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之所以对五四的“反传统”形成如此鲁莽粗暴的认识，根本上来源于长期以来的历史叙述的偏颇性。
提到“五四”，人们最大的印象还是反传统。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这曾经是我们对它的最理直气壮的最坚决的结论：所谓 “新民主主义开端”，所谓“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等等，都来自对“反传统”姿态的认定。我们曾经认为，只有像蒋介石这样的政治独裁者才会指责“自由主义”的“五四”是背弃了“中国固有的文化精神”。
1980年代，新时期中国知识分子也曾经给予“五四”许多的“启蒙”的期待，那时，我们只知道西方汉学（尤其美国汉学）在批评五四的“激进”和“偏激”，但这样的汉学并不足以动摇我们对“五四”的热情。
但是，进入1990年代以后，我们自己对“五四”的质疑和批判却日渐增大，尤其是传统文化复兴、“国学”昌盛的今天，“五四”的“反传统”愈来愈尴尬，受到的质疑也愈来愈多，有时候，看到铺天盖地而来的传统文化宣传，从事“五四”和现代文化研究的我们需要对“五四”进一步思考！
比如人们常常引述陈独秀在五四中告诉胡适的——要以我辈的是为绝对的是，必不容他人有讨论的余地——如此缺乏对论争对手的“起码的宽容”，真令人尴尬。
比如人们也提及1925年《京报副刊》的“青年必读书”征文，鲁迅的回答似乎也颇为偏激：“中国书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
更不用说“打到孔家店”口号的激烈。
新文化派并不主张铲除传统文化
清点近年来学界关于“五四”的批评，至少包括七大方面的内容，我们可以说，这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七宗罪”：1、少数知识分子的偏激导致了全民族文化的悲剧；2、彻底反传统、割裂民族文化传统；3、惟我独尊，充满了话语“霸权”；4、引入线性历史发展观、激进主义的文化态度，导致了现代中国一系列文化观念上的简陋甚至迷失；5、客观上在一定程度上应和了西方的文化殖民策略；6、对“文革”思维有一定影响；7、白话取代文言，破坏了中华民族的语言流脉。
但是，问题在于这是否就是历史事实？
比如，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所谓的“保守派”是否就是被新文化派赶出了文坛、教育界与文化界？显然不是。在“五四”时期，并不认同胡适、陈独秀“激进”主张的甚至尖锐过批判新文化理想的大批知识分子从来都是现代文化界、教育界的重要存在，诸如所谓清华大学的“四大导师”——梁启超、陈寅恪、王国维、赵元任，加上负责教务的吴宓，传统语言学承先启后者黄侃教授痛斥白话新诗是“驴鸣犬吠”，这并不妨碍他一路任教于北京大学、中央大学、金陵大学等。同时，新文学、新文化派是否铲除了传统文化？当然也没有，胡适等提倡“整理国故”并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众多的新文化人士都成了后来著名的中国古代文学、传统文化研究者。诸如胡适之于古代哲学，郭沫若之于甲骨文，一生推崇孔子和儒家文化；朱自清、闻一多等等大批作家都研究古代文学；鲁迅、郁达夫、郭沫若长期致力于旧体诗作，其文学创作兼有文言与白话双重精髓；学术界也早已经证明， “打到孔家店”之说纯粹是历史的误会，无论是中国传统文化、儒家文化还是孔子本人，新文化知识分子都一再表达了相当的尊重。
今天我们之所以对“五四”的“反传统”形成如此鲁莽粗暴的认识，根本上来源于长期以来的历史叙述的偏颇性。我们对“五四”的叙述常常体现出一种心态：历史总是在“你死我活”的斗争中发展的，要么是新文化经过“几个回合”的鏖战终于取得了最后的“胜利”，要么就是新文化的独霸“摧毁”了“优秀的传统”，无论是前者曾经的胜利者姿态还是后者今天讨伐者的痛心疾首，可能思维都是一致的：将“五四”的文化分歧认定为非此即彼的尖锐的“路线斗争”，只不过有时我们站在这条路线，有时又站在另外一条路线而已。
完整的“五四”丰富而复杂
其实，一个完整的“五四”实在是丰富而复杂的。
重新认识“五四”，我们有必要澄清这样三个问题：
首先，“五四”时候都有些什么人在发言，到底说了什么话？
出现在“五四”，自由表达过意见的知识分子其实身份相当复杂，并不是我们想象的就是新文化人士对决于封建士大夫。从“学历”上看，这里有前朝官吏、前清进士、举人、秀才，有留洋博士、在读大学生；在职业上有作家、翻译家、学者、大学教授、中学教师、出版人、大学校长、政府高官；在专业上既有人文社科学者，又有自然科学家；在年龄上有本土大学生，又有奋斗的中年。
