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莫迪治下的印度外交战略取向
2014年5月莫迪总理领导的、印人党主导的全国民主联盟（NDA）政府执政后，印度对外战略及政策发生了某种程度上的质变。印外交政策的两面性、进取性和“果断性”（Assertiveness）更加鲜明。莫迪外交团队基本围绕“大国化外交”和“经济外交”两大轴心运转，力图从外交层面“再造印度”。具体而言：
（一）印外交中的实力政治和民族主义色彩趋浓。莫迪外交政策团队强调，印度外交需要以“和平”（Shanti）为面子，以“权势”（Shakti）为里子，强调外交必须紧紧服务内政、实现印度大国梦的需要；主张印度应与合作伙伴扩大接触，向战略对手划定红线，“更加果断地坚持基于印度利益的实用主义”[1]，极力向全世界证明印度重要性；淡化印外交政策中的不结盟色彩，摒弃夸夸其谈做派，与主要全球大国进行实质性交易；加强对外部世界尤其是周边地区的军事威慑能力，认为只有以强大军力为后盾的外交政策才能取得成功。
（二）印力推“邻国优先”政策，加固南亚及印度洋“势力范围”。莫迪上台后，印政府将“邻国优先”（NeighbourFirst）作为外交政策基石。[2]莫迪上台后，首访选择不丹和尼泊尔，派遣“中国通”出任驻不丹大使，强化尼、印之间的基础设施联通。印、尼达成“历史性”跨境电力贸易协议，印允许尼、不两国取道印境与孟加拉国进行贸易往来。印还扩大对阿富汗援助规模，积极向斯里兰卡、马代提供训练和装备供应，夯实印斯马三国海岸联防体系。此外，印度还积极经营印度洋沿岸国家，力求扮演印度洋地区安全“净提供者”角色，打造印度主导的“印度洋海上防务链条”，彰显和体现印在该地区的主导地位。
（三）印推出雄心勃勃的印版“重返亚洲”战略。印升级其亚太战略版本，由“向东看”（LookingEast）转向“向东干”（ActingEast）。2014年初，印与日本在安全战略、海上合作、经贸投资等方面达成重要协议，印“东进”与日“南下”遥相呼应。印从经贸互联、“民主输出”、技术合作等方面拓展在缅甸影响。印与蒙古、韩国显著加强经贸往来及防务合作。印与越南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介入南海争议区油气区块勘探作业。印积极推动与东盟自贸谈判，力推“恒河-湄公河区域经济走廊”建设。印与澳大利亚、印尼签署国防合作框架协议。此外，印还积极夯实“印太两洋”战略，打造“两洋国家”的战略优势。
（四）印在全球层面打造和利用“全球平衡者”和“摇摆国家”身份。印高层认为，“全球平衡者”与“摇摆国家”的国家定位，将能最大限度满足印利益诉求，利于印左右逢源，从各方获益。在外交实践中，印度根据不同议题和不同领域，在中国、美国之间两面下注，力避公开“联美制华”，同时升级其传统的“不结盟外交”。印度自视为“游戏规则颠覆者”（GameChanger），其偏向哪个阵营，这个阵营就会占优势。
（五）印希善用各方优质资源，打造“印度世纪”。伴随国力及国际影响上升，印信心倍增，力求自己做大，不愿再看其他大国脸色。莫迪政府上台后，这一动向尤为明显。莫迪称，“世界已认可21世纪是亚洲的世纪，我们要确保它是印度的世纪，印度必须且必将在世界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印度外交政策不能受别的大国指挥”，“应该建立一个强大、自力更生和自信的印度”。[3]当前印度举国上下信心满满，“有声有色的世界大国”似已成为印唯一选择。
（六）印强化经济外交，使之成为新时期外交布局的核心内容。印高层意识到，21世纪的国家实力将来自运行良好的经济的各个方面，经济指标将成为世界各国竞争的决定性因素。印前总理辛格亦认为，“其他国家对印度的安全关切正逐渐被印商业及经济机会所塑造”。[4]莫迪任总理后，更是着力扮演印对外贸易和经济外交的“旗手”，出入各种“印度制造”的对外宣传造势活动，将印外交政策聚焦在“为经济前景提供扶持的方面”，加深与主要大国的贸易联系，推动印经济复兴和地缘政治崛起。[5]
二、莫迪上台以来中印关系演变的重要趋势
随着国际格局呈现前所未有的深刻调整，中印成为世界多极化进程中的两支重要力量，成为拉动亚洲乃至全球经济增长的有生力量。中印关系已远远超出双边范畴，具有广泛的地区和全球影响。总体看，莫迪政府对华采取“双轨”（Two-Track）政策，两面性更凸显：一方面向中资打开大门，进一步融入中国经济轨道，希望学习中国发展经验，利用中国资源壮大自己；另一方面加强自身军事准备，增进与其他国家的战略合作，应对中国崛起。[6]具体而言：
（一）中印经贸合作的压舱石作用持续放大
