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全世界共同关注的热点话题。5月18日—20日，以“创新能力与国际合作”为主题的“20国智库论坛”在德国柏林举行。来自美国、法国、中国、巴西等20国的智库代表百余人参加论坛。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参会并发言，既直言当前全球创新的“结构性梗阻”之困，又前瞻中国在全球创新中的巨大潜力，倡导实现从国家创新体系到全球创新体系的突破与转变。5月22日，以“气候金融”为主题的千人大会在法国巴黎召开，王文再次与会并发言。
多次参与世界智库聚会，王文对全球智库交融激荡中的中国智库角色有了更深体认。本版特刊发其在“20国智库论坛”上的发言及作者手记，期待更多中国智库站上世界舞台，发出“中国声音”。
1.世界经济发展呼唤全球创新体系
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席卷全球，给各国政府带来了沉重压力。历史经验表明，全球性经济危机往往催生重大科技创新突破和科技革命。金融危机爆发后，各国均提高了创新的战略地位，希望借此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增加就业岗位，促使国家调整产业结构、提升整体竞争力、走出经济危机。为此，世界各国的研发投入不减反增，不断加强科研基础设施建设，并给予多项优惠政策，使创新成为重要的国家战略。
正如世界各国期望的那样，创新可以推动世界经济从危机中恢复增长并且更具包容性。2008年之后，全球经济一直处于艰难复苏之中，一方面，美国、欧洲、日本等主要经济体仍无法实现实质性复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指出，2015年日本经济实际增长率仅为0.6%，比去年的预测值下降0.2%；欧元区在2015年陷入通缩困境的概率为30%左右，陷入衰退的概率接近40%。欧元区南方国家欧债后遗症严重，每个地区的潜在增长低迷，拖累了欧洲经济复苏；另一方面，新兴经济体增长压力较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下调新兴市场2014年经济增长预期0.2个百分点至4.4%，下调2015年增长预期0.2个百分点至4.0%，但维持中国2014年GDP增长预期在7.4%不变。
如何化解世界经济增长疲态？一是通过世界再平衡收敛相关经济体的投资储蓄缺口，例如美国提高储蓄率，中国提高消费率；二是通过技术创新，找到像互联网这样可以带来革命性突破的技术，推动世界经济恢复增长。
目前，世界经济的最重要特征是通过跨国公司实现了全球经济一体化。跨国公司生产过程的特点，是围绕产品标准在全球配置资源，形成标准控制下的产品生产与组合。在这一生产架构中，标准和游戏规则的制定掌握在极少数国家手中，大多数生产者只是扮演落实这些标准的角色。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通过日趋复杂化的“交叉授权”形成了庞大的共享“专利池”，又从“专利池”中塑造出许多不断升级的标准体系，进而对标准本身进行专利化，以无形的知识产权链条控制了有形的全球化研发、生产和销售过程。依据世界贸易组织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草案）》，知识产权的效力范围会随着保护对象的位移而扩张，随“嵌入”到产品中的零部件而自动把权利“嵌入”到使用国，于是，拥有较大“知识产权集群”的国家实际上可通过修改国内法律法规影响别国利益格局。西方国家不愿放弃知识产权法权，并通过这种法权压制新兴国家的创新，导致全球创新体系进入了“结构性梗阻”状态。
从20世纪90年代起，随着互联网等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远程制造成为现实，中国成为“世界工厂”，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制造基地，但没能获得相应的利润。以生产苹果手机为例，每生产一部手机，中国从中拿到的利润大约为7美元，绝大部分利润都被美国公司拿走了。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跨国公司控制了产品的核心标准，并把这些标准申请为专利，利用强大的全球信息网络，把研发、生产过程全部模块化，外包到全球各个角落。
随着中国内需的扩大，设计能力正逐渐向中国转移。2010年10月11日，汤姆森路透集团在题为《专利在中国Ⅱ：中国创新活动的现状与未来》的研究报告中指出，2003—2009年间，中国的专利总量年增长率为26.1%，而美国的年增长率只有5.5%；联合国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表示，2011年中国约提出52.6万件专利申请，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专利申请国。
众所周知，只有当参与研发的社会资源基数巨大并形成社会上最重要的产业时，才能产生稳定而连续的技术进步流，才能支撑起真正的创新型国家。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工厂，且有望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内需市场，因此，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拥有更大的创新原动力。
当前，世界各国的竞争焦点集中于“标准掌握在谁手里”这一问题上。中国发展面临的最大课题——产业升级，其主要含义并非只是从落后工艺升级至先进工艺，更是要掌握标准的制定权。然而，制定新标准却绝非把既有环节重新排列组合，而是要依靠自身创新能力的不断提升，对西方知识产权话语权形成挑战。为此，需要世界构建更加和谐的知识产权管理体系。
全球化时代，创新要素加速流动，创新资源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优化配置。一个国家的创新能力不再局限于自身有多少人才、专利或其他要素，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整合全球创新资源并为己所用。