唯一共同点是他们都不是“官方立场”的代言人，因而发言也不具有绝对的权威性，即便用语偏激，只具有情绪抒发的作用。今人常有所谓“话语权力”之说，其实，没有与实际权力结合在一起的“话语”根本不可能产生多少的强迫性“权力”。
其次，作为“五四”工具的报刊具有民间性质。
活跃在“五四”的重要报刊相当部分为民营资本所主办，如《东方杂志》、《晨报副刊》、 《京报副刊》、《中华新报》、《小说月报》、《新申报》等等，也有部分民营资本支持下的同人杂志，如《学衡》（中华书局），或者先有民营资本支持后转为同人杂志如 《新青年》（群益书社），当然，也有纯粹的同人刊物如《新潮》、《少年中国》、《每周评论》、《国故》等，或者虽然有官方身份却无官方的名目如《甲寅》周刊。从总体上看，这些舆论工具普遍都具有民间性质。这意味着什么呢？它们已经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传统的《邸报》传统——那种始于汉代，延绵至清末（《京报》）的官方信息报道——建立起了现代舆论的民间平台。这些依赖于民营资本的报刊虽然也受经济利益的驱动和控制，但是它们却不得不侧重满足民间读者的需求，并且随着民间趣味的改变而改变，也就是说，普通人而非政治当局的利益是它必须考虑的。
再次，语言交锋的激烈在一般情况下并不影响论争者的职业生存的稳定性。
民国“乱世”，国家制度对普通人职业生存的控制尚未完善，在思想舆论领域，权力常常并不“在场”。如此一来，知识分子思想分歧也就局限于思想、见解的差异，与他们个人的社会地位、现实生存没有太紧密的关系。为了避免《新青年》持续论战，争取新文化读者群的支持，商务印书馆负责人张元济只得免去了杜亚泉《东方杂志》主编之职，但是这并不影响他对杜亚泉个人能力的肯定，以后杜继续担任理化部主任。作为前清进士，又留学多国，担任民国要职的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一方面大力支持新文化运动，另一方面却又继续聘任了新文化思潮的反对派（如章士钊、辜鸿铭等），北京大学既有新文化派的《新青年》、《新潮》，又有研究传统文化的《国故》以及以“增进国民人格，灌输国民常识，研究学术，提倡国货”为宗旨的新旧派都能够接受的《国民》。蔡元培的教育理念在根本上保证了不同思想倾向的知识分子在职业上的稳定性，而就是这种稳定消解了思想分歧的紧张和压力，形成了不同观点的宽大的空间：“我素信学术上的派别，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所以每一种学科的教员，即使主张不同，若都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就让他们并存，令学生有自由选择的余地。最明白的，是胡适之君与钱玄同君等绝对的提倡白话文学，而刘申叔、黄季刚诸君仍极端维护文言的文学；那时候就让他们并存。”（《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
在这样的生存环境之中，“五四”必然是多元化的，论敌之间固然存在思想的分歧，但分歧的他们都是以作为现代知识分子的一员关注着民族文化的现代命运，都在现代世界的巨大背景上面对着“中国问题”，这都从根本的意义上将他们与前朝旧臣、乡村遗老的冥顽不化的对立区别开来，这些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不管观点还有多大的差异，都一同站在了“五四”历史的起跑线上，组成了现代文化的色彩斑斓。
中国的现代文化并没有因为这些先驱者简单的新/旧对立言辞而变得越来越简单，而是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多样和有韧性。分歧、矛盾的思想倾向的存在反过来恰恰证明了现代中国文化自“五四”开始的一种新的富有活力的存在。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是：
并不存在一个笼统的“反传统”，所谓的“反叛”、“批判”都是各有具体的针对性：“五四”一代反对的是独裁专制，维护的是人的基本权利；反对的是不思进取，倡导的是文化创造；他们反对对古代文化的无条件膜拜，提出鉴别、审查；反对事实上的“一言堂”，给更多的人发表意见的机会。
归根结底，“反”不过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追求创造性的表现，其真实含义：不受制于“习惯”，敢于创新，敢于思考——最终，中国传统文化不仅没有被“反掉”，反而经过了新文化人士的“重估”和“激发”，焕发出了新的光彩。
“五四”，拯救了中国传统文化，赋予它现代的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