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译文是Paul Krugman的经济学散文。此文会告诉你，经济学是怎么去理解世界的。发表时间是2012年，但具体时间不详。
这不是一篇关于艾伯特·赫希曼（Albert Hirschman）的文章。
首先，我并不具备写这样一篇文章的资格，我对赫希曼的工作的认识非常有限。大体上，我只知道赫希曼是《经济发展战略》（The Strateg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的作者，仅此而已。因此我没有能力写出他更大的观点。
然而，虽然我是《经济发展的战略》的崇拜者，但我不认为它对发展经济学有帮助。或许这听起来很荒谬，但我接下来会尝试着解释这一点。简单而言，我认为赫希曼虽然理解了、但是却错误的应对了经济发展领域内什么成为了一次危机。需要再一次强调的是，这本书所展露的才华和说服力，使得它更具破坏力。
如果我这篇文章不是关于赫希曼，那它是关于什么的呢？它是对两个相互交织的主题的一些思考。一个主题是发展经济学的离奇历史，或更具体的一整套的思想，这我已经在其他地方（Krugman 1993）称为的“高度发展理论”（High Development Theory）。这套思想在过去和现在都非常有说服力，因为它至少从某一方面解释了什么是发展，并且在20世纪40年代到50年代大约15年的时间里面都对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产生了深刻影响。然而，高度发展理论在50年代后期迅速瓦解，当我在70年代研究经济学时，发现这些错误也并非难以理解。只有到了80年代和90年代，经济学家能够以新的眼光看待高度发展理论时，才看到它确实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第二个主题是社会科学当中的方法问题。我认为，20世纪50年代后期高度发展理论的危机既不在实证上，也不在意识形态上，而在方法论。在越来越多的越发细致和专业的模型成为经济分析的唯一工具时，高度发展理论学家们发现他们越来越难以表达他们的观点了。他们面临着这样的一个选择：要么适应正占据主流的学术方法，要么被排挤到学术边缘处。他们没有转变，因而被从经济学、甚至发展经济学中抛弃了。
赫希曼的《经济发展的战略》在这一次方法论的危机上是一个被批判的要点。这是一本充满了激进想法、内容丰富的书。然而，在彼时它最重要的信息是拒绝向更严谨的方向转变。实际上，赫希曼认为理论家和实践的决策者都可以而且应该循规蹈矩，数学方法上保持一致性分析，采用一种实用主义的方法来对待发展问题。赫希曼与其他一些人，尤其是缪尔达尔（Myrdal），赫希曼等不及要被学术界驱逐了：他自豪地聚集他的追随者，带领他们到荒野地带。他们的确都在那里被淘汰出去了。
讽刺的是，我们现在可以看到高度发展理论有着非常完美的经济直觉和解释力。但是为了看到这些，我们需要采用赫希曼所反对的学术态度：对内容丰富且相当复杂的现实做粗暴的简化工作，以建立受控的、看上去很傻但却能够阐释关键概念的模型。
受发展经济学历史的启发，这篇文章是对经济方法论的思考，在这里面艾伯特?赫希曼是一个核心人物。我想让大家知道我是多么崇拜他的成就；在这个故事里，他并不是一个反派，但差不多是一个悲剧性的英雄。
一、经济学的衰落和兴起
“高度发展理论”荣光历经15载，从罗森斯坦·罗丹（Rosenstein Rodan）的开创性论文（1943）发表，到赫希曼的《经济发展战略》（1958）。
总的来说，高度发展理论可以描述为发展是一个由外部经济驱动的良性循环——也就是说，是现代化推动现代化。根据这一观点，一些国家仍欠发达，是由于他们没有得到这种良性循环，因而仍然停留在低水平瓶颈当中。这个观点提供给政府活动一种强大的方式打破这个瓶颈。
