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叙利亚烽火还在继续之际，一支在叙利亚东北部、伊拉克北部的激进伊斯兰武装力量IS IS迅速发展起来。该组织继承了中东激进组织的激进与暴虐，而且又有了更大的发展。更让人瞩目的是该组织还打出了哈里发的称号，领袖自称哈里发，要求全世界穆斯林效忠。经历伊拉克战争和阿拉伯之春之后，中东地区并没有呈现积极的变化，反而激进组织倍出，教派和部落武装冲突加剧。此番IS IS的出现进一步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那么，这样一种打着复古称号的激进，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历史与现实背景呢，南都就此专访了北京大学昝涛副教授。
ISIS的兴起历史地缘背景
南方都市报(以下简称南都)：ISIS组织正式宣布自己将建立哈里发国家，首领巴格哈迪也自称哈里发。激进组织用这样一个历史头衔，是否能增强其号召力？
昝涛：1924年，土耳其共和国在国父凯末尔的领导下正式废除哈里发，这一称号就已经成为历史了。ISIS现在又把这个名号拿出来，其实就是想宣称自身是全部穆斯林的代表，从而它的领导人也就成为了所有穆斯林的领导人。其目的是为本来仅限于伊拉克和叙利亚部分地区的这样一个地方性政权赋予神圣性和普世性。
自哈里发的名号在90年前被废除以来，也曾经出现过一些想恢复这一职位和名号的努力，但都无果而终。现在，ISIS这么做具有复古色彩，甚至有托古改制的味道。但它所能吸引的还主要是一些有激进思想的人。ISIS本身是打着伊斯兰旗号的激进主义运动的一部分。激进主义不是穆斯林世界的主流，就算他们拿出哈里发这个名号，也不可能有大的号召力。
南都：现在ISIS盘踞的伊拉克北部和叙利亚东北部地区，在传统的阿拉伯文明区域内有着什么样的意义？
昝涛：伊斯兰教创立之后，其中心先是在圣城，也就是麦加和麦地那地区。之后有一个向北移动的趋势。第四任正统哈里发阿里，就已经迁都到伊拉克南部的库法。阿里执政的第五年遇刺，背景是古莱什部落两大家族的斗争，即先知和阿里所在的哈希姆家族与叙利亚总督穆阿维叶所属的倭马亚家族的斗争。获胜的倭马亚家族把都城迁到了叙利亚的大马士革，这标志着阿拉伯帝国的统治中心又向北移动，来到了大马士革。倭马亚王朝(661-750)之后，阿拔斯王朝(750-1258)兴起，他们把首都向东移到巴格达。再后来突厥人建立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1299-1922)的兴起，统治中心再次向北，转移到了伊斯坦布尔。从文明圈的角度看，大马士革传统上是拜占庭(东正教)帝国的重要区域，所以，在那儿的阿拉伯人接受了拜占庭文化的影响，到阿拔斯王朝的时候，希腊和波斯文化同时影响穆斯林。这里可以发现阿拉伯帝国文明的多重性，从南部阿拉伯半岛比较落后的区域，向北到文明发达的区域，是一个日趋文明化的过程。阿拔斯王朝时代，阿拉伯帝国掀起了著名的百年翻译运动，古希腊的文化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与拜占庭、波斯的文化出现了交汇、大繁荣。直到奥斯曼土耳其帝国，首都就是建立在拜占庭帝国的旧都君士坦丁堡之上，更是将伊斯兰、内亚、拜占庭、波斯等文明元素杂糅到一起的。帝国的制度、日常生活等方面都表现出多元、开放的气质。所以ISIS起事的这片区域过去非常重要，大马士革时代和巴格达时代，都是政治和多元文化的首都，呈现开放性和包容性。即使是到了伊斯坦布尔时代，这里虽然政治地位相对下降了，但仍然是重要的文化中心，这一历史重要性一直延续到现在。
