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让我通过一段反思来开始今天的发言。我在过去的20年当中一直持续地对中国进行访问、分析和评论，在这段时间中，有一件事对我而言变得愈发清晰：当我对这个国家了解的越来越多时，我能够确信的信息反而越来越少。说实话，其他的中国研究者一定也会这么认为。事实上，许多学者私底下的确也这样说。
这并非只是因为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构成多元、结构复杂且快速发展的社会，也不单单是因为中国政府对于言论自由的限制，以及因长期以来的对外不信任而阻碍国人自由地表达自己的心声，特别是在与外国人交流的时候。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政府、政治制度，以及政策体系的高度不透明和机密性。这些因素使得要了解中国内部的真实状况成了一个猜谜游戏，需要通过收集各种各样的信息碎片，仔细斟酌并拼凑出有意义的信息才能得到答案，而所收集到的信息并不总是准确可靠的。实际上，对于很多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都还在黑暗中摸索着拼凑答案。
无可避免地，这使得许多学者对于中国的了解非常模糊，也导致了许多意见相左以及常常相互矛盾的解读。关于这一点，大家只需去书店看看满架子近年来所著的关于当代中国的书籍便可有所体会。（在这些书籍当中，）一种极端的观点是中国必胜主义，如马丁·亚克斯的《当中国统治世界》。同样令人难以置信的另一个极端是对于中国的黑暗预言，如高登·张的《即将到来的中国瓦解》。顺便提一句，对于第二种观点，该作者长达十余年每年都在宣称中国即将瓦解，但事实是，他的预言始终没有实现。
因此，对中国的研究可以被看做是一个大型的罗尔沙赫氏测验，这种测验不仅能显示关于一个国家的客观事实，往往它还能够更多地揭示研究者的心理活动，主观认知和价值观念。换一种说法就是，中国像一个巨大的电影屏幕，观众可以将他们最宏大的希望抑或最黑暗的恐惧投射其上。
今天下午，我将努力避免自己陷入任何一个极端，并试图绕开那些危言耸听和纯粹猜测的声音，尽可能地将我个人的观察和分析建立在可证实的消息而非无端的假设或个人偏好之上，努力寻找一个均衡点。对于我不知道的问题，我将毫不犹豫地如是说明。希望我能够做到这一点。
既然你们都是经济专业的学生，我想你们都应该熟悉奥地利裔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得的“创造性破坏”理论。熊彼得认为所有的经济学事实上都是“政治、政治、政治”。这个理论在中国比在其他任何国家更为准确，尤其对于当下的中国而言更是再恰当不过了。
自20世纪70年代起，邓小平开始接受自由主义思想，逐步开放中国市场。中国共产党用其合法性和未来来担保此政策能为人民营造一个更好的明天，至少在物质层面能达到GDP持续大幅增长、就业情况良好且人民生活水平有所提高。
在过去的30年里，这个赌注有了回报。通过将大量的国内储蓄转移到固定资产的投资，中国已经能够建立光鲜亮丽的现代化设施以及大型新兴城市，同时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自1980年以来持续以每十年翻一番的速度增长，如今中国已成为世界最大的制造国和出口国。在其经济发展过程中，已有约4亿中国人口脱离了贫困。
然而，尽管这些成果引人注目，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中国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如今，这些代价正一个个接踵而至。过度投资导致了许多行业中的资本大量过剩，以及房地产泡沫的出现。（投资活动）也带来了环境破坏，这些破坏需要耗费大量的金钱来恢复。与此同时，投资已逐渐成为一个效率较低的经济发展驱动力。相比于7年前，现在要取得1美元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需要花费相当于过去5倍的资本。去年年底发表的一份官方报告指出，自2009年以来的投资中有大约7万亿美元几乎被完全浪费，这个数额约为总投资额的一半。可以说这样分配不当的资本规模庞大。
