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竞争力，是一个国家所有工作的核心点和聚焦点。在全球一体化进程不断深入的背景下，在中国正由世界大国变为世界强国的关键阶段，我们应准确把握国际竞争的总体态势，客观评价我国国家竞争力水平，正确识别我国竞争力与全球其他国家竞争力的差异性和互补性，实现零和竞争到融合发展的跨越，从而大幅度提升我国国家竞争力。
国家竞争力是一个主权国家为实现国家生存和发展，在国际竞争中配置资源的实力和能力。从一般意义上说，国家竞争力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科技、军事、外交、制度等要素实力，以及国土面积、地理环境、自然资源、人口状况等基础实力。在国家竞争史上的各个发展阶段，构成竞争力的核心要素和竞争方式各不相同，由此构成了波澜壮阔、惊心动魄的历史演变。
1500年前，当西班牙的第一艘帆船驶出地中海时，全球化开始了，并由此揭开了国家间竞争的历史帷幕。500多年来，国家竞争力的变化发展也呈现了一定的规律和特点。国家竞争力的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一是自然资源驱动阶段，主要是依靠土地、矿产等自然资源创造财富；二是人力资源驱动阶段，主要是依靠劳动力增加或提高劳动效率积累财富；三是资本驱动阶段，主要是依赖资本投入，推动工业增长、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四是创新驱动阶段，科技发明、知识、信息成为核心竞争要素。
数百年间，国家竞争的形态和内容正发生深刻变化。历史上几轮强国的沉沦与崛起，都是通过战争和军事手段实现的；而当今时代，国家间综合国力的较量日益成为主要的竞争形式。无数事实说明，如果一个国家不能持续地增强包括经济发展在内的国家竞争力，那么即便它拥有像苏联那样的军事机器，仍然难逃国家解体的厄运。
改革开放36年来，我国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以及党的坚强领导优势，创造了前无古人的经济社会发展成就。国家竞争力大幅度增强，位次显著前移，从全球舞台的边缘走向舞台的中心。
但是，我国的国家竞争力又存在三个严重不平衡。在经济体系中，经济总量与经济质量、产业结构、技术水平之间存在不平衡；在力量体系建设中，经济增长与社会、文化、生态、国防建设之间存在不平衡；在要素配置体系中，已有资源力量与战略运筹能力之间存在不平衡。这三种不平衡，严重影响着国家竞争力的大幅度提升，严重制约着中国由大变强的发展。从总体上看，我国国家竞争力水平已跨过了自然资源驱动和人力资源驱动阶段，正由资本驱动阶段向创新驱动阶段跃升，由比较优势向竞争优势推进。这是大幅度提升国家竞争力的关键阶段，是由世界大国变为世界强国的关键阶段，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关键阶段。
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的不断深入，以及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不断涌现，各国在提升国家竞争力方面呈现出这样几个新特征。
一是国家治理水平成为国际竞争力的新标杆。全球金融危机后，旧的国际竞争格局被打破，各国经济调整和社会转型的新问题突显。美、日、欧、俄等大型经济体都在重整旗鼓，抓紧调整各自发展战略，推动变革创新，提振国家竞争力。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研究了全面深化改革的问题，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打铁还需自身硬，出色的国家治理对内讲就是执政能力要足够强、管理成效要足够好，对外讲就是社会制度要足够优、发展思路要足够新。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成就，将成为衡量国家治理能力和国家竞争力的重要标准。
二是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和区域经济融合成为国际竞争力的新舞台。国家竞争力也表现为一种外部引导力，竞争力强的国家往往能够引领全球或地区动向。国际组织和区域经济联合体从来都是大国引领发展方向和彰显竞争实力的舞台，国际金融危机加速了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和区域经济融合的步伐，为大国崛起孕育新的机会，同时，也使大国间的博弈更加激烈。美国发起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谈判，由美日欧继续主宰21世纪全球规则的意图十分明显。我国提出建立亚太自由贸易区，主导成立金砖银行和亚投行，是积极参与制定国际经济新秩序和加深区域经济融合的大手笔，掀开了倡导制定国际规则的新篇章。
三是加快产业升级成为国际竞争力的新筹码。国家竞争力的基础永远是经济实力，面对全球经济复苏乏力的现状，各国都根据自己的国情来制定产业政策，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优化产业格局，抢占国际竞争制高点。德国政府推出了《高技术战略2020》，实施工业4.0战略；美国相继启动了《重振美国制造业框架》《先进制造业伙伴计划》和《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计划》,实施“再工业化”； 日本政府也极端重视高端制造业的发展,大规模编制技术战略图，加大了开发企业3D打印机等尖端技术的财政投入。我国推出了以体现信息技术与制造技术深度融合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制造为主线的《中国制造2025》战略，意在实现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由低成本竞争优势向质量效益竞争优势转变，由资源消耗大、污染物排放多的粗放制造向绿色制造转变，由生产型制造向服务型制造转变，实现制造业升级，提升国际市场竞争力。