当然，发展经济学并不是那么简单，确认存在良性循环和恶性循环并不足够（与赫希曼（1958）互补的是，缪尔达尔（1957）强调 “循环累积因果关系”（circular and cumulative causation），没有提供具体的例子表明它是如何形成的）。高度发展理论的显著特征是对正反馈（positive feedback）性质的解释的出来的——正反馈导致自我增强的增长或停滞。
从高度发展理论的大多数版本来看，自我强化来自于个体生产商的规模经济和市场规模之间的相互作用。这种相互作用的关键是某种形式的二元经济结构，其中“传统”生产支付较低的工资和/或者相对现代部门更少参与市场。故事就这样的：现代生产方法相对传统生产有更高的生产率，只要在市场足够大的前提下，他们的生产率优势足以弥补支付更高的工资。但是市场的规模依赖于现代技术运用到何种程度，因为在现代部门的员工会赚到更多的工资，和/或者是比传统员工更多地参与到市场。因此，如果现代化可以在一个足够大的规模开始，增长将能够维持住，但如果这个过程不能发送，那么经济就会陷入贫困。
最简单的版本是由罗森斯坦罗丹（1943）开创性的论文。在这篇开创性的论文中，他阐述了协调投资（coordination investment）的观点，通过想象在一个国家中，有20000个失业的工人……离开土地进入一家新建的大型制鞋厂，他们的工资会比他们以前的收入高很多。”罗森斯坦罗丹认为，在单个情况下这个投资很可能是不盈利的，但如果其他许多产业也有类似的投资的话，则是能够盈利的。两个关键的假设已经显而易见了：规模经济的假设，也就是工厂必须建立在足够大的规模，以及二元结构的假设，即工人们可以从失业或低收入的农业中脱离出来。
我认为罗森斯坦罗丹的大推动理论（Big Push story）是高度发展模型的核心。虽然一些经典的高度发展理论的内容和它的中心观点所强调的略有不同。一方面，阿瑟·刘易斯（Arthur Lewis）著名的“无限劳动下的经济发展”理论强调了二元结构，但忽略了规模经济和循环因果的作用。另一方面，一些作者，特别是弗莱明（Fleming）（1954），认为由于中间产品在生产中的作用——就是赫希曼后来所提到的前后联系——自我强化的发展可能会在即使没有二元型结构的情况下也出现。
对打破一国低水平陷阱政策的性质存在着争议。罗丹和其他人似乎认为一个协调的、基础广泛的投资计划（大推动）是需要的。赫希曼不同意这一点，他认为促进关键部门紧密联系、之后扩张到其他部门进而让纠正因为投资产生的不平衡等等的政策，才是正确的方法。事实上，在赫希曼的书中,他称为“平衡增长”（balanced growth）。但他并不承认这一点，相对于其它主流经济学方式而言，他与罗丹和其它平衡增长的支持者如纳克斯(Nurkse,1953)有太多的共同点。
到了20世纪50年代后期，主流经济学日益与高度发展理论的观点相敌对。最重要的是，当时经济学正经历着一个规模效益逐渐增长的时期，因此理论中心逐渐不被讨论了。
对高度发展理论而言，规模效应的重要性可能不那么明显。许多评论的特点就存在着一定的模糊性，这使得人们很难确切地知道他们争论的本质。这一模糊性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如果仔细阅读，你会发现报酬递增的说法在讨论中是至关重要的。
比如，赫希曼最常引用的概念就是“联系”（linkages）。赫希曼的一些追随者们发现这个词已经出现在许多投入产出表中。尽管如此，赫希曼还是很清晰地剖析了市场规模和经济规模的相互作用。
赫希曼对后向关联（back linkage）的定义，也就是市场规模的外部性与规模经济的联系是比较明确的：当一个产业的需求使其上游产业至少在最小经济规模下成立，它就创造了一个后向关联。一个产业的后向关联的强度是通过它实际上会推动其他行业跨过最低门槛的可能性来衡量的。
赫希曼也通过规模经济和市场规模之间的相互作用定义了前向关联（forward linkage）。这个定义是模糊的，不过提到了一个产业降低下游产业使用它们的产品的成本，于是又一次使得他们达到盈利的门槛。
