对证券、银行公司等机构进行自主评级。
虽然我国目前已有中诚信国际、联合资信、大公国际资信、上海远东、上海新世纪5家全国性的评级机构，但是占我国市场份额最大的并不是本土评级机构，而是国际三大评级机构，它们占据了我国国内市场份额的80%。从2006年开始，美国三大评级机构开始对中国信用评级机构进行全面渗透。2006年穆迪收购中诚信49%股权，并约定七年后持股51%；2007年惠誉收购联合资信49%的股权；2008年标准普尔与上海新世纪开始了战略合作，不久以后也参股新世纪；美资控股的香港新华财经公司收购了上海远东62%的股权；大公国际是唯一未被外资渗透的规模较大的全国性评级机构。
以信用评级为抓手谋求战略主动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经济一直保持高速稳定增长，也是全世界创造财富最多、最快的国家之一。2010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外汇储备余额达到近3万亿美元，居世界第一位。这是中国最直接的话语权，中国的任何动作都可能对国际金融市场产生影响。硬实力是话语权的基础，我们已经具备了不断提升巧实力话语权的基础，应在中国快速走向世界舞台中心的过程中，争夺国际评级话语权，助推中国战略主动。
自改革开放后，中国始终秉持“发展才是硬道理”，坚持不懈地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综合国力日益提高，最终“物质的成功带来对文化的伸张，硬权力衍生出软权力”。而今，在欧美主导的国际舞台上，中国应积极争取与国家经济发展相匹配的话语权，获得在国际关系中的优势地位和战略主动，不断争取国际话语权与中国逐步强大的硬实力相匹配，提升中国在国际政治、经济系统中的话语权，这不仅关乎大国的形象和地位，更是挑战美国霸权，应对未来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变局的必经之路。
中国应将信用评级作为积极参与国际制度设计、争取战略主动的一个重要抓手。借助具备中国主权、受国际认可的中国信用评级制度这一新工具，实现中国的软实力和巧实力。在推动中国信用评级快速走向世界金融舞台中心时，我们可以先推动国际双评级制度，即中国与美国信用评级制度并存，借助中国科学合理、公正公平的信用评级制度及机构对外发声。一方面，在国内逐步消除企业与政府对美国三大评级机构的过度信任与依赖，效法欧日等国限制美国评级机构的进入以及活动，鼓励和支持发展民族信用评级机构；另一方面，积极开展全球范围内的地区与双边评级合作，借助信用评级增强对国际事务、国际事件的定义权，对各种国际标准和游戏规则的制订权以及对是非曲直的评议权、裁判权，从而获得在国际关系中的优势地位和主动权，为构建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打破美国霸权地位积极努力。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已基本上步入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轨道，市场交易关系和交易行为更多地表现为信用关系，同时，随着WTO的加入，国际市场交易信用规则对我国的市场经济环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然而，正在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在打破了计划经济下高度集中统一的信用制度与体系的同时，却一直没有建立起符合市场规范的信用体系。由于信用体系的不健全，我国目前的社会信用关系相当混乱，这极大地提高了市场交易成本和交易风险，严重阻碍着市场秩序的建立和经济的健康发展。
“让失信者寸步难行，让守信者一路畅通。”加快建设社会信用体系，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性工程，有利于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有利于规范市场秩序、降低交易成本、增强经济社会活动的可预期性和效率，也有利于推动政府职能转变、激活管理效率。建议中央将加快发展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本国信用评级机构作为国策、并纳入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可以考虑创新和衍生现有信用评级体系和职能，除了传统的国家主权、企业和证券信用评级职能，拓展司法、公民个人和专家等信用评级职能，最终实现促进社会信用体系发展，使国家信用评级业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同步，可以有效降低不必要的诚信者“搜寻”成本，遏制社会失信行为，提高行政、经济效率，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
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随着中国经济转型升级以及企业竞争力逐渐增强，再加上资本项目的渐进加快开放，“海外中国”的体量将更为巨大。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迅速增长的同时，所受外部风险显著提升。尽管中国对外投资势头良好，但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质量与投资回报率也有待改善，期间还要经受地缘政治风云变幻的考验。比如，苏丹和利比亚投资困境就是一个例子。因此，我们可以从中国企业和主权财富的海外投资视角出发，构建经济基础、偿债能力、社会弹性、政治风险和对华关系等指标，全面和量化评估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所面临的战争风险、国有化风险、政党更迭风险、缺乏政府间协议保障风险、金融风险以及东道国安全审查等主要风险。
中国已经具备了足够的经济“硬实力”，来应对云物大智时代的国际局势变迁。但是，我们不得不看到，中国的制度建设“软实力”尚有不足。对于中国这样快速崛起的新兴经济体而言，如何由“大国”进一步发展为“强国”，在中国乃至世界大国发展史上尚没有可资借鉴的经验。基于推动全球和平发展的视角，中国要借助“巧实力”，网联全球资源，谋划“一带一路”，改变世界格局，改善中国的国际经济政治文化生态；重在争夺国家评级话语权，积极参与设计新的国际经济社会新秩序，分享国际游戏规则的制度红利；形成国际命运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在重建世界新体系的过程中，保护中国国家核心利益和国家主权，体现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的“本色”。
注释：
杨洁勉：《国际环境新变化与中国战略新布局》，《国际关系研究》，2014年第1期，第4页。
陆燕：《2013～2014年世界经济形势：回顾与展望》，《国际经济合作》，2014年第1期，第33页。
刘世锦、余斌、陈昌盛：《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格局调整与变化趋势》，《中国发展观察》，2014年第2期，第19页。
《中国2014年GDP将达17.6万亿美元》，http://www.chinairn.com/news/20141010/085023171.shtml。
陈文玲、颜少君：《世界经济格局变化与全球经济治理新结构的构建》，《宏观经济研究》，2012年第3期，第4页。
杨春：《大选过后，世界格局如何变化？》，《南方日报》，2013年1月7日，第A07版。
李滨：《全球治理中理念的作用》，《战略决策研究》，2014年第1期。
唐志超：《中东新秩序的构建与中国作用》，《西亚非洲》，2014年第5期，第63～77页。
周方银：《中国崛起、东亚格局变迁与东亚秩序的发展方向》，《当代亚太》，2012年第5期，第4～35页。
杨宏恩：《中国—东盟经济合作与东亚金融危机后的东盟经济增长》，《财贸经济》，2011年第12期，第89～96页。
李海龙：《新一代领导集体关于国际战略的重要思想》，《党政论坛》，2014年第7期，第21～24页。
林源：《基于国家金融安全的信用评级监管》，《新金融》，2014年第3期，第42～45页。
侯茂章、曾路：《中美信用评级市场发展比较与启示》，《金融发展研究》，2014年3月，第21～2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