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事务正在再次成为政治家们输赢巨大的博弈。去年的一战百年纪念曾在评论界引发关于今天的全球格局是否与1914年的情况存在足够多的相似性，以至于产生了类似威胁的辩论。在多极化和大国敌对加剧的同时，悲观主义者看到的是正在出现的经济分裂，最近中国的亚洲基础设施开发银行（AIIB）便是明证。乐观主义者则声称，全球经济一体化将使各国觉得战争的代价过于昂贵而不愿发动战争。
两个阵营都漏掉了一个基本因素：文化。今天权力转移的影响比100年前曾撼动地缘政治格局的那些权力转移远为复杂得多，尤其是因为它们将带来具有独特文化背景的新大国。
与19世纪的美国和德国不同，今天的新兴大国拥有对西方而言完全陌生的文明———有些国家拥有数千年的文化延续。就这个意义而言，塞缪尔·亨廷顿有关“文明的冲突”的分析尽管漏洞百出，却仍然让人们注意到了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
把文化纳入分析将挑战某些基本假设。孤立主义对外政策的前提是，如果对世界的事情不闻不问，国内的安全和繁荣将不会受到严重损害。干预主义立场则依赖于理解对外政策行动的后果。“文化因素”使这两种假设都更难成立。
未来文化对世界政治的影响将呈现一种长期以来始终未被作为政策价值分析依据的方式。大多数西方决策者迄今为止认为某些普遍的人类特性支配国际事务。理性的参与者在全球的自然状态———即霍布斯著名的“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中追逐私利。但是国家如何定义其利益，以及更为深刻的理性是否永远是驱动力的问题，却是值得商榷的。
文化影响到哪些目标被认为值得去争取、哪些治国手段会被使用、什么样的国家形象会被寻求，以及战争、和平、自由、平等、生计和发展等概念会受到怎样的珍视。在上世纪80年代，当时的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呼吁建立新的“非暴力世界秩序”。
在人道主义干预和核态势等形形色色的领域中，德里的言辞中始终充斥着对和平的提及。尽管许多国家都谈论和平，但即便意味着牺牲迈向“理性”战略目标的进步，印度也会这么做，例如其对于科索沃、伊拉克、利比亚和叙利亚干预行动的反对。
在中东的冲突中，我们看到军事上弱势的参与者为了荣誉的原因传达一种军事主宰的形象，甚至到了打起侵略者旗号的地步。倘若行为完全是由理性考量和私利所支配的，那么这样一种形象将会被避免，因为它会引来全球仇恨，使敌人的攻击变得看上去更加正当。即便在物质利益驱动政府行为的时候，文化价值观也会对公众认可政府行为的程度产生影响。
在口头表态之外，我们看到文化对国家的行为也有影响，尤其是在亚洲及其他地区大国崛起并表现出更大战略自主性的时候。印度的核武器政策与其说像多数西方分析家预言的那样纯属安全需要，倒不如说也是出于追求国际地位的目的。当与非暴力价值结合在一起时，核武器被认为具有重要象征意义，但不具备军事可用性。印度核战略的良性本质使美国及其他国家更容易找到在核合作方面给予德里特殊待遇的理由。
诞生于印度的佛教宣扬接受无常和易变。这对于中国对外政策、包括意识形态和联盟的构思方式也有重要影响。这或许也有助于解释发生在两国的向市场经济的逐步过渡，它们与东欧更为急剧的动荡完全相反。
到目前为止，多数非西方国家（如日本）的运转是在西方式民族国家的体系内采用了源于欧洲的治国制度。这使得行为的预测至少有一定的可能性。但是随着欧洲主宰的500年接近终结，国家及其他参与者可能会重新塑造自己的制度，从而更多地强化不可预测的文化影响。
中国用来抗衡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亚投行是一个有参照的机构。其挑战是可以估量的。不过，北京未来的创举也许会不那么容易归类，因而将更难以处理。文化因素将导致“未知的未知因素”。
文化价值观的影响不只是在于国家对其对外政策的操作。当今主权民族国家的国际格局本身就扎根于欧洲的现代性。非欧洲文化可能会对国际组织发表各不相同的意见。一个预兆将是新兴大国会如何参与国际法。尽管西方文化把社会看作是个人通过规则和契约的互相联系，中国学者却强调一种互相联系更为紧密的世界观。这对于诸如安全和人类之类的概念具有重要影响。
确保新兴大国的和平崛起需要西方政府在理解亚洲及其他地方的文化方面作出更为深刻和有机的努力。在西方与东方、北方与南方之间，不同的民族有着感知不同现实的偏爱。
就像20世纪初的机构如国际联盟未能在当时崛起的美国的分化下生存下来一样，目前的国际体系或许也无法在当今崛起大国的分化下生存下来。文化的回归不仅仅是大学里理论家们的讨论。如果政治家要想在一个多极的世界里处理好重大的安全和繁荣问题，文化是他们再也不能忽视的未知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