南都：ISIS为何会在这样的一个阿拉伯文明的传统中心区域崛起呢？
昝涛：这一区域出现了ISIS这样的极端主义势力，既有外部地缘环境的原因，也有本地区的根源。首先是因为近年来的叙利亚内战，参加圣战的国际武装人员(jihadists)集中到了这片区域。之前，美国推翻萨达姆政权，奥巴马上台之后力主撤军，该地区就出现了权力真空。同时，反对叙利亚阿萨德政权背后又有沙特、卡塔尔等逊尼派国家反对叙利亚什叶派政权，这些圣战战士又得到了资金和武器的支持。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所有参与叙利亚变局的外部势力都应为ISIS的兴起负责，沙特、卡塔尔之前的资金支持，土耳其在空间和武器等方面的支持，都是缘由之一。
南都：ISIS是否想以这片区域为基地，向周边扩展，占领伊斯兰教所影响过的地区，建立一个新的伊斯兰教国家？
昝涛：IS是指伊拉克和沙姆地区，包括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巴勒斯坦、约旦的部分地区。这片地区是前述两个逊尼派阿拉伯帝国的核心区域。他们当时选择用ISIS这个名字，是否就是为了追寻历史的光辉，还是有志在此区域建立全新的阿拉伯国家，还是因为刚好就现实地占了这么一片区域呢？这个很难说，我觉得原因可能是综合性的。从ISIS改名为哈里发国，可以看得出，它至少是要把历史上中东伊斯兰帝国曾经影响过的区域都包括在内的。这其实就是一般意义上泛伊斯兰主义的通常主张。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先是在麦地那建立乌玛(也就是伊斯兰公社或者说穆斯林共同体)，其后有一个不断扩大的过程，这也就是伊斯兰教传播的过程。这具有普世主义宗教的一般性特征。但是，现代的激进泛伊斯兰主义，主张将全世界的穆斯林统一在一个乌玛之中。在历史上的帝国时代，这从未有过，相反，多元化和多样性才是趋势。但这并不妨碍不断地出现那种乌托邦主义的主张。
现在，ISIS发出这样的一个声音，首先会引起很多穆斯林的警惕，尽管一般人也不相信他们有那样的力量。虽然他们的理念被表述为伊斯兰主义，但却是需要警惕的现代观念。伊斯兰文明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了，但是，作为主义则是一个现代现象。主义的一般特征就是将自身在一定的范围内普遍化。打着伊斯兰旗号的激进主义是追求普世性的，首先是在穆斯林地区的普遍化，之后是更大范围内的普世主义。从历史经验看，伊斯兰国家非常多，形式非常多样，但是，明确地以教法作为普世的、一元主义的意识形态覆盖全社会，并建立和实行严格的政治统治，实际上是一种现代现象，传统帝国的政治实践也不是这样子的。
族群和宗教复杂关系造成IS IS做大
南都：为什么同样的阿拉伯民族，同样的伊斯兰教内部产生了这样复杂的关系？
昝涛：奥斯曼帝国解体以后，阿拉伯人虽然被认为是一个民族，但之后逐渐分为二十多个国家。现代人常常把民族假定是均质或同质的。阿拉伯人的民族属性也是显见的，是被充分认同的。但实际上，以某个民族为一个群体冠名，并不能抹杀其自身内部所具有的较大弹性和多元的内容。各阿拉伯国家内部还表现出鲜明的部落主义和教派主义特征。萨达姆以前在伊拉克的统治，很大程度上就是依靠自己的家族部落，同时是以占少数的逊尼派为主导；利比亚的卡扎菲政权也是典型的部落主义政权，叙利亚的阿萨德政权也有宗派色彩，黎巴嫩的权力分配长期以来就是按照教派来做的。也就是说，这样的宗派区分格局，也是利益分配的模式。