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法国学者托马斯·皮凯蒂的专著《21世纪资本论》揭露了300年来资本主义贫富差距扩大的总趋势。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14 年全球风险报告》指出，未来10年，对整个世界产生系统性冲击的全球性风险中，富裕人口和贫困人口之间长期存在的收入差距，是最大也是最可能发生的全球性风险。面对日益扩大的全球贫富鸿沟，面对各国国内和国际上的各种冲突和动荡，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全球贫富差距扩大的现状和影响，才能科学地认识国际政治经济的本质、研判国际局势的演变和走向，并作出正确的应对。
一、全球贫富差距日益扩大
《21世纪资本论》运用西方发达国家(主要是法国和英国)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1700-2012)在收入、资本、人口、增长率等方面的历史数据，加上德国、美国、加拿大、日本和其他发达国家的经验数据，分析收入结构中劳动和资本的分成比例，发现了“不平等的结构”，认为不平等在资本主义历史上长期存在、根深蒂固，并不会随着经济增长而得到解决。
一些研究报告也证明了全球贫富差距扩大的趋势。瑞士信贷发布的2014年《全球财富报告》显示，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财富分配趋于两极分化，尤其是在发展中经济体。作为财富集中的标志，全球百万富翁（以美元计）从2000年以来直线上升164%，达到3480万人，其中美国占41%。报告称，全球资产超过5000万美元的富人约有12.8万人，这些人近半在美国，欧洲占近四分之一。全球10%最富有的人掌握全球87%的财富。
全球财富分配不仅呈现出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的两极扩大化趋势，在各个国家内部也是贫富分化现象严重，相对于发展中国家内部贫富两极分化这个老问题，就是一些号称已经中产阶级化的发达国家内部，贫富两极分化现象也日趋严重。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经济学教授伊曼纽尔·沙斯2013年9月发表了名为《美国高收入者的演化》的论文。论文通过分析自1913年以来美国国家税务局的税收数据，显示过去30年收入不平等程度在美国一直呈攀升态势。2009—2012年，美国平均家庭收入上升了6%，但是这个收入增加分布极不平均。在这段时间内，最富有的1%的家庭收入上升幅度达到31.4%，而其他99%的家庭收入增长仅为0.4%。
全球贫富差距的扩大加剧了全球阶级分化的趋势。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受新技术革命推进的影响，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进入所谓的 “黄金时期”，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有所提高，同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产业工人数量相对下降、白领工人数量相对增多。针对战后资本主义阶级关系的一系列新变化，许多人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整个社会日益分为两大直接对立阶级的观点提出了质疑，有的还宣布无产阶级正在消失，正日益“中产阶级化”，资本主义社会已经成为 “无对立面”的社会了。但现实的发展证明：一方面，马克思主义阶级划分的主要依据是人们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中所处的地位，即使是新中间阶层，由于不占有生产资料，他们依然是处于受雇佣、受剥削的地位。另一方面，由于贫富两极分化趋势的日益发展，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人阶级和其他社会阶层，从生活水平和生活条件来讲，也日趋“无产阶级化”，被抛入到无产阶级的队伍中。进入20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的生产趋于停滞，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重新趋于恶化，社会阶级矛盾也紧张起来。20世纪80、90年代以来，随着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资本又重新回归本性，资本主义社会贫富两极分化趋势进一步加强，全球中产阶级规模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萎缩趋势，人们开始探讨起“中产阶级危机”问题。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对中产阶级的冲击最大，不断攀升的失业率以及沉重的债务负担，使全球中产阶级正在面临坍塌的危机，西方国家出现了“集体向下沉沦”的局面。全球金融危机给美国中产阶级带来沉重打击，美国累计失业人数超过800万，多达200万的美国家庭由于无力支付房贷而失去住房。同样的情况也在欧洲上演。近年来，德国中产阶级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萎缩趋势。2010年以收入水平衡量的德国中产阶级群体所占比重已由2000年的 62%下降至54%。
全球贫富差距和阶级分化的发展形成了全球跨国阶级和跨国阶级政治。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资本主义进入了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世界性的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也发生了变化。资本主义剥削的国际化，使一国内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与对立，演变为发达国家资产阶级与本国和不发达国家无产阶级劳动者之间的矛盾与对立，进而演变为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之间的矛盾与对立，这就使跨国阶级政治出现了。
