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将成为本世纪影响世界的重要趋势，因此选择什么样的道路，事关重大。
多年来，有关城市规划的争论持续不休，尤其是在建设特大城市还是人口更加分散的中小城市这个问题上。这就像争论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城镇化会推动现代化，还是相反？
自上而下的城市规划会有助于实现2030年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吗？
特大城市的支持者认为，巨大且密集的都市区是未来的发展趋势：这样的城市更具进步性、市场更自由，紧凑而且高效。但自由增长的同时也会面临巨大的阻碍：污染、拥堵、社会稳定性差以及公共服务不足等。北京这个曾经每年吸收50万人口的城市，如今却想着如何把这些人疏散到其他城市。
中国官方公布的城市化率超过52%，并以每年增加2000万城市人口的速度继续发展（尽管此刻城市化速度或已达到顶峰，2020年，该速度或将回落至每年1500万）。2020年，城市化率将达到60%，其中45%的居民拥有城市户口。“三个1亿人”目标提出，从2014年到2020年，促进约1亿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改造约1亿人居住的城镇棚户区和城中村，引导约1亿人转移至中西部城市。蓝图宏伟，但现实可能令人失望，是否有足够的资金和健全的物流设施，是否能够承担所有花费，这些都决定了计划能否顺利落实。
然而最困难的方面是社会融合。对于许多社会地位底下的农民，搬进大城市苦不堪言。统一户口制度是解决问题的途径之一。为迁移到城市的农民提供六个月或更长时间的同等居住权改革将深得人心。
但是这个争论最可能的出路是达成折中方案：建有卫星城的大城市，或者城市集群。
上月，国务院将6个城市定义为“超级城市”，这些城市可以有1000万以上的人口容量。另外11个城市则是拥有500万到1000万人口的特大城市。这17个城市的人口已经逼近或超过1000万，这意味着新政策有强烈避免人口过度集中的导向。“超级大都市”很难再有了，取而代之的是，通过更便利的区域交通网络建立分散的城市集群。比如包括香港在内的，由深圳、广州、佛山、东莞、珠海、澳门组成的8000万人口的珠三角城市集群。
不难看出，北京胸怀更加宏伟的蓝图，将这13亿人的首都延伸到河北省，也将作为改革前沿掀起全国改革浪潮。
走城市集群道路会引发一些问题。分散的城市之间难以相互协调，广东省内混乱的桥梁、港口和机场便是例证。城市集群的建设会使得城市不断向外扩展。自1970年以来，北京的人口密度已经从425人/公顷下降为65人/公顷，那是因为实际上北京的地盘已经延伸到周围县城。担心中国会出现亚洲式“超级贫民区”很有必要，因此，分散的“西式”城市规划十分具有吸引力（在美国，人口在100万或以上的城市只有九个，而在中国，这样城市早已超过200个）。在中国，还有另一个因素推动着城市向外扩展：土地流转能够带来大量财政收入。地方政府十分热衷于将城市周边的农用地转为城市新郊。据经济学家李甘估算，“城市化”进程中，“被重新定义”的农民人数实际上比迁入城市的农民还多。
此外，还有一个更根本的问题。人们迁移到城市的原因，与专门抢劫银行的威利萨顿并无区别：因为钱都在那里。在保定自动装配线上工作的工人一个月只能挣2500元，但在150公里外的北京，他的工资会是在保定的三到四倍。然而，北京的房价却是保定的10倍。经济学家已经注意到，美国的情况与中国别无二致：“好工作和住得起的房子构成了美国梦，然而工作和住得起的房子却不在一起。”
公司在哪里，工作就在哪里。亚洲国家的人口通常趋于集中化，例如首尔经济圈的人口占韩国总人口的一半，东京首都圈的人口则占日本总人口的三分之一。这也许是因为这两个国家的政治体系等级分明，并且与商业联系紧密。中国300强企业中，三分之一将总部设在北京和上海两地，其中仅北京就占了四分之一。相反，标准普尔500的企业中只有一家将总部设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将总部设在华盛顿环城路沿线上的企业也屈指可数（我并不是说企业游说在美国不重要）。待遇优厚的跨国公司散布在美国各州，这正是中国当局想要效仿的。
中国的年轻人希望生活在大城市里，因为大城市里机遇良多，薪资优厚，社会福利好，生活方式前卫，服务齐全周到，也能给人带来名誉。而且显然，习近平政府偏向于权力的集中化。规模较小又缺乏特色企业和行业的城市，会继续面临人才流失问题，永远无法发展壮大。
原文链接：
http://www.lowyinterpreter.org/post/2015/01/13/City-limits-How-big-will-Chinas-megacities-get.aspx?COLLCC=2402507802&COLLCC=18003406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