当前伊拉克的问题，相当程度上还是一个教派权力分配的问题(同时也有库尔德人提出的基于民族区分进行利益分配的问题)。逊尼派的萨达姆倒台后，什叶派人口占多数，从而占据政权。逊尼派的阿拉伯族穆斯林基本是处于无权状态。目前，基于逊尼派的ISIS能够在伊拉克得势，一定程度上是因为逊尼派对目前权力格局的不满。对伊拉克的逊尼派阿拉伯民众而言，长期的教派矛盾造成了一个尴尬的局面，如果什叶派政府将来打击ISIS成功，那么，什叶派的统治就很可能回到逊尼派地区，逊尼派穆斯林就担心会被什叶派报复。现在，如果拒绝ISIS的极端主义统治，更是面临直接的报复。所以，何去何从，就成了一个很麻烦的事情。
南都：作为该地区另外一股重要势力，库尔德人又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呢？
昝涛：大约有3000万人的库尔德人长期在历史上被称为库尔德斯坦的地区生活，是中东地区的第四大民族，但没有自己的独立国家，而是分属于四个主要的国家。历史上，库尔德人一直拥有相对独立的自治地位，它是一个战斗力比较强的民族，曾经作为不同政治集团的雇佣兵战士，在中东历史上发挥过重要的作用。
伊拉克库尔德人势力的兴起，与海湾战争密不可分。库尔德人曾经与萨达姆政府长期斗争，美国利用库尔德地区作为打击萨达姆的基地。库尔德人首先是得到了美英集团的保护，之后又得到了美援支持。萨达姆倒台后，之前已经达成权力分享协议的伊拉克库尔德人获得了准独立的自治地位。最近几年，伊拉克的库尔德自治区与土耳其改善了关系，还向土耳其出口原油，双方达成了默契。库尔德人已经是伊拉克北部的一支重要力量。
在应对ISIS的问题上，巴格达的舆论普遍认为马利基政府腐败无能，另一方面也认为是库尔德人牵制了伊拉克政府的精力。从长期来看，如果没有外部势力的干扰，ISIS和库尔德人会在伊拉克北部形成对峙局面。库尔德人此前曾公开要求美国提供武器，但一直没有得到回应。美国则担心，提供武器会让库尔德人壮大，从而助长其独立，导致伊拉克陷入分裂。美国帮助库尔德人，是在不直接军事介入的前提下想办法收拾ISIS的无奈之举。现在，我们只能说，库尔德人潜在地是ISIS的遏制力量。
南都：在地区的部落、教派、民族对立如此之严重的情况下，ISIS会不会进一步扩展地盘，对地区局势造成颠覆性影响？
昝涛：最近，美国已经实施了对ISIS的空中打击，虽然没有根本性的影响，但美国的打击很精准，至少在震慑方面会比较有效。伊拉克中央政府也会逐渐认真地对待ISIS的威胁。ISIS大举进攻、拿下伊拉克什叶派地区可能性并不大。伊拉克什叶派毕竟是有自己武装的，尤其是还有自己的正规军，虽然战力不强，另外还有同教派的强大的伊朗在后面看着呢。对伊拉克、美国来说，对付ISIS看起来是个军事问题，其实主要的还是个政治问题。如果周边力量真的要下决心清剿ISIS，不管是土耳其、伊朗，还是伊拉克，或者库尔德人，更不用说美国，任何方面能够形成共识与联合，都是有力量的，即使无法彻底清剿，打败、打散之应该是没有大问题。
阿拉伯国家现代化的诸多问题
南都：从历史比较的眼光来看，这一地区出现了ISIS这样的极端组织，是否说明了阿拉伯国家建设现代民族国家的失败？
昝涛：凯末尔领导建立现代土耳其共和国，民族独立运动的过程，他们放弃了阿拉伯这一片原本属于奥斯曼帝国的巨大领土，其实是基于彼时的现实因素。当时，土耳其并没有力量掌握这片领土，所以，在与协约国谈判的时候，基本上是采取了以土地换和平的策略。土耳其民族主义者认为阿拉伯人是土耳其的累赘。在这样的一个有舍有得的情况下，土耳其的民族国家建设相对而言比较成功，在民族主义的旗帜下，世俗化和现代化也走得比较远。一度也成为许多东方国家的榜样。