因此，规模经济对高度发展理论来说至关重要。但是为什么规模经济会产生问题呢？因为它很难引入到主流经济理论中不断增长的基本模型中。
二、无知的演化
我的一个朋友将他对非洲的职业兴趣与收集古董地图的爱好相结合，写出了一篇经验的文章“欧洲人对非洲无知的演化”（The evolution of European ignorance about Africa），介绍了从15世纪到19世纪非洲大陆的欧洲地图的演变。
你可能会认为，这个过程大致是呈线性的：由于欧洲不断改进的对大陆的认识，地图的准确性和细节水平会有所提升。但是事实不是这样。15世纪的非洲地图确实在距离、海岸线等方面非常的不精确，具有相当多的内部信息，基本上来自于第二或第三手的旅客的报告。因此，地图显示了通布图（Timbuktu）、尼日尔河等等。诚然，他们也有很多不真实的信息，比如人们居住地区的错误。不过早在15世纪的非洲地图基本还是一片空白。
随着时间的推移，制图工艺和用于使地图的信息质量有了改善。非洲的海岸线有了第一次的探索，并且绘制的精度不断增加，到了18世纪，海岸线在地图上的形状和今天的地图在本质上没有区别。
另一方面，地图内部却被掏空了。神话中的怪兽都消失了，但是真正的城市和河流也一并不见了。在某种程度上，欧洲人对于非洲比以前更无知了。
显而易见，制图的改进对有效数据的标准有了提升。第二手资料的内容“在沙漠的尽头向南走六天，你会遇到一个从东到西的巨大的河流，，”不再被用来绘制地图。只有被可靠的报告者带着六分仪和圆规进行实地观测的景观特征才能得到认证。所以在旧地图中大陆内部混乱状态变成了“黑暗非洲”，一片空白。
当然到了19世纪末，黑暗非洲的部分已经得到了探索，并且准确的制图。最后，现代地图学的严谨带来了非常完美的地图。但在这之前确实存在着一段时间，技术的改进造成了认知上的一些损失。
在20世纪40年代和70年代之间，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经济学当中。在严密性和逻辑上的标准的提升使得人们对一些事物的理解有了更高的水平，但同时也造成有一段时间，人们不愿意面对新技术的严谨性尚未达到的领域。充满质疑的一些领域变成空白。过了很长的一段时间，这些黑暗的地区才逐步的获得重新探索。
因为对数值和数学模型的依赖，经济学在社会科学中一直是独一无二的。李嘉图（David Ricardo）的比较优势和地租理论非常的详尽，是任何现代经济学家想要的。尽管如此，按照现代的标准来看，20世纪早期的经济分析有太多的模糊不清。在艾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的例子中（他的影响力持续到20世纪30年代），他的这种模糊性是故意的：作为一个能干的数学家，马歇尔用正式的模型证实了他的许多思想，然后把它们收录在附录里面，甚至在出书的时候对它们进行压缩。库普曼（Tjalling Koopmans），计量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后来挖苦马歇尔的风格，称之为“外交”：分析问题和好的观点全被寓言和隐喻掩盖了，不给读者全景图。（顺便说一句，我个人认为马歇尔作为一个伟大的经济学家。他的作品在其范围内的显示出洞察力仍然是杰出的；只希望他们能被更广泛地阅读）。
高发展理论家和马歇尔的例子相似。从一个现代经济学家的角度来看，高发展的理论著作最显著的特征是他们不断地东拉西扯，而非数学的方式。显然，经济学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更加的数学化。然而，发展经济依旧保持着古老的风格，甚至在自己的时代。在最出名的四大发展研究论文中，罗丹与萨缪尔森的Heckscher-Ohlin模型差不多是同时代的，而刘易斯、缪尔达尔和赫希曼都大致与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对增长理论的最初表达是同时期的。
