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新兴经济体的政治以及战略影响力日渐增强，西方的相对实力正在减弱——这种观点并不新颖。从叙利亚危机中还可清晰地看到，包括重获活力的俄罗斯在内的新兴大国，强烈反对干预在它们看来是不可剥夺的国家主权——很多新兴大国曾是殖民地或者附属国的事实，可以解释这种态度。
不甘心失去帝国的俄罗斯采取了尤为强硬的态度。这种定位使其不愿让军事干预得到多边支持。自2011年叙利亚叛乱爆发以来，联合国安理会(UN Security Council)内部的角力展示了这一点。
面对这些新情况，西方将不可避免地失去一部分决定全球议程、以及在海外采取军事行动的能力。而西方自2007年以来的经济增长放缓，已使这一过程进一步加速。
这一趋势的某些表现是机械性的：当国防预算缩水时，干预能力也会相应下降。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只有寥寥几个国家有实力参与任何打击叙利亚的军事行动：只有六个北约(Nato)成员国配备先进巡航导弹，能够发起为期一天的猛烈及有效打击，而不必先行摧毁叙利亚的空防系统，打一场持续数周的战役。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超过20个国家参与了1999年空袭科索沃的作战行动。这种趋势正在加速发展。欧洲的国防支出正在大幅缩水（自从经济危机爆发以来已经下降了15%），而且目前还看不到停止的趋势。
美国的国防预算在“自动减支”生效后全面缩减，而中国的军费支出增速则与国内生产总值(GDP)每年7%左右的增幅基本一致或更高一些，多数新兴大国都呈现这种趋势。
内部分歧也加剧了西方战略影响力的衰弱——即便联合国安理会投票授权使用武力。在2011年对利比亚的空中打击中，北约和欧盟均有二分之一的成员国拒绝以任何形式参与。而在支持行动的成员国中，也并不是所有国家都执行了作战飞行任务。美国将战略重心转向亚太地区的决定其实颇为适当，但它加剧了这些分歧的实际影响，因为此举加大了军事实力不断缩减的寥寥几个盟国的负担。分析师卡米尔•格兰德(Camille Grand)将由此产生的战略后果概括为“无实力者和不情愿者的联盟”。
叙利亚危机又给这种格局带来一种自己造成的“节外生枝”。西方的军事力量相对而言或许有所减弱，但巡航导弹等武器表明，美、英、法等国仍拥有无可比拟的实力。多数西方国家采取军事行动的意志或许不强，但并不是普遍这样。
新的因素是英国和美国的行政部门突然决定将开战的决策权转至立法机构。英国首相戴维•卡梅伦(David Cameron)就是这么做的，结果英国议会8月29日投票否决对叙利亚采取军事行动。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目前不仅寻求美国国会的支持或者批准，还寻求国会的授权。考虑到英美两国当年在怎样的情况下发起入侵和占领伊拉克的灾难性行动，这种做法可以理解。
这些决定所立先例的影响本可以被减弱——如果上月叙利亚极有可能使用了化学武器、从而越过奥巴马“红线”之后，美国、英国、甚至法国政府立即声明，鉴于联合国安理会难免不会授权，此事将例外地提交立法机构表决。但这两个国家并没有这么做。英国以及美国政府先后采取的行动可谓杂乱无章。
在美国，奥巴马有关“军事行动并不具有时效性”的奇怪言论使情况更糟。在战略性事务中，惩罚及/或重建威慑从根本上来说就是紧急的：如果你没有做好准备，不能迅速重建威慑，那么你的有效威慑力将迅速减弱。
法国的形势目前仍未确定。公众越来越缺乏热情，原因除了法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参与度不高以外，还包括为了配合美国国会的程序而暂停一个骄傲国家投入行动这一点令人不快。但在灾难性的伊拉克战争问题上，法国政府并未失去选民的信任；美国最终做出对叙利亚采取军事行动的决定后，法国可能还是会大力参与。但不管法国做什么，基本趋势仍是，除了内部分歧和不断变化的军事实力平衡外，西方还从政治上限制自身使用武力的能力。
过去几天西方国家立法机构所发生的事件，将为那些使用化学武器残杀本国平民的人，以及那些援助和支持他们的大国，带来一个更安全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