ISIS势力的出现，所代表的是一种极端的带有宗教色彩的诉求，与民族国家是格格不入的。认为这是阿拉伯人民族国家建设的一种失败，是有一定道理的。伊拉克民族国家建设的失败就体现在没有克服掉内部的部落主义和教派主义，当然这些问题在阿拉伯国家也是普遍的。过去要么是通过阿拉伯社会主义，要么是通过强人政治，以强力独裁来压住这些问题。显然，历史证明，这些做法都失败了。现代成熟的民主政治和公民政治在这些国家没有根基，既存的宗派势力依旧保持了强大的力量。小布什政府推翻萨达姆政权的时候，也没有想到会有ISIS来替代之，他们预想的是民主的、繁荣的政治前景。但是，其结果则是出现了这些以宗派势力为基础的权力斗争，现在又出现了以不宽容的极端宗教意识形态为号召的ISIS，是比基地组织还要可怕的力量的崛起。更重要的是ISIS并不想通过政治手段解决问题，而是要用非政治的手段处理冲突。他们拒绝谈判，拒绝妥协，认为自己是绝对真理的掌握者，谁不服从他们就要干掉他。这对于绝大多数传统穆斯林而言，也是一种莫大的压力。
南都：那么阿拉伯是否还有新的路径应对这些现代挑战呢？
昝涛：对阿拉伯地区而言，想要解决这些问题，并没有一个短平快的方法。首先，民族主义、民族国家是失败的。民族国家的形式对阿拉伯人而言是有争议的，都是阿拉伯人，为什么会分为这么多国家？我们之间的差别是什么？很多时候这被归结为是外部势力塑造的分割。
其次，历史地看，一种宗教里出现纯洁运动是很正常的。人类社会必然要过世俗的生活，它伴随着堕落的、腐败的，所以一旦世俗生活出了问题，纯洁(清教)运动都可以从道德的高度上对其进行指责和讨伐。纯洁运动不是现代才有的，14世纪的伊本·泰米叶就是伊斯兰纯洁运动的缔造者。18世纪的瓦哈比主义早期就是以反抗力量的面目出现，反对奥斯曼帝国统治，但是，这种反抗不是建立在民族主义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清教式的宗教纯洁运动的基础上。有一种观点认为，阿拉伯民族主义反抗奥斯曼帝国的统治，最早出现在20世纪初、一战期间小规模的所谓谢里夫起义。我们看电影《阿拉伯的劳伦斯》，当时的所谓阿拉伯民族主义还是一种部落主义，统一的阿拉伯几乎还不可设想。再后来英法签订的赛克斯-皮考特协定，实际又是出卖了阿拉伯人。阿拉伯地区被托管了，而一托管就到二战以后了。所以说，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发展根本就没有经历过土耳其这样的大规模的反帝反殖民的革命斗争和运动，某种程度上处于一种被发动并被给予的状态。结果，民族主义立不起来，而部落主义则坚实存在。
纳赛尔这样的魅力领袖曾做出过努力，一度埃及和叙利亚甚至合并为一个国家。但不管是社会主义还是阿拉伯主义，都是昙花一现。政治上，现在的大部分阿拉伯国家还是建立在宗派主义或部落主义的基础上；经济上，大部分阿拉伯国家长期单一地依靠本地区的丰富石油资源。应该说传统的工业化、民族化的民族国家建设道路，阿拉伯人过去没有成功过，在当前的世界秩序里，就更加渺茫了。ISIS所暴露出来的问题，是阿拉伯国家长期悬而未决的问题。对此，传统的民族国家思路，可能不是解决阿拉伯问题的路径。在新兴经济体勃兴并可能重塑世界秩序的情况下，未来阿拉伯传统的社会结构也有可能发生根本变化，突破民族国家外壳的局限，建立独具特色的阿拉伯区域经济。社会和思想层面，穆斯林世界则需要基于自身传统的改革主义力量，根据现代社会的需要从《古兰经》和圣训中寻找变革的依据，从而为现代穆斯林的和谐生活提供指导，进而发展出突破部族和教派藩篱，并克服极端主义思想的价值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