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中印贸易增长迅猛，被认为是两国和解进程中最强大、最积极的支撑力量。地缘经济学逐渐在推动中印关系方面发挥核心作用。尽管两国存在边界问题，并且互为地缘政治对手，但贸易将成为印度对华政策的中心考量。莫迪还在古吉拉特邦任首席部长时，美国和欧洲都不愿与他扯上关系，甚至视之为“国际贱民”；而中国加大在古邦投资、促进该邦经商环境改善，并数次邀请莫迪出访中国，莫迪本人由此对中国有好感，并对与中国做生意感兴趣。
在双边贸易方面，两国合作潜力巨大。中国海关总署年度数据显示，2014年中印贸易额为705.9亿美元，同比增长7.9%。未来5年，中国将联手包括印度在内的南亚国家，力争中国与南亚双向贸易额突破1500亿美元。中印在包括能源、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合作成果显著，成为新时期两国经贸合作亮点。近来，印方关注不断增长的中印贸易赤字。应该看到，贸易赤字是国际经济交往中常见现象，中印贸易失衡有诸多原因。印对华出口存在结构性问题，铁矿石出口长期占大头，但近年来印政府单方面限制采矿和铁矿石出口，导致印对华出口额骤降，短期内显化了两国贸易失衡的势头。解决中印贸易失衡，不能走政治化和贸易救济的歧路，而应回归市场手段，即印方主动扩大对华出口适销对路的商品和服务。2014年习主席访印时，与莫迪敲定了中印五年期经贸合作计划，强化在药品、农产品、IT行业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贸易再平衡。
在工程承包方面，印度已成中国工程承包产业最大的海外市场之一。据统计，截至2012年底，中方在印度签订工程承包合同累计金额为601.31亿美元，完成营业额335.18亿美元。[7]截至2014年6月，中国在印工程承包合同金额累计已达633亿美元。在印亟需改善基础设施背景下，工程承包已成为中印在基建方面加强合作的灵活、管用、可靠模式。
在双向投资方面，为培育国内制造业，提高制造业比重，近年来印政府逐渐把目光投向中国企业的直接投资。“莫迪经济学”的核心是吸引外资发展制造业和改善基础设施建设，显然需中国资金和技术支持。根据印政府数据，2000年4月至2014年5月，中国累计仅对印投资4.10亿美元，占印利用外资总量的0.18%，几乎可忽略不计，在所有国家和地区中仅排名第28位。[8]习主席访印期间宣布，中方将争取在未来五年内向印工业和基础设施发展项目投资200亿美元，在印建立两个工业园区，参与升级印现有铁路线路，考虑合建高铁。考虑到过去中资在印频遭安全审查，中印在投资方面的新共识显然是重大突破，表明印方终于解放思想、欢迎中国资金和技术。从长远看，这种积极变化将有利于营造相对均衡的中印贸易结构，促进中印市场的“无缝衔接”。
在经贸关系制度化方面，中印战略经济对话、财金对话、经贸联合小组等对话磋商机制日臻成熟，两国务实合作逐渐从商品贸易、工程承包向制造业、服务贸易等领域拓展。尽管受国际经济大环境不利影响，中印贸易摩擦有所凸显，但两国经贸领域的制度性合作依然保持在上行轨道，双边贸易大盘保持基本稳定，工程承包合作进展顺利，相互投资潜力逐渐释放。
（二）中印在安全战略领域不懈攻坚，着手克服“短板效应”
根据“短板效应”理论，如果组成盛水木桶的木板参差不齐，那么它所能盛水的容量不是由最长木板决定，而由最短木板决定。如果将中印整体关系比作盛水木桶，那么两国安全互信赤字就是中印关系的短板。实践证明，低度安全互信与战略猜疑是阻滞中印关系的最大障碍。
过去半个多世纪，中印两国本着求同存异、着眼大局原则，冷冻、管控、隔离两国之间的重大安全战略分歧，优先发展其他领域的合作关系，为解决两国矛盾与分歧创造条件。近年来，随着中印关系内涵的丰富与多元，双边关系的抗震性和成熟度均有所提升，双方都意识到，通过沟通和对话协商，解决两国之间矛盾与分歧，也是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台阶的重要途径。在两国高层直接引领下，两国在继续挖掘和扩大利益汇合点、做好“加法”的同时，以积极姿态推动缩小或解决两国分歧，做好中印关系的“减法”工作。
近年来中印在若干敏感问题上取得一定突破。比如，双方决定举行首轮海上合作对话，就海洋事务、海上安全交换意见，议题包括反海盗、航行自由和两国海洋机构合作。双方还决定举行裁军、防扩散和军控事务磋商，保持两国防务部门和两军领导人定期互访。双方同意在两军总部、相邻军区和边防部队之间建立定期会晤机制，在两国边境地区增设边防会晤点，在两军总部之间建立热线电话，在双方一线边防部队之间建立电信联络。两国还同意适时举行陆军联合训练，适时开展海、空军联合演练，加强维和、反恐、护航、海上安全、人道主义救援减灾、人员培训、智库交流等合作。[9]上述表明，中印积极在敏感复杂的安全战略领域不断“啃骨头”，旨在补强中印互信不足这一“短板”。