同年，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像潮涌般大量流出的信贷资本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中国经济发展的代价。这种刺激避免了经济的急剧缩减并使其在短期内保持增长，但却留下了不好的长期影响，导致了投机和资产泡沫，而且债务堆积在5年内几乎翻了一番，达到了国内生产总值的2.5倍，比美国还要更严重一些。尽管政府试图削减新增的贷款，贷款额仍在增加，且以经济增长的两倍速度在增长，预计将有三分之一左右的新增贷款被用来归还现有的债务。
这使得政策制定者们如履薄冰。打破经济对贷款的依赖，使信贷的发展在可控范围内，对于稳定经济具有重要意义。但是中国领导人们担心，万一这种方法导致了经济衰退（目前的增长速率仅为7%且持续下降），促使房地产市场崩塌，经济危机以及社会动荡，那将会比当下的情况更糟。然而，在近期内，唯一能够保持经济增长的方法是保持信贷流量。可以明确的一点是，这种情况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并且它持续越久，最终清算时的价值就越大。实现经济软着陆的代价和难度一天天在增加。
因此让经济发展尽快走上正轨不仅对于中国的持久发展十分重要，也是中国实现成为世界强国目标的基础。简单地说，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这是关乎存亡的重大事项。
这就是深入改革的“六十点计划”的背景。在15个月前的三中全会上，中共领导人批准了该计划。该计划的目标并非是让中国经济重新取得像过去30年内那样两位数的迅猛增长，因为没有当权者相信这种增长是合理或可实现的。事实上，大家都已经明白，盲目而不惜一切代价地追求经济增长导致了当下中国的许多问题。
相反地，改革的目标是为经济发展，财富创造和持续繁荣打下更加坚实的基础。这需要让消费取代投资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还需要改正对中国现有经济模式的诸多曲解。今天我不会详述整个过程中的所有细节，我只想谈两件事。第一件事是，“六十点计划”从表面上看相当于是一个中国经济大规模重整的蓝图。第二件事是，中国领导人已正式声明市场力量将在改革过程中起到“决定性作用”。
在过去的很多年中，中国领导人已多次且愈发急切地提到中国经济的问题以及经济“再平衡”的重要性。但他们直到最近才开始有所行动。那么为何是现在？一个原因是经济和金融市场乌云密布，这种情况自2007年世界经济萧条以来变得更加险恶。另一个原因是习近平被任命为国家主席，以及更重要的是，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仅仅两年时间内，习主席已经积累了比自邓小平以来所有领导人更多的权力，并且猛力地甚至“野蛮”地运用这些权力。他还阐明了一个雄心勃勃的设想，这个设想关乎将要带领中国去往何方，尽管这个设想仍未明确。习主席的未来设想叫做“中国梦”，目标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习主席正（带领国家）全速前进努力实现这一目标。
“伟大复兴”这个词含蓄地承认了中国老龄化和缺少活力的现象，如此承认十分有趣。但是习主席究竟是在说中国，还是在说中国共产党？或许在他眼中，两者并没有区别。但是各种迹象表明，后者对他来说更为重要。
尽管中国共产党处于一个整体稳健的氛围中，如今它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除了经济的恶化外还包括很多其他挑战。猖獗的腐败削弱了党自身队伍的纪律，同时也引发了公众愤世嫉俗和怀疑悲观的态度。虽然中国存在大量的内部安全机制，这些机制的耗资甚至超过了国防预算，但是随着人口日益城市化，受教育水平逐渐提高，相互联系更为紧密，人民对生活的要求越来越高，也更容易受到外界影响。面向更高的预期，网络和社交媒体成为了人们抒发不满与批评的肥沃新土壤。人们的不满主要集中于恶化的环境污染，较低的产品安全标准，教育问题和医疗保健。
这些方面的发展，如果不加以控制，将有可能严重威胁到党的权威性以及绝对控制权的行使。这些都是党巩固其对权力垄断的基础。
受邓小平启发，中国领导人们想出了一个解决方案，这项方案由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构成。一条道路是全面促进自由主义经济改革，相反地，另一条道路则是加强对经济的政治控制，包括对腐败的严厉打击，更加强硬的党内纪律，对不同意见的大力压制，以及对媒体和学术界的严格控制。这样的解决方案无疑有一种保守的基调，它刻意地唤起了毛泽东时代的一些言辞和作风，比如自我批评会议。习主席似乎正在通过政治上倒退的方式推动中国的经济发展。
