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历史而言，政治学是一门非常古老的学问。之所以古老，是因为人类对政治有一种内在的需求，这种需求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秩序的需求，另一方面是对安全的需求。由此，政治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让所有人都生活在一个有序而安全的环境之中。有序而安全的环境是人得以延续生命和创造财富的基本前提与条件，而为了创造这种社会环境，人类便创造了一个非常伟大的作品——国家。国家在出现之后，便开始通过确立公共权力来建构秩序和保障安全，从而创造社会的进步和保护每一个成员的发展。
从这个角度来看，政治学研究的使命，就是要思考如何构建一个有序、安全的共同体，也就是如何构建一个良善的国家，使其能够保持健康的状态并得到不断的发展。概括而言，政治学就是研究国家如何构成、如何治理以及如何避免失败的学科。
同时，当今的国家并不是一种孤立的存在，而是存在国与国之间的交往与联系，而国与国之间的协调与互动就成为一个国家重要的外部主题。因此，除了内部治理之外，政治学还要研究国家外部关系的建构，于是便就有了国际关系、国际政治与全球治理等领域的研究。所以，政治学一方面要考虑国家所辖范围内部的经济社会发展和治理等问题；另一方面还要考虑以国家为单位的国际社会的秩序建构等问题。
从这个意义上讲，政治学是围绕着治理和创造公共利益的秩序来展开的。
中国政治学的发展，从古至今可以分为几个阶段。中国古代没有政治学，但有一套政治理论，这套理论演绎出了具有高度文明价值的中国治国智慧。大致而言，中国有两种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智慧，一种是治国智慧，一种是基于天人合一观念而形成的生活智慧。从今天来看，中国的治国智慧虽然没有学科化，或者说哲学化、学术化，但这些智慧所闪耀的光芒依然是非常有价值的。
“治大国，若烹小鲜”，是老子的智慧，“为政以德”“君子中庸”，是孔子的智慧，以此为代表的中国古代治国原则，都可以在西方政治学理论中找到相应的论证，可以说，这些原则揭示了人类政治生活的通则。正因如此，中国才建立起了古典的政治文明，并且使这个国家的文明在几千年中得以延续，这无疑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就此而言，中国人拥有政治建构和治国理政的能力。
当历史进入近代，在现代化浪潮冲击下，中国政治开始转型。这种转型的重要使命，就是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建立现代国家。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开始建构以民主共和为特征的现代政治，由此也开始引入现代政治理论体系和政治思维模式。在这个过程中，西方的政治学也随着中国探索现代政治体系和规律的进程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就构成了中国近代政治学的发展，而且在近代政治学的学科体系确立之后，中国就开始用这套体系来培养政府管理者和政治家。
新中国建立之后，整个知识体系发生了很大变化，政治学被并入马克思主义的基础研究之中，尤其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大系统中，和其他社会科学一样，被简单化、概念化和意识形态化了。“文革”结束后，邓小平进行了反思，其中最基本的考虑就是，既然要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和推进现代化建设，就应当用现代的政治体系来治理这个国家和规划这个社会。因此他提出，要尽快恢复包括社会学、政治学和法学在内的一些学科的研究与教学。
现在看来，邓小平所提倡恢复的这些学科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的变革与发展，使中国的改革开放既具备现代意识又拥有科学依据，而政治学也为中国的民主化和政治体制改革提供了科学知识体系的支撑。因此，中国政治学发展到今天，是与中国整个国家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政治学对国家发展的价值和意义，已经在中国的发展中得到了证明。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问题，这实际上给政治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就是说，政治学的关注焦点，需要从宏观的政体建构和治国安排等问题，进入到中观的治理体系的建构、基础制度的完善和治理程序的规划等问题上来；而且还需要通过这种治理体系的建构，来解决中国国家建设必须面临的一系列问题，例如如何使制度定型，如何使民主制度化和法治化，如何使权力变成规范的权力，如何使每个公民承载现代国家的发展，等等。从这个意义上讲，国家治理体系的提出，要求政治学具有更加丰富的内涵，更具科学的精神，更有国际化的眼光，同时也更接中国的地气。
整体而言，在过去三十多年的时间里，中国政治学科经历了一个蓬勃发展的时期，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从学科的专业设置来看，很多学校建立起政治学专业，这跟传统的政治教育专业不同，后者更多培养政治教育工作者，而政治学则是培养治国理政的未来人才。第二，学科的内容日益丰富，一方面，政治学孕育了一些社会发展所不可或缺的学科，其中最典型的就是行政学，而行政学和管理学的有机结合发展出了公共管理学，这些学科对于中国现代国家的治理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也培养了大批人才；另一方面，中国政治学已经开始形成比较完整的学科体系，包含了政治学与行政学、国际关系、国际政治、中国政治等相关学科。第三，学科的课程也更加完善，既包括政治理论与历史的课程，也包括了很多应用性课程，诸如政治心理、选举和决策理论等。
