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目前面临的最具挑战的经济问题与一个群体相关。在本周举行的年度达沃斯(Davos)峰会上，代表这个群体的与会者将少之又少。他们就是世界工业化国家的中产阶层。
对工业化民主国家的成功而言，没有什么比工薪家庭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持续提高更重要，我和埃德•鲍尔斯(Ed Balls)共同担任主席的“包容性繁荣委员会”(Inclusive Prosperity Commission)在一份报告中做出了这样的结论。
在关注全球金融、地缘政治以及帮助全球贫困人口的道德责任的同时，我们绝不应忽视一个事实：如果政策不发生实质性改变，全球中产阶层的前景在最好的情况下也仍然危机重重。
首先，长期停滞和通缩的幽灵正在威胁经济增长，而经济增长正是收入提高的必要条件。在美国，随着经济增长加速、量化宽松(QE)结束，以及更加收紧的货币政策的到来，去年本该是利率上升的一年。在日本，价格水平去年本该重新开始上升。在欧洲，去年则本该继续深化改革，恢复常态。
但事实上，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跌幅远超100个基点，德国和日本的10年期国债收益率则比1年前下跌了一半。在几个大国，短期利率为负值，政府的债权人被迫为这项特惠买单。利率如此之低，表明储蓄相对于投资存在长期过剩，让欧洲和日本的货币政策失效的情况可能持续下去，同时还可能在美国死灰复燃。几乎所有地方的市场指标都表明，未来10年通胀水平将远低于目标。
依靠央行的应急措施来提高增长的机会基本上已经穷尽。需求过剩、通胀、过度信贷以及货币紧缩的需求应是我们的政策关注中最少考虑的问题。央行还应该继续做好它们的工作，但现在是时候采取共同协调的实质性措施来提振公共和私人投资了。
第二，当前政策路径无法保证经济有能力维持增长不断提高和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上升。人们常将美国视为楷模，用全球标准来衡量，美国的经济表现也的确很强劲。过去5年，美国的增长约为11%。标准的经济核算表明，其中大约8%可视为周期性增长，源于失业率的下降。也就是说，5年之中仅有3%的增长源自经济实力的提升。即使是在美国经济复苏之后，美国25到54岁的男性中失业人口的比例也超过日本、法国、德国和英国。
除去需求因素以外，在成年人口日渐萎缩和老化的欧洲和日本，增长前景更加糟糕，经济活力正在消退。过去7年对工业化经济体经济潜力的估算大幅下修，其中很大一部分修正是因为近年来的衰退环境。从很多方面来说，强劲的增长是促进未来增长的最佳结构性政策，因为投资会扩大，劳动者能获得经验等等。但我们必须采取更多措施。
第三，如果要使中产阶层受益，繁荣必须是包容性的，而在当前环境下，这一结果远非十拿九稳。如果美国的收入分配状况与1979年的情况一样，收入较低的80%人口的财富应比现在多1万亿美元，也就是每个家庭比现在多1.1万美元。收入最高的1%人口的财富则比现在少1万亿美元，或者每个家庭比现在少75万美元。如果人们继续将国际一体化和合作视为导致国内分化的罪魁祸首，仅仅让流动的全球精英群体受益，国际一体化和合作的前景就十分渺茫。
经济领域国际合作努力的焦点必须转变。在贸易和投资方面，我们已经取得了相当程度的进展。至于防止征税和监管等领域的竞次问题，我们的进展则较少。只有加强国际合作，才有可能保持累进税制和足够的监管保护。而且只有当普通人看到越来越开放的全球经济的好处，全球经济才会日益开放。
这三个令人担忧的问题——长期停滞和通缩，缓慢的经济潜在增长以及不平等的扩大，都是确实存在的。但它们并不是我们听天由命的理由。
许多国家和许多时代的经验表明，中产阶层生活水平的持续提高是可以实现的。但这需要精英阶层认识到它的重要性，并投身其中，努力实现它。今年的达沃斯必须关注这个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