虽然如此，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经济上放松控制和政治上加紧控制这两种截然相反的趋势可能是相互增强的。许多研究者认为中国需要通过大力反腐来疏通经济改革道路上根深蒂固的阻碍。这些阻碍来自寻租的“既得利益”：那些从现存制度中获得金钱和权力的党内人士，国企员工，管理部门，中央和地方政府人员。与此同时，修整和简化庞大的党内体系，使其能够更加有效地贯彻中央的命令，对于有效的政策传达非常重要。
到目前为止一切顺利。但是当我们把目光再放远一点，不难发现习主席的发展之路上有着很多的阻碍，变数和风险，尤其是以下四点：
第一，严厉的反腐运动可能会扰乱正常的政府运作机制，使政府官员人心惶惶而不敢作为，可能减缓经济改革步伐。近期的一些报告表明，这种“冷却”效应很可能已经发生。此外，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种趋势何时会停止，甚至是否会停止。
负责这项任务的党内领导人王岐山指出，反腐运动仅仅是整治了腐败的症状，而非其背后导致腐败的根本原因。要从根本上解决腐败问题，提高党风标准，至少需要新的激励机制和更强的问责机制，以及有效的准司法机构来执行它们。任何尝试过的人都知道，要改变一个组织的文化是一个复杂而漫长的过程。在中国，如果共产党继续迫使其他机构服从自己的命令，这种改变是不可能的。
事实上，已经有迹象表明，习主席的努力可能适得其反。最明确的一点是，根据透明国际的感知指数，中国的世界排名已比去年下滑了20位。透明国际引用了一种广为流传的观点，认为这项改革运动是“局部的，模糊的，以及政治驱动的，其有效性有待考量”。他们还说，中国改革需要“更加严厉的反腐法律，开放信息渠道，对举报人的保护，以及更开放的预算和资产申报”，并且声称更高的信息透明度和司法独立将对改革有帮助。
更糟糕的是，这场改革运动可能退化为另一次党内清洗运动，被利用来报复个人恩怨，消除政治对手以及敌对党派。一些研究者认为这场运动已经退化。如果经济形势持续恶化，改革使得中国领导人处于防守的位置上，那么这种退化的风险将变得更大。那样的话，习主席将高度暴露在各种批评中。他掌控了如此之多的权力，这使他边缘化了任何可能的替罪羊，而如果出现差错，他本可能将责任往这些替罪羊身上推。
第二，实质性的结构改革必然会带来破坏和痛苦，这几乎是既定的事实。正因如此，除非别无选择，政治家们都极力回避这些不好的结果。目前已提出的众多改革方案短期内都可能抑制增长并加剧通胀。许多大型国企面临成本过高和人员饱和的问题，而仅靠政府资助和融资优惠立足。一旦削减他们的规模，将带来大量失业。同时，若银行和金融系统完全由市场调控，不再受国家保护，这将显著提高国企的资本成本，降低他们本就少的可怜的盈利。上述发展路径均不利于政治和社会“稳定”。中国领导人最看重的就是“稳定”，这已经成为了党延续统治的必要因素。
第三，当前中国经济总量巨大，政治经济社会情况复杂，改革任务比邓小平时期更加艰巨。回顾过去，邓小平时期的改革计划相对直接，就是基本的农业改革，清除发展的明显障碍，开放中国经济使其接触来自国外的竞争、情报和投资，关闭衰弱的国企，为私企的发展打开一扇门。
随后，中国经济开始向出口导向的制造业和建筑业转型，以适应改革和权力的增长。然而，当前的首要任务是削减这些部门，试图寻找其他方式来增加就业，提高国民收入，以国内消费来促进需求增长。最有可能甚至是唯一能达到这一目标的是中国尚未发展完善的服务业。
促进服务业发展不仅意味着要降低由国企和寡头企业设立的市场准入规则，还预示着要在更为成熟的金融、高科技和互联网行业建立明确的市场行为规则，并设立有效的机制来实施这些规则。这再一次说明了建立强大的机构将是解决问题的关键，这样的机构需要公众信任，而公众信任在中国并不充裕。
在银行监管等一些领域，中国的改革已经有了良好的开端，尽管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但其他一些领域的道路仍在摸索当中。反垄断政策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三个相互竞争的政府部门为此争论不休，各自都希望能够掌握最多权力。反垄断政策也导致了外国公司的大量犯规，他们还声称反垄断政策并非是用来促进竞争，而是作为支持地方企业歧视外国企业的保护主义工具。
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如果真如2013年三中全会上所说的那样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那么国家的功能和运作机制都毫无疑问地需要重新定义。这意味着由随意的、专断的、政治驱动的政府干预向更透明的管理结构，强有力的财产权益，完善的法律和公正的执法规则转变。