马歇尔的例子，并不是说明发展经济学家都特别数学无能。当Fleming创建的、现在仍然颇具影响力的关于浮动汇率的Mundell-Fleming模型时，赫希曼在20世纪40年代的货币贬值理论中做出了重大贡献。更重要的是，发展领域本身同时产生了数学规划模型——先是哈罗德-多马型（Harrod-Domar）的增长模型，然后是线性规划方法——这些在当时都是相当先进的技术。
那么为什么高发展理论不通过正规模型表示出来？这基本上是由于一个原因：高发展理论严重依赖于规模经济的假设，但没有人知道如何把规模经济套入正规模型中去。
核心问题在于市场结构。从李嘉图时期到1975年，经济学家们知道如何建立一个正规模型的是完美的竞争经济，是一个企业只能接受给定价格、而无法影响价格的经济。彼时并不存在寡头如何制定价格和产出的理论——寡头是那些具有相当市场影响力、但同时也面对着几个大型对手的企业。同时，几乎没有一个广义方法可以对寡头经济建模。
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经济学家已经在一些领域突破了这一障碍：国际贸易，经济增长和发展。他们的方法是，是通过制定一些特殊假设，利用70年代的产业组织理论找出了解决方法。（当我描述大推动理论（Big Push story）的正式版本时，我们将看到这类学术方法的力量和局限）。在50年代，虽然领先的发展经济学家的技术水平足以让他们做同样的事情，但是当时没有那样的技巧。所以发展理论家们处在一个尴尬的处境，尽管是明智的想法，但他们没有一个充分的模型进行表达。经济学界人才的流动使情况变得更糟。在40年代甚至是50年代，经济学家们还是发表一些口头观点，而没有把所有因素考虑进去。然而到了60年代以后，像罗丹那样试图发表一篇论文就会立即被拷问：“为什么不建一个更小一点的工厂（这种情况下市场是充分竞争的）？你说的是规模经济？这是不完全竞争，没人知道如何建立模型，所以这篇论文没有实际意义。”可以肯定的是，在70年代以后这样的论文都不会得到发表。
对此，经济学家们提出尽可能接近的模型，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罗丹和弗莱明（1954）都是在努力提出这样一个完整的模型。但其他人则声称一个不那么正式、不那么自律的方法是一种美德，而不是必然的尴尬。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赫希曼、缪尔达尔才是被需要的。这些作者在今天依然被当成是战略互补领域的先驱而经常被引用（被我和其他一些人）。尽管如此，他们的著作实际上标志着高度发展理论的结束，而非开始。缪尔达尔的中心论点是“循环因果”（circular causation），但循环因果的概念早在1928年已经有杨格（Allyn Young）提出，更不用说罗丹和1952年的纳克斯（Nurkse）再三提到贫穷国家发展问题的循环性质。所以缪尔达尔实际上是提供了一套扩展和熟悉的理论的概括，而不是一个新的起点。同样，赫希曼联系的思想的独特性在于他总结得出的更鲜明的长期有效性和政策建议，而不是知识上创新的内容。因为事实上罗丹已经谈论到了联系，弗莱明也非常明确了讨论前向和后向的关联。
缪尔达尔和赫希曼的成就不是他们观点的新颖性，而是他们的文体和方法论上的立场。直到他们书籍的出版，高度发展理论的经济学家试图成为优秀的主流经济学家。他们不能得出完整的正规模型，但他们尽可能去适应日益模式化的主流。缪尔达尔和赫希曼放弃了这一努力，因而最终无法将他们的观点公式化。
有人认为这是对他们和他们的追随者的一种解放，然而到最后这一切是徒劳的。经济理论在本质上是模型的集合。（Economic theory is essentially a collection of models.）没有通过模型形式表达一般性见解，可能暂时会吸引一些注意力，甚至赢得信任，但这是不长久的，除非整理成一个可重复的、可传授的形式。你可能不喜欢这种趋势，但经济学家正倾向于迅速消灭那些还没有被模型化的东西（我相信对模型的重视基本是正确的）。然而，无论喜欢与否，那些没有被载入模型的观点很快就会消失。这也是高度发展理论的命运。缪尔达尔的给人深刻印象的循环、累积因果关系，或赫希曼提出的联系的观点，在50年代和60年代早期都是非常有影响力的。到了70年代（当时我是学经济学的学生），他们似乎已没有那么多的错误但也没有什么意义了。这些家伙谈了些什么？他们的模型是在哪里？因此，高度发展理论不是被驳倒的，而只是简单的被忽略了。