首先，在全球形成了跨国阶级关系，产生了跨国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跨国资产阶级由跨国公司的所有者和经理人，以及世界各地管理跨国资本的其他资本家所构成。跨国资本家阶级具体包括构成跨国资本内部循环的具有阶级意识的跨国精英，以及服务于跨国资本家阶级的跨国经理、跨国官僚、跨国技术人员和主流思想家及知识分子。而跨国无产阶级，主要包括上层雇佣劳动阶级和下层雇佣劳动阶级。上层雇佣劳动阶级，或所谓的“中产阶级”大部分成员，他们受雇于跨国资本家阶级和本国资本家阶级，在全球化条件下形成的新的资本——雇佣关系中，逐渐失去了过去曾拥有的相对“稳定”和“富庶”的生活状态，“中产阶级”的光环逐渐暗淡，又逐渐地“再无产阶级化”。他们实际上已成为雇佣劳动阶级的主体。下层雇佣劳动阶级，或称下层工人阶级。包括低级“白领”、体力劳动者，移民工人和少数族裔工人等，在全球化形成的新的阶级关系中则愈发表现出无产阶级的特征。
其次，随着跨国阶级的形成，在民族国家之间也形成了一个不平等的层级结构，资本和劳动的对抗关系扩展到了全球，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资本国家，不发达国家——劳动国家的国际关系格局出现了，使国家间关系阶级化。“世界体系理论”认为，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由中心区、半边缘区和边缘区三个部分组成。当前，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现状是美英等发达国家居于体系的中心，一些中等发达国家处于体系的半边缘，大批落后的南方国家处于体系的边缘。在不发达国家内部产生了代理发达国家资本集团利益的依附性的资产阶级集团，这个依附性的资产阶级集团代表国际金融垄断资本的利益，来剥削和统治本国人民。
二、跨国资本的控制力与全球矛盾、冲突及动荡
在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时代，从整体上看，跨国资本打破了各民族国家的生产体系，把世界各国和人民整合到新的符合全球资本利益的全球积累循环之中。与工人阶级在新积累体制下的碎片化和分散化的不利地位相比，则是跨国资本及其代理人在全世界的财富拥有、政治经济管理、控制及决策等权力方面史无前例的集中化和集权化。而反映跨国资产阶级力量强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全球化资产精英阶级意识强烈，在政治经济上组织起来，并有着明确的战略规划。20世纪70年代中期成立的三边委员会将北美、欧洲和日本三大地区的商界、政界和知识界精英中的跨国化分支集中到一起，成为跨国资产阶级政治化的一个标志。国际大垄断资本不仅控制着传统意义上的政治组织、机构，还组成了较为隐秘的核心利益集团，形成了所谓“影子政府”，以加强加深自身的联系和领导。近年来，有关骷髅会、彼德伯格俱乐部、三边委员会、外交关系委员会等研究材料披露出存在着一个全球性资本主义核心领导组织。通过各种显形和隐形权力机构、机制的互动，西方能一以贯之地实施大战略，控制操纵社会和世界。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为了维护自己的经济地位和垄断优势，也必然有一个全方位主导的战略规划。资本霸权国的全方位主导世界的新帝国主义政策，用暴力和各种非暴力手段、直接与间接的各种方式维持美国在国内外的既得利益。这些手段和方式包括军事、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全面运用、综合运用，无所不用其极。他们把军事上的谋略运用到各个领域，打总体战、超限战，全方位主导、全方位控制。
在当今国际社会的众多矛盾与冲突中，跨国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矛盾是基本和主要矛盾，除此之外在国际关系中还有资本主义霸权国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霸权国与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霸权国与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矛盾等，跨国阶级矛盾决定和制约着这些矛盾。除此之外，当今世界还有许多全球问题、冲突与动荡，一些国家内部出现了政权更迭和内战，还有颜色革命、领土争端、地缘政治危机以及民族问题、宗教问题、恐怖主义问题等，所有这些都与跨国阶级的分化、冲突和力量对比失衡等跨国阶级政治密切相关。
在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时代，发达国家的国际金融垄断资本掌握着世界上大部分的资本，控制着全球经济的“命脉”，凭借其在资本、技术、信息等方面的垄断优势，凭借其掌握的世界政治经济组织和各种制度安排，从世界性的生产与交换活动中，通过国际间产品、技术、资金、劳动力、信息的不平等交换及剩余价值的转移，获取巨额利润，使南北发展差距和贫富悬殊愈来愈大。不仅仅是资本主义全球化造成的全球贫富两极分化的发展使资本主义国家内部产生了种种社会矛盾和问题。资本主义霸权国家还经常利用这些矛盾和问题，进行金融攻击，制造颜色革命、地缘政治危机，挑起领土争端、民族、宗教以及教派冲突等来转嫁危机、转嫁矛盾，以实现种种霸权企图。一些发展中国家内部出现政权更迭和内战等问题，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与贫困状况的日益恶化是出现这些问题的最突出的直接原因和内部原因。同时国际金融垄断资本霸权国也往往从本国的利益出发，插手发展中国家内部的社会矛盾，以及发展中国家之间的领土争端，这是外部原因。中东、中亚的民族冲突与教派纷争，非洲的部族仇杀，南亚、东南亚的民族与宗教争端等等，乃至近些年的西亚北非动荡，这些矛盾冲突的背后都有资本主义霸权国的身影。
三、全球两极分化与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演变重塑及启示
1.当今全球面临剧烈演变和冲突动荡危险的根本原因，在于全球两极分化导致的资本积累体系和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重塑。资本积累的规律及其内在矛盾，决定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发展与演变。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是指由资本积累引起的资产阶级的财富积累和无产阶级的贫困积累的内在必然联系。在财富的积累和贫困的积累之间产生两极分化，从而在生产和消费之间形成对抗性矛盾，这在一定条件下必然会导致经济危机的爆发。因此资本主义也在不断调整着积累体制，以应对危机。