在去年十一月的四中全会上，中国领导人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意在使法律体系更加高效透明，减少体系中的腐败和政府干预。这可以说是经济改革的尝试性举措。但他们也强调中国共产党的宪政权力至高无上，不可侵犯，因此党有权利进行政治干预。并且他们还认为建立一个独立于党的意志之外的司法系统是不可能的。
也就是说，在党看来，法律的基本作用是作为中央政治统治的工具，而非公正的来源。尽管中国领导人常说“法治”，但实际上他们是“用法律来统治”。在英国乔治国王签订大宪章之后的800年里，维护个人权利，程序公正，限制政治权力滥用的法律已成为世界上许多宪政民主国家的法律根基，然而这些法律在中国至今仍未找到立足点。
第四，中国领导人并非只要解决中国经济上的明显结构问题，他们还有一个更崇高的目标，那就是使中国转变成为发达的创新性经济强国。他们希望中国不再需要依靠低劳动力成本和低利率来竞争，而是依靠领先的科技和成熟的知识产业，如基因工程、航空航天、新能源、物联网等。
这意味着要越过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也就是当发展中经济体不再依靠低劳动力成本和低利率来竞争，但却缺少赶上发达国家所需要的技术和资源时，他们的发展就进入了艰难的瓶颈期。近年内，几乎没有哪个国家能够成功迈过这道坎。
中国无疑也有着一些强力的底牌。中国拥有持续增长的科研投资；高人才量产出的教育系统；政府对先进产业的大力支持；现代化的基础设施；以及一些成功的快速发展的科技创业企业，如阿里巴巴，联想，华为，比亚迪，百度，小米和腾讯。
但是中国也面临着许多自身造成的严重障碍。最大的障碍来自政府对反对意见的系统性压迫以及对舆论思想自由的限制。任何有意义的创新，都包含着对现有观念和秩序的挑战，正如创新的定义。然而在当前中国的政治环境并不鼓励这种挑战。政府要求人们严格遵守党的决定、纪律和政策，并严厉处罚违反者。与此同时，科研和学术界开始抱怨强力的网络监管和对国际信息交流的阻碍限制了学术研究和国际交流，这些对于他们的工作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
来自国内外的批评指出了另一个问题：中国的教育系统在灌输知识和事实方面非常高效，但它并未鼓励学生自主思考。正如一个中国教育者所说，“我们教会学生如何做出正确答案，却没教会他们如何问出正确的问题”。
现在我并不在是说计划中的改革注定会退化或失败。中国领导人的政治意愿和承诺对改革成功的影响不容小觑。各种迹象表明中国改革已取得进展，只是关于进展的多少和快慢还没有达成一致意见。还是那样，人们倾向于看到他们想要看到的，正如乐观主义者看到的是杯子里还有半杯水，而悲观主义者看到的是杯子已经空了一半，这个道理放在中国再真实不过。不论乐观主义者还是悲观主义者，都有一点共同的认识，即中国改革的过程中要做的事还很多，需要极大的努力。两个阵营的不同观点在于对共产党执政的能力究竟有多少信心。最终，对于改革结果的预测在很大程度上可归结为信念的问题。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更大更重要的问题。一方面，中国领导人深知经济改革对于党的存亡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他们又坚决地把政治改革排除在外，因为那将会动摇党对权力的垄断。事实上，他们认为巩固政治统治不动摇对于经济改革的成功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意义。
然而，如果政治上不放松控制，那么中国经济改革的实质和规模都将难以实现，甚至不可能实现。当然中国不需要全面民主，但一些渐进的，有选择性的维护个人权利、媒体和学术自由的运动，以及更大程度上经济和市场机制的独立也是必要的。
但是一旦政治上放松控制，能否保证经济的发展处于可控范围内并避免其逐步动摇中国的政治基础呢？为了保住党的权威而采取的这些措施是否会反过来削弱了党的权威以及党所代表的广大人民利益呢？对于中国领导人们而言，这样的代价太大了。
这就是习主席的中国改革政策当中的核心悖论。我并不知道这个悖论是否能够解决以及如何去解决。说实话，没有人知道如何解决，甚至可能连习主席自己也不知道。但我认为这个悖论不会很快得到解决。恰恰相反，我敢打赌在未来的几年内它仍会存在，中国领导人们将继续与其斗争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