反例证明了这个规律。刘易斯的剩余劳动力概念模型化了，据此大约引出了一千篇论文。虽然剩余劳动力假设已经成为发展理论中的一个标准假设，但剩余劳动力的经验基础依然是薄弱的。与此同时，外部经济/策略互补的理念无疑是更有趣的。关于这一点的关键在于，刘易斯给理论家们提供了可以模型化的工具，他并没有将规模经济纳入到他的模型中去。
三、隐喻与模型
虽然我现在开始意识到，经济学家强调他们知道如何创建模型的倾向会导致一些盲点，但我还是认为，坚持建模基本上是正确的。现在我要做的是更广泛地讨论模型在社会科学中的作用。
在讨论方法论时，有些可以而有些却不行。事实上，在本文中我提出了方法论是有关经济学的。然而，在某些方面，经济学和社会科学问题是一个更广泛的方法论问题，困扰着很多领域的部分：如何处理复杂的系统（how to deal with complex systems）。
十分不幸的是，我们想象中的成功的科学领域是基础物理。最基本的物理学的目的是对发生的事情的一个完整的描述。从理论上和实践上，量子力学对内在的反应提供了完整的解说，比如一个氢原子中反应。但绝大多数我们要分析的，即使在纯物理科学当中，也不能处理完整的体系。最精确的全球气候系统模型是系统本身。任何模型都在某种程度上存在假象：它漏掉了真相的一些（或许多）方面。
那么，气象研究员是如何决定把什么因素放入模型当中的呢？他是如何决定模型的好坏？对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是，模型的选择是一个判断和妥协的混合产物。你必须知道你的模型怎么做，也就是说，被你的建模方法所约束。而且模型必须是在你给定的资源下构造，时间、金钱和耐心都有限的。模型受到各种各样的限制，而你选择哪些构建模型取决于你受过训练的猜想。
如何知道模型的好坏呢？它绝对不是量子动力学是对的的那种方法。有时可能预测足够好，你的结果模型可以被反复使用，像如今超级计算机上巨大的天气预报模型，在这种情况下，模型的成功可以用美元和美分来衡量，于是模型的改进成为一个量化的问题。然而，在复杂科学的早期阶段，一个很好的模型更为主观的标准是：以一种你没有预料到的方法，它成功地解释或合理化了你看到的部分世界。
请注意我并没有用特定模型来解释我所想表达的意思。你可能认为我需要的是一个数学模型，或许是计算机模拟。事实上，这确实是我们用来研究经济学的方法。但是一个模型也可以是有形的，比如电脑出现以前气象研究用到过的富尔茨菜锅（Fultz""""""""s dish-pan）。
芝加哥大学的气象理论家戴夫·富兹（Dave Fultz）问过以下的问题：究竟是什么因素在本质上造成天气的复杂性？这是一个取决于全世界复杂性的过程——洋流和大气的相互作用，山脉的位置，季节的交替，等等——或者天气所有的复杂性构成的基本模式，有简单的根源？
他用一个盛满水的盘子，放在一个缓慢旋转的转盘上，在锅外用电加热元件加热所做成的“模型”来显示天气原因的本质。铝片悬浮在水中，因此在上方和盘子一起旋转的相机能够记录铝片运动的轨迹。
该装置的目的是再现全球气候模式的两个特点：两极和赤道之间的温度差，以及地球的旋转导致的科里奥利力（Coriolis force）。其他的一切——所有关于地球的丰富细节都被忽略了。但是这个装置准确无误地模拟出了实际的天气模式：有明显边缘的稳定洋流对应了信风，不断变化的漩涡让人联想到温带风暴系统，甚至一个快速移动的水带看起来像是最近发现的急流。