在以美元为中心的资本金融化积累模式中，美元的巨大发行量，不仅严重地透支了美国经济的未来，而且透支了世界经济的未来，造成了世界经济的不稳定，极易诱发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也给美国自身的经济带来巨大的灾难，由此引发了2008年金融危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发展也是有周期的，此次新自由主义积累体制的危机也预示着美国霸权的进一步衰落，国际政治经济格局面临着大调整大变革。在一个霸权积累周期的末期，由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都会有新兴大国崛起，促使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发生直接变动。霸权国面对新兴国家的崛起，会利用自己在生产、金融、军事、文化等方面的综合霸权竭力阻止并瓦解新兴大国的挑战，并往往会有战争发生，这是全球面临剧烈冲突与动荡危险的直接原因和根源。当前，以金砖五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群体在崛起，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实力相对下降，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整体力量在增强，以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力量成为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中重要的力量。
随着国际经济危机的发展，霸权主义国家为了转嫁危机和矛盾，不断地在北非、中东、亚太等地制造麻烦和事端，并挑动他国与中国的领土争端，企图封堵、遏制、干扰中国的发展。霸权国家在全球挑起争端，一方面是为了控制重要战略地区、遏止和干扰战略对手的发展，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配合其金融攻势转嫁危机。近年来美国的几轮量化宽松政策，主要目的是将其债务压力部分外移。美国资本在全球剪羊毛的过程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运用政治军事手段在世界各地制造冲突和社会动荡，引起国际资本的恐慌性逃逸，并向美国金融市场回流，从而给美国资本的投机绞杀行为制造机会。
2.完善促进共同富裕、社会和谐的公有资本积累体制，以应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局势。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把公有制经济与市场经济对接，开创了一条崭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这条道路不同于西方以私人资本积累为核心的发展方式，它以公有资本的积累为核心。公有资本不同于私有资本的最大特点是资本所有者的非人格化。公有资本积累带来的剩余和增殖由国家和集体支配，公有资本增殖的目的是造福于社会，它不会在运行和增殖中危害社会，从而能有效克服私人资本积累的弊病。
当前，我国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促进共同富裕方面取得长足进展，但同时，因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居民之间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还没有得到有效遏制，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还不尽合理。因此，在发展经济的基础上促进共同富裕，已经成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认真解决好的重大现实课题。只有切实实现共同富裕，才能克服私人资本积累方式带来两极分化的根本弊病，促进社会和谐，防止因内部社会问题突出而给霸权国以插手内政的机会。
为了实现共同富裕，我们在深化改革中必须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这是实现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保证。社会主义始终具有以公有制为主体、以按劳分配为主要分配方式的制度特征，因而始终具有公平最大化的制度约束力。因此，我们在进行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中，一定要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而不能削弱这种地位；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是为了增强经济的活力，增强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和影响力，而不是搞新自由主义的私有化改革。与此同时，还必须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顾效率和公平，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要加快健全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制，全面建成覆盖城乡居民的符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保障体系。
3.建构全新的国际关系新机制，促进互联互通、互利共赢，维护世界和平和发展稳定。当今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调整，与以往显著不同的是中国的和平发展与崛起，这不同于以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霸权更替。首先，中国和平发展有利于促进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和谐世界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本质要求。中国不争霸、不在损害他国利益基础上追求本国的权利，中国的和平发展有利于制约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和强权政治，构建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中国的和平发展为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和社会主义走向提供了现实依据。其次，中国社会主义开创了一条崭新的发展道路，取得了巨大成就，也实现了与其他国家互利共赢的发展，为世界和平与稳定奠定了共同的利益基础，并能较为有效地防止霸权国分化瓦解中国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中国道路的发展也为第三世界国家提供了一条文明型、和谐型发展道路的借鉴，有利于这些国家独立自主地解决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