同时，中国政治学自恢复以来，就与国际政治学界保持着比较紧密的互动。由于中国的政治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所以中国政治的研究引起了许多国际学者的广泛重视，而中国政治也成为其重要的研究领域。自2000年以来，随着人们对中国模式和中国道路的关注，很多国际学者开始用新的思维和眼光重新反思和解释中国政治。同时，中国的学者也开始用自己的眼光和理论来观察和解释中国政治的特色和内在逻辑。
总体上看，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学经历了从引进、消化吸收再到独立建构的历史过程。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应该把中国政治作为单独的对象来进行考察，从中寻找其内在逻辑和发展规律；当然，研究独特性并不意味着要脱离世界文明体系，我们也应当使中国的政治实践成为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实际上，中国从确立民主共和开始，就在实践现代政治文明，只是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一直努力保持其主体性，一直用自己的观念和文化来实践和转化现代政治文明，使其在中国扎根并产生积极的政治效应。从今天看来，这种发展模式和道路，保证了中国在当前的条件下能够维护统一与创造发展，并使十四亿人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馑的社会状态中，这无疑也是中国政治的一大成功。就此而言，对中国政治的研究已经变成一种世界性现象，但目前最缺少的，就是把中国政治说清楚、讲明白的理论体系，而这恰恰给了中国政治学很大的创造空间。
当前中国政治学还面临一个非常大的挑战：随着中国越来越多地参与国际事务和承担国际责任，中国必须研究如何构建一种合理的国际秩序、如何在理论和战略上解决国家外交方面的各种问题，从而使中国更好地处理国际上各方力量和平共处与共同发展的格局。作为一个大国，中国应当为国际秩序的建构和国际制度的完善做出贡献，进而为全人类的文明和文化做出贡献。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国际政治研究不能局限于中国与世界的问题，还要放眼到全球与人类，要站在更高的高度考虑全人类的问题，这就给政治学中的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研究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在三十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和社会科学的其他学科一样，政治学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人才，尤其是政府的公务人员和国家的外交人才。但是在今天的情况下反思这个过程，可以看到，过去对政治学人才的培养，更多的还是在普通社会科学的层面上来进行，还没有达到从政治学所研究的国家治理的角度与高度来培养人才。因此，我们并没有形成以政治学为基础、以治国理政为目标的严格的人才培养体系。而从国家未来发展来看，不论是政党建设、国家治理还是对外交往，都需要一流的政治学人才。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政治学还需要解决以下几个基本问题。
第一，应当使整个学科体系更加科学化。也就是说，既要有扎实的理论深度，也要有深厚的历史基础，除此之外，也必须对各种政治技术和政治制度进行系统的研究和讲授。这样培养出来的人才，既有理论来支撑其智慧，又有历史拓展其视野，也有技术来支撑其能力。而这种兼具智慧、视野与能力的人才，对中国的治国理政具有长远的积极意义。
第二，应当在整个社会当中逐渐消除对政治学的偏见。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对政治学存在一种偏见，认为它不是一门纯粹和系统的科学。但是从学科对比来看，如果说经济学的目的是使企业得以成长、市场得以扩大、产品得以营销，那么政治学则旨在使国家得以成长、避免失败和拥有天下。就此而言，政治学和经济学都是很纯正的学问，只是价值追求不同。政治学追求的是公共利益和天下格局，它既是智慧之学，又是应用之学，它注重在较大的视野中考虑政治问题，而且在一定意义上更具通识性。因此，无论是从培养人才的角度，还是从学术发展的角度，都应当让人们对政治学有更好的认同。
第三，应当加强政治学师资队伍的建设。一个国家应当拥有一流的政治学师资队伍，其中最基本的要求是，他们要对这个国家的政治有很深入的了解，一定要有中国的情结，也一定要有世界眼光和情怀，缺任何一方面都有失偏颇。而如何培养这样的师资队伍，应当是我们要着重考虑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既要引进具有国际背景的学者，同时也要创造良好的氛围，使现代政治科学的研究同中国的建设与发展紧密结合起来。
在一定意义上，政治学可以作为“学术游戏”来研究，从世界政治学发展的规律来看，如果把政治学完全作为一种游戏来研究，或许会离科学的标准更近，但是离政治学所承载的使命就远了。放眼人类文明的发展，可以发现，在很大程度上，所有的知识都要为人类自身服务，而政治学承担起建构良善国家和促进政治发展的使命，乃是题中应有之义和历史发展的必然。
作者介绍：
作者系复旦大学副校长、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政治学系教授。曾主持多项国家级、部市级科研项目，完成“中国共产党执政体系研究”国家重大攻关项目。出版《政党政治与现代化》《当代中国政治形态研究》等专著12部。现为教育部政治学科教育指导委员会副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