当前，世界知识产权体系仍由欧盟、美国、日本等技术先进的发达国家主导，广大新兴国家如中国、印度、巴西等，尽管日益成为创新主体，却仍处于被支配地位。为此，需思考如何从建立国家创新体系发展为建立全球创新体系。
仅靠一国之力，难以突破全球“创新梗阻”。为此，必须建立全球创新体系，使创新主体、创新基础设施、创新资源、创新环境等相互支持，共促发展。首先，要搭建好全球创新环境和创新基础设施。只有以二者为基础，才能培育出全球重大创新，形成需求、研发、生产、消费的完整的全球创新体系，并为之创建包括中介服务、金融服务、产权保护、政治环境、社会文化氛围在内的服务体系；其次，必须站在全球角度构建新的标准，而不是把一国标准推广到国际市场。
在新的全球创新体系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肩负人类重大创新使命，也共同制定产品标准，从而使产品利润的全球分配更加合理，促进世界经济发展。为促进这一体系的建立，应从如下方面着手：
设立全球创新项目库，开展全球合作。各国政府应协商建立全球创新项目库，制定统一的科技合作协定，并在这些协议下执行科技合作项目，使相关国家的企业、大学、科研机构等参与其中。这种官方合作方式，解决的往往是全球普遍关注的重大问题。
创建有利于全球创新合作的良好环境。跨国公司对整个产品价值链的掌控能力较强，阻断了知识的国家化及人员的国际化，常通过收购来消灭对手。为此，必须打破跨国公司的这种掌控能力；同时要协调各国的财政税收政策、改进新技术的传播渠道，创造有利于全球创新的环境。
创建有益于全球创新合作的基础设施。构建完善的全球创新合作金融支持体系，保证相关创新项目有充足的资金支持；鼓励企业和个人投资，明确知识产权保护；鼓励在新技术推广中创新商业模式，促进技术的商业转化过程；修改知识产权保护、技术标准、WTO政府采购协议、TRIPS协议、全球气候变化公约等国际规制，使当前的全球规则促进全球创新体系的构建和发展。
当前的国际知识产权体系并不利于中国的创新。在此形势下，中国在全球创新体系建设中应积极发挥作用，成为开放性全球创新体系的有力支持者，和各国携手构建最具合作力的全球创新体系。
首先，在G20会议上，积极倡导成立I20（Innovation 20）。根据人类发展需求，共同成立重大创新库及创新基金，为人类的重大创新集中力量破除障碍，实现全球经济增长。
近年来，中国已与美国启动“中美能效行动计划”，与欧盟启动了“中欧科技伙伴合作计划”，与日本启动了“气候变化科技合作共同研究项目”，与韩国启动了“中韩联合研究计划”等；在未来，中国要继续巩固和加强政府间国际科技合作力度，特别是要将国家主要科技计划、重大科技专项中的重点国际合作项目纳入双边、多边政府科技合作协议，加强国际科技合作，提升创新合作的层次和质量。
其次，中国应倡导成立国家知识产权轧差交易市场。美国商务部2012年4月11日发布的《知识产权与美国经济》报告称，2009年美国企业（含海外美资控制企业）专利许可与牌照费收入为898亿美元，支出仅为252亿美元。由于发达国家在知识产权方面的强势，使得发展中国家的专利很难转变为收入。因此，中国应积极倡议建立国家知识产权轧差交易市场，使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实现产权公平交易。
再次，积极承接跨国公司研发的国际转移。针对跨国公司不断增加在华研发投资却严格控制其技术的状况，中国应采取如下措施：加强对跨国公司研发活动的宏观引导，根据国内发展需求，对跨国公司在不同行业、不同地区的创新采取不同政策；建立吸引跨国公司人才回流的机制，以优厚条件吸引掌握重要技术的人才回流到国内企业，带来先进技术和研发管理经验；赢得与跨国公司合作创新中的主导权，通过积极谈判，达到完全占有知识产权或占有一部分知识产权的目标。
最后，积极推动科技型企业“走出去”。由于不熟悉国外情况，不少科技型中小企业对“走出去”心存顾虑。中国要大力推动科技园“走出去”，在国外搭建为企业提供全方位服务的平台，帮助企业提高创新能力，切实增强我国科技型企业竞争力。
作者手记
中国智库，为全球治理担起更多责任
在巴黎，我感到有些孤单。联合国、世界银行高层领导均参加的巴黎“气候金融日”大会，能容纳1300人的会场座无虚席，我却看不到一张除我之外的中国面孔。我被安排在最后一组最后一位主旨发言，阐释中国在促进发展与追求低碳方面的努力，直言欧美需要在气候金融上获得中国支持，我的发言得到了多位学者及气候金融机构负责人的认同。
在柏林，来自二十国的百余名智库代表就目前创新困境、新技术转移、国际公共政策的障碍等议题讨论了三天，形成国际共识后，递交给今年G20峰会的土耳其秘书处，最终有可能融入二十国领导人共识，形成全球认可的国际规范。我在开幕式上作了主旨发言。可惜，在与中国利益相悖的议题争论上，我显得形单影只。
我曾几次问会议主办方，为何不多邀请中国代表？总结起来，原因大体有三：一是中国学者不易请；二是在全球治理领域，擅长并感兴趣的中国智库学者仍然较少；三是主办方担心中国学者会表达与会议主旨完全相悖的看法。
我咀嚼着这三个理由，有一定道理，却未必都对。中国智库学者总体上非常愿意与世界交流，但可能由于英语能力、国际表达方式等方面的欠缺，在多边思想交流场合容易“失语”或显得格格不入。因此，虽然中国不乏非常优秀的智库专家，但中国智库总体上仍缺乏与国际社会足够的、频繁的思想交流。
世界正在进入全球治理时代。双边国家竞争与博弈固然重要，但体现一国综合实力的关键，不只是经济、军事实力的超越，更是在全球治理层面的思想贡献与规划设计。在布鲁塞尔、巴黎、伦敦、罗马等城市，几乎每周都有与全球治理相关的大型国际性论坛。中国智库不应只重视达沃斯论坛、香格里拉安全对话等几个享誉全球的国际多边思想交流平台，还应到更多的国际平台上频繁发声。在中国进入“智库时代”的今天，中国智库在国际参与和全球思想贡献方面有待真正崛起。这是值得政府、社会、智库机构、智库学者共同探讨的大课题。
注：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本文系作者在“20国智库论坛”开幕式上的主旨发言，刊发时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