（三）中印积极合作管控边界争端，不断累积解决争端的有利变量
边界问题确实是中印关系中的最大问题，也是时常刺痛两国民族情绪的一根刺，还时常被一些唱衰、破坏中印关系的外部势力所利用。解决边界问题只能一步一个脚印，需要双方保持战略耐心，相向而行，共同营造和累积各种有利条件。诚如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所言，“当前中印边界谈判正处于量变的积累当中。有如登山，虽然辛苦，但走的是上坡路。”[10]中印在边界争议地段偶发对峙时，两国通过2012年《关于建立中印边境事务磋商和协调工作机制的协定》、2013年《边防合作协议》等涉边磋商协调机制，及时有效阻止事件升级。
（四）两国关系重心“由官向民”下放，人文交流日兴
人文交流是培养民众彼此好感、夯实两国民意基础的重要手段。从长远上看，边界、涉藏、军事等“高政治”议题无疑将继续影响中印关系，但其重要性和敏感度将持续下降，而中印经贸关系、民间相互认知、人文交流质量等“低政治”问题的重要性将逐年上升。尽管遭到印度一些保守部门强烈反对，但据悉印度政府考虑对中国游客开放电子观光签证，并讨论将中国从申请会议签证“须事先报准国家”名单上取消，并有意取消中国游客持观光签证再次入境须相隔两个月的限制。2014年习主席访印期间，中印同意启动“中国-印度文化交流计划”，涵盖旅游合作、青年互访、博物馆交流、语言教学、经典及当代作品互译、影视交流等领域。[11]在中印政府间文件中，有关人文交流、民心相通的合作条款占据越来越大的篇幅，反映双方均意识到人文交流对双边关系的“加分价值”和战略意义。
（五）印度对华战略牵制和防范有所突出
莫迪团队在大选中大获全胜所带来的自信和全国人气，既有助于其扩大对华经济合作，也使其“在核心国家安全问题上坚守立场”的底气更足，加强对华防范一面。莫迪政府显著加强中印边界地区印方一侧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军力部署。印在升级其亚太战略版本、由“向东看”（LookingEast）转向“向东干”（ActingEast）过程中，“牵制中国”言行有所公开化。在南亚和印度洋地区，莫迪急于向外界发出“本地区事务由印度说了算”的信号，对中国存在和影响的不适感增加。
三、未来推进中印关系再上新台阶的主要着力点
在中印同时发展壮大、调整各自对外战略取向的同时，中印关系内涵与外延均大为拓展。当前，“或敌或友”、非黑即白的话语体系已无法准确概括中印关系的性质。2014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印度世界事务委员会发表演讲时，用“三个伙伴”来为中印关系定性并获得印方认可，即“中印两国要做更加紧密的发展伙伴，共同实现民族复兴；中印两国要做引领增长的合作伙伴，携手推进亚洲繁荣振兴；中印两国要做战略协作的全球伙伴，推动国际秩序朝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12]这体现了中印高层对中印关系性质的战略判断，为两国关系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
随着双边关系容量不断拓展，中印需处理的细节问题将越来越多。为此，未来两国需要夯实一些基础性工作：
（一）顶层引领，夯实两国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由于特殊历史及现实因素，中印关系需要两国高超的政治智慧和外交手腕引领，不断给双边关系注入强心针。2013年10月，习近平主席提出中印关系的“四个结合”，即“要推动中印关系同国际大势、各自发展需求、两国复兴进程、振兴东方文明相结合”。[13]2014年9月，印总理莫迪提出中印关系“从英寸迈向英里”（InchtowardsMiles）新理念，其中“Inch”代表印度和中国，“Miles”意指“中印卓越协作新千年”（MillenniumofExceptionalSynergy）。[14]在推进“一带一路”和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中，中印可对接各自发展战略与区域合作倡议，促进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和民心相通。顶层设计将为两国合作提供有力平台，牵引双边关系持续上行。