从这个盘子装置中可以了解到什么呢？这不是一个完全真实的故事：地球不是平的，空气不是水，真正的世界有海洋、山脉和两个不同的半球。富兹模型的模拟世界的非真实性取决于他能够或者可以试图去建立，虽然建模技术有局限性。然而，该模型确实传达了一种强有力的洞察力，即为什么天气系统的行为方式是这样的。
重要的一点是，任何一个复杂系统的模型——物理模型、计算机模拟、或用一支铅笔和纸的数学表示，就相当于繁琐的程序一样。你使用一套显然不真实的简化让系统变得易于处理，那些简化部分来自于猜测什么是重要的，部分来自于建模技术。如果模型建立的比较好，那么到最后，能够更较深入的洞察为什么更复杂的实际系统的行为方式是这样的。
当涉及到物理科学，很少有人对这个想法有问题。然而，当我们转向社会科学，整个建模问题开始引起了人们的愤怒。突然之间，表示通过可用的技术进行一系列的简化，提出一个相关系统的构想变得非常令人反感。大家都认为富尔茨用一个扁平的盘子代表地球在一开始是是合理的，因为那是可行的。但是在1820年到1970年之间，大多数经济学家把经济简单的看成是一个完全竞争市场，难道就因为他们只知道如何建立一个完全竞争模型吗？它们在本质上是一样的，但是后者招致了强烈愤慨。
为什么提到社会科学的时候，我们的态度截然不同？有一些可笑的原因：像在维多利亚时代，有人认为他们是由猿进化而来，一些人文主义者认为自己的尊严受到了威胁，因为人类社会的道德重量就相当于转盘上的餐点。同时，经济模型最激烈的批评往往是出于政治动机。他们对于想要相信的事情有很强的信念；他们的信念基本上是来自价值观而不是分析，但当一组分析威胁到那些信念，他们更喜欢攻击它的假设，而不是研究他们自己信念的基础。
然而，有一群智慧的、客观的思想家认为支持简单的模型有一个更好的理由：他们都非常清楚建立一个模型的行为总是涉及到得与失。非洲不是空的，但绘制准确的地图的行为会让你养成想象的习惯。模型的建立，特别是在它的早期阶段，涉及到无知和知识的演进；对现实的复杂性的深刻感知、从而具有强大直觉的人，可能会觉得建模更多是损失了他的观点，而不是获得。我认为赫希曼和他排斥主流经济学的行为，正是体现了这一点。
知识在重新获得之前要失去的循环，在正式建模的过程中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一部分。这里是气象学的另一个例子。民间的智慧总是说你可以从天空的样子预测未来的天气，并声称某一种云预示着暴风雨。然而，在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气象学得到发展，例如它做出了不为民间所知的一些发现，就是风在形成风暴时由一个圆形的路径，人们基本上已不再关注天空看起来如何。这时气象学的学生研究风向和气压，而不是水蒸汽冷凝的好看图案。
直到1919年，一组挪威科学家发现，民间智慧一直是正确的——人们可以相当准确地通过看云盖的形状和高度来认识到气旋风暴的形成和发生。
在长达一个世纪的对天气的研究之后，关键点不在于重申了大家从一开始就知道的事实。气象学发展到1919年了解了更多不为民间所知的事情，也消除了许多神话。也不在于气象学家对云层的观察不够持久这一点。只是发生了不可避免的事情：在建模的过程中，视野受到框架和工具的限制，只有当有了足够好的工具才能摆脱这些限制。
最初，这些狭小的视野难以被有宏图大志的学者所接受，所以他们试图寻找一个替代品。
然而，问题是不存在可以替代模型的东西。我们总是想着要简化模型。真正复杂的不是试图停止，而是保持自我意识——意识到你的模型只是一幅地图，而不是真理本身。
有一些聪明的经济学作家试图说服自己，包括很多其他人也一样，认为他们已经发现一种超越建模的限制的方法。他们无一例外都是在欺骗自己。如果你看看那些声称可以写一些社会问题又不受模型限制的文章，你会发现他的观点都是基于隐喻的使用。当然，隐喻就是一种启发式的建模技术。
事实上，我们都是不现实的简化的建筑师和供应商。我们当中一些人是自知的：我们用模型当做隐喻。其他一些人，包括那些无可争议地才华横溢看似老道的人，他们其实是梦游者：他们无意识地把隐喻当成了模型。
四、大推动理论
