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研究者很难将政治体制等因素的影响定量地反映到经济预测值中，或通过获取详细的数据进行模拟分析，但仅就预测报告来看，预计中国可以实现政府提出的“新常态”的专家言论比较有说服力，在今后一段时期内，中国实现经济稳定增长的可能性较大。
在之前的文稿中，笔者分析了中国经济社会的形势，列举了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课题，并提出了解决这些课题的社会政策建议。那么，中国今后能否通过这些政策的实施，成功转入被称为“新常态”的经济稳定增长呢？本稿中，笔者将参考中国国内外专家的经济预测报告，从经济学的观点考察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可能性。
关于中国经济中长期发展前景，中国及世界的 “中国观察者”们发表了各种预测报告。笔者手头收集的报告中对中国中长期经济发展进行定量分析的有两个：世界银行（以下简称世银）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于2012年3月共同发表的《China2030》、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以下简称社科院）于2014年下半年发表的 《中国经济中长期增长的趋势与前景》。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研究机构和企业也发表了对中国经济中长期发展的预测值，但大多没有定量表明其预测的根据。
国内外各机构对中国中长期经济增长率的预测值存在较大的差距，例如对2030年的增长率预测，最乐观的是社科院的6.5%，最悲观的是日本经济研究中心（《全球长期预测与日本的三种未来》，2014年2月）的2.4%。顺便提一下，世银的预测值是2030年5.0%。也就是说，社科院与世银预测认为，到2030年中国也将保持一定程度的经济增长率，能够实现所谓的“新常态”，而其他研究机构 （主要是海外机构）则认为，大概到2020年中国经济的增长率将跌破5.0%，进入低增长时期。
根据笔者的分析，乐观预测的世银与社科院的两份报告具有充分的论据，而较为悲观的其他报告的论证多为定性化，较为模糊。悲观论者的确指出了依赖投资的经济结构、产业附加值低、国有企业垄断的弊端及现行的一党专制的政治体制等问题点，但至于为何这些因素将导致经济增长率低至2%—4%，却没有能够提出定量的论据。
那在预测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率时，首先必须从经济所生产的最大产品和劳务总量的增长率，即“潜在经济增长率”开始计算。计算潜在经济增长率时，有一种方法是估算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例如劳动人口的增加或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等。截至目前，中国依靠劳动年龄人口的增加，即人口红利促进了经济增长，但近年来，随着劳动年龄人口转为减少，总人口即将迎来顶峰，因此现在中国的潜在经济增长率的主要因素就变成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上述社科院的报告对潜在经济增长率进行的预测采用了两种方法。第一种是由提高劳动生产率带动经济增长。劳动生产率是指就业者的人均实际GDP。伴随着产业的资本装备高度化和技术进步等，同等人数可以生产出更高的附加值，因而劳动生产率也随之提高。而且，随着从业者从劳动生产率低的产业（例如农业）向劳动生产率高的产业（例如高科技产业）转移，国家整体的劳动生产率就会上升。社科院的报告重点从产业间从业人员转移的角度对潜在经济增长率进行了预测。详细内容在此省略，该报告的预测结果显示，即使在2020—2030年期间，中国劳动生产率也将保持8%的增长。
社科院的报告还采用另外一种方法来预测潜在经济增长率。即对经济发展的三大要素：
资本投入、劳动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TFP）各自的增长变化趋势进行分析的预测方法。根据该方法，预计2020—2030年中国的潜在经济增长率为5.1%。同时，该报告还修改了这两种预测方法的缺点，即因包含了过去高速增长期的趋势导致劳动生产率预测结果偏高、因近年来资本投资效率低下导致资本投入拉动经济增长的预测数值偏低，最终得出2020—2030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为6.5%。
在此，笔者想对社科院的预测报告补充自己的观点。以现在的购买力平价来计算，中国劳动生产率的绝对值约为200万日元。为将此数据与日本过去经济高速发展期比较，以1990年的价格基准来计算（之后日本的物价几乎没有上升，所以我认为使用该基准并无大碍），日本劳动生产率的绝对值在1970年约为330万日元，1980年约为500万日元。
换句话说，现在中国劳动生产率的绝对值处于较低的水平，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今后，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劳动人口将不断从第一产业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同时，第三产业中的零售业等通过信息化、物流高效化手段提升劳动生产率，因此，认为中国劳动生产率在一段时间内仍将上升的观点是妥当的。也就是说，中国经济处于仍能充分确保潜在经济增长率的状态。
笔者绝非乐观论者，同时也理解，外国研究者很难将政治体制等因素的影响定量地反映到经济预测值中，或通过获取详细的数据进行模拟分析。但仅就预测报告来看，预计中国可以实现政府提出的 “新常态”的专家言论比较有说服力。可以说，在今后一段时期内，中国实现经济稳定增长的可能性较大。
作者介绍：
松野丰，清华大学·野村综合研究所中国研究中心理事、副主任。1981年，日本京都大学工学部卫生工程系硕士毕业，进入日本野村综合研究所工作，在环境系统研究部、技术战略研究部等部门任职，1999年任野村综研经营信息咨询部部长；2002年，在上海创立野村综研（上海）咨询有限公司，任董事、总经理；2005年，回日本担任野村综研咨询项目统筹管理部部长；2007年7月开始担任现职。研究方向：中国战略、产业政策、环境系统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