（二）累积共识，为解决边界等历史遗留问题储备条件。涉藏问题、边界问题是殖民者留给中印的历史包袱，牵制了两国政府较多精力。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不只需要高超的谈判技巧和外交智慧，更需要两国从战略高度来看待和处理该问题，需要相互妥协的勇气和引导舆论的能力，同时也需要国际环境的积极变化加以配合。两国需善用各种涉边机制，采取更多边界地区互信措施，妥善管控边界争端，缩小双方在边界实际控制线问题上的认知差距。两国政府有责任在各自国内培植共识和可供回旋的舆论氛围。当前历史条件下，以武力解决边界问题永无出路，中印唯有通过耐心、艰苦、互谅互让的和平谈判，最终才能形成一条清晰的、同时获得两国人民认可的友好边界。
（三）超越冷战，理性处理两国关系中的竞合问题。如何理性看待对方发展壮大、坦然面对竞争与合作问题，将是未来中印关系的“常态性课题”。近年来，印不同高官在不同场合强调，中印关系并非对抗性的“零和游戏”，世界足够大容得下中印共同崛起。中印在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方面存在竞争是不争事实，但双方需将这种竞争置于良性的可控范围内。诚如印前总理辛格所言，印中应该在平等和友好的精神之下与对方互动，结盟遏制理论已过时，印中是无法被遏制的；两国不应寻求相互遏制，合作好处远大于遏制可能带来的假定收益。
（四）务实合作，最大限度拓展两国的共同利益基础。中印应继续落实达成的有关共识，在各领域加强务实合作，强化两国利益交融、趋同之势。两国应在基础设施扩建及现代化、城市化经验交流互鉴、制造业与服务业优势互补、共同应对能源安全、合作应对粮食安全、联手维护开放稳定的国际贸易体系、共同面对气候变化的挑战、协力维护全球战略稳定与和平的周边环境等领域强化合作。中印应并行推动贸易与投资合作，实现平衡发展，早日启动两国区域贸易安排谈判，加强产业园区建设和铁路等基础设施合作，促进中印两大市场融通与对接，充分发挥经贸合作对稳定两国关系的“压舱石”作用。
（五）构建多支柱、覆盖主要利益攸关方的合作关系网络。高层互访是推进两国关系的利器，两国需要保持制度化的最高政治层级互访，保证各层级官员经常性交流，防止关系走形变样。两国军方和战略研究界需保持高质量的、非对抗性的定期对话，减少战略误判，增进战略互信。随着双方海外利益日趋交融和重叠，双方还有必要建立某种形式的海外利益沟通协调机制。此外，两国学术界、媒体、文化界对话以及民间往来的便利化举措，对双边关系的可持续健康发展意义深远。
注释：
1.SeeHarshV.Pant，“OutwithNon-Alignment，inwitha‘ModiDoctrine’”，TheDiplomat，Nov.13，2014.
2.SeeSDMuni，“AdisappointingSAARCsummit，”AlJazeera，Nov28，2014.
3.詹得雄：《印度进入“莫迪时代”》，《时事报告》2014年第07期。
4.ManmohanSingh，“ANewIndia”，TheWallStreetJournal，May19，2005.
5.NiranjanSahoo，“DecodingModi’sForeignPolicy，”Sept.23，2014，http：//carnegieendowment.org.
6.NiharikaMandhana，“ChinaSettoStepUpInvestmentinIndia，”TheWallStreetJournal，Sept.15，2014
7.参见中国商务部亚洲司关于“中印（度）经贸合作简况”，载中国商务部网站2013年2月18日。
8.该数据不含香港地区对印投资（同期为12.32亿美元，排名第15位）。参见《2014年前5个月印度利用外资增长近4成》，载中国驻印使馆经商参处网站，2014年7月25日。
9.参见《中印关于构建更加紧密的发展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载中国外交部网站，2014年9月19日。
10.《中印边界谈判有如登山虽然辛苦，但走的是上坡路》，中国外交部网站，2015年3月8日。
11.参见《中印关于构建更加紧密的发展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载中国外交部网站，2014年9月19日。
12.习近平：《携手追寻民族复兴之梦——在印度世界事务委员会的演讲》，《人民日报》2014年09月19日。
13.张朔：《习近平会见印度总理辛格就中印关系提四点建议》，中新网北京2013年10月23日电。
14.“PMNarendraModiexplainsIndia-Chinatiesin‘INCHandMILES’”，TimesofIndia，Sept.16，20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