四是科技创新成为国际竞争的新高地。科技创新是科技人才智慧的结晶。科技竞争就是人才竞争。高素质人才在任何国家都是不可多得的稀缺资源，是难以计量其价值的宝贵财富。2012年11月30日，美国众议院通过一项法案，给予外国出生并在美国大学获得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领域硕士以上学位的人绿卡，并允许上述领域已获得绿卡的高科技人才的配偶和子女到美国团聚，以吸引更多的全球英才。我国的科技人才队伍无论在 “硬指标”、“软指标”诸方面，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仍然存在较大差距，与创新科技的发展战略要求相比，仍不相称。尽管近10年来我国的发明专利申请数量年年增加，总数量已达世界第一，但据2012年国外权威机构评价，在“创新专利”、“专利影响力”等关键指标方面，美国以47家企业位居榜首，日本以25家企业排名第二，中国企业排在100名之外。虽然专利数量领先，但专利质量和影响力不足，许多核心技术、关键技术，我们仍无法掌握。想方设法发现人才，培养人才，努力创造环境和条件吸引人才，留住人才，用好人才，才能够通过人才之源流浇灌科研之园地，抢占国家竞争的制高点。
一是围绕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两个一百年”战略目标，增强国家竞争实力。梦想是最令人心动的旋律，又是最引人奋进的动力。实现梦想，需要一步一个脚印的扎实奋斗。要围绕实现这一宏伟目标，制定中长期发展规划，并把大幅度提升国家竞争力、区域竞争力、产业竞争力、企业竞争力，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和指标纳入国家发展战略；要围绕我国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从要素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的新常态，确定提升国家竞争力的方向和重点；要针对产业结构、社会结构、需求结构的“三重转型”，解决制约竞争力增长的软硬件环节；还要把提升国家竞争力与人民生活的幸福图景紧密结合，凝聚为全中国人民共同追求的强大动力。
二是加大改革开放力度，激发国家竞争活力。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情，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适应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努力探寻市场经济建设的内在规律，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实现我国经济大幅增量提质。首先，要尽快打破各类行政性约束，全面审核并尽快取消各类不合理审批手续和收费项目，让各类市场主体都能在法律限定的范围内自主高效运作。其次，尽快打破因资本属性而人为设定的进入限制，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鼓励各类型企业取长补短，共同发展。另外，尽快打破价格自然形成的机制障碍，逐步放松对相关产品和要素的价格管制，稳妥推进利率和汇率决定的市场化步伐。同时，尽快打破地区间隔阂，努力打通资源自由流动渠道，建立开放平等的城乡统一市场。
三是坚定走创新驱动之路，提升国家竞争动力。创新驱动是引领经济社会升级的关键。首先，精心做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顶层设计，围绕影响和制约创新驱动发展的全局性、根本性、关键性重大问题，全面推进人才人事制度、科技评价制度和科技资源配置制度等重点领域改革，进一步释放科技人员的创新活力。同时，依靠创新加快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攻克高端装备、智能制造、关键元器件、新材料等关键核心技术，促进制造业向价值链中高端跃升；依靠创新抢占航天海洋、信息安全、能源资源等战略必争领域制高点，扭转关键核心技术长期受制于人的被动局面，大幅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依靠创新推进云计算、移动互联网、大数据、生物技术等开发与应用，加快培育新业态和新产业，创造新的市场需求，扩大就业和创业空间。另外，重振科教兴国、人才兴国战略，改变传统教育模式，优化教育资源投入机制，不设研究禁区，鼓励大胆创新，培养真正有学识、有创造力的各级各类人才。
四是推进国际合作共赢，形成国家竞争合力。竞争力是一个正和的观点，国家竞争力不是打压别人的能力，而是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的内外结合，合作共赢。首先，要在稳健推进“一带一路”战略落实的基础上，加强互联互通，促进基础设施、政策规制、人员往来全面融合，迈向命运共同体。其次，加快国家间、区域间自由贸易区建设，消除贸易和投资壁垒，促进国际国内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另外，加快资本市场的改革步伐，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尽快实现人民币和多种货币间的双边自由互换，努力让人民币成为区域结算货币，保障我国对外贸易利益。同时，以主导成立的亚投行和金砖银行为抓手，积极推动建立公正平等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增强我国在国际竞争中的话语权。
五是全面依法治国，锻造国家竞争内力。国家竞争力从根本上讲是一种内力。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必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练内功、强内力。首先，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按照十八届四中全会要求，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另外，要切实加强党的建设，完善党规党纪，纯洁政治空气，培育业务素质和思想品质双过硬的党员队伍，让依法执政具备坚实的干部基础。同时，大力提高法治工作队伍思想政治素质、业务工作能力、职业道德水准，着力建设一支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的社会主义法治工作队伍。而且，要按照“疏而不堵”的思路创新社会治理，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体制，健全公共安全体系和信用体系，激发社会组织积极性，营造稳定和谐的社会环境，不断增强社会发展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