我们现在回到发展经济学的话题。如我所说，到了20世纪50年代后期，高度发展理论到了一个困难的处境。主流经济学的建模正变得越来越正式和细致。当这一趋势在很多情况下得到体现，这最终将不可阻挡地成为一个合适的转变方向。
一些最出色的高发展理论家，首先是赫希曼的回应，就是简单地退出主流。他们将建立一个新的学派，发展暗示性的隐喻、制度性的现实主义、跨学科的推理、以及对内部一致性更加放松的态度。得到的结果是一些精彩的写作，有启发性的见解，和（在我看来的）知识的死胡同。高度发展理论渐渐地淡出人们的视线。一个规模报酬不变、完全竞争的观点取代了发展文件，并最终被世界银行和其他对现实世界的发展提出政策的机构所接受。
然而，最终的结果却是主流经济学最终为高度发展理论找到了属于它的一席之地。就像挪威人发现云的形状确实预示着什么，主流经济学家发现得到一些富有经验的建模技术后，一些被忽略的见解又重新被人们认识了。
可能这听起来很抽象，我最好是明确提地出一个例子来解释高度发展理论的经典模型如何进行正规化处理：罗丹的大推动理论。对于它的处理就是墨菲(Murphy) 、施莱弗（Shleifer）和维尼什（Vishny）(1989)的一个精简版的阐述，并且我（Krugman）(1993)也再一次提到了。
我们的纸和笔、盘子，这些我们建立经济模型的一系列假设的基础：资源、科技、需求与市场结构。
资源 我们忽视了资本、物质和人力资本的作用之后，经济的唯一资源就是劳动力。固定劳动力总供给L。它可以由两个方面组成：一个是“传统”行业，其规模报酬不变，另一个是“现代”行业，报酬递增。尽管传统与现代的行业中有相同的劳动质量，他们得到的工资是不同的。工人从传统行业转向现代行业必须支付一个溢价。我们假设现代行业和传统行业的工资率之比为w>1。
技术 假定生产总量为N，N是一个很大的数。我们选择一个单位使得传统行业每个产品的劳动生产率得到统一。在现代部门，平均劳动成本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而减少。为简单起见，认为成本的降低是线性的。Qi是现代行业商品i的产量。如果现代行业生产i，那么所需劳动力是Li = F + cQi，c<1是边际劳动需求。注意，这个例子是假设所有N个商品的投入与产出是一样的。
需求 每个商品的支出恒定。该模型是静态的，没有资产的积累或减少，所以支出等于收入。
市场结构 传统行业被认为是完全竞争的。因此传统行业的商品的边际生产成本是完全弹性，鉴于我们选择的单位，使供应价格和传统行业的劳动力水平相统一。相比之下，在现代行业中，每个企业的生产能力都不相同。
那么他们会如何定价呢？他们不能任意地提高价格。原因是传统行业潜在的竞争对价格的一个限制：他们的价格超过传统行业时不能摆脱传统生产者廉价出售的影响。所以现代行业的每个生产者会制定一个统一的价格，来抗衡传统行业的优势。
我们现在可以问一个问题，生产实际发生在传统或现代行业吗？
要回答这个问题，不如先画一个简单的图（图1）。
横轴代表生产某一商品的劳动投入Li,数轴是某一行业的产量Qi，两条实线表示两个行业的生产技术，45度线为传统部门，斜率为1 / c的线是现代部门。
从这个图中立刻看出所有劳动力被分配到现代或传统行业的结果。两种情况下都会雇佣L/N的劳动力。如果所有的商品都是传统生产，产量是Q1。如果他们是用现代技术生产，则产量为Q2。如图Q2>Q1，得出[(L/N) - F]/c > L/N 。即，只要现代生产边际成本优势是足够大，或者固定成本不是太大。
但是即使用现代技术可能有更多的产量，但这并不意味着它真的会。必须确保现代行业的每个企业都有利可图，考虑到支付额外的工资w，以及其他所有企业的决策。
假设一个公司单独开始现代化生产而所有其他商品的生产都使用传统的生产技术。这个公司收取和其他商品相同的价格，他们的销售量将因此相同。因为有许多商品，我们可以忽视任何收入的影响，假设每个商品的销售量达到Q1。假设这时这个公司的生产和就业情况达到A点。
这么做有利可图吗？该公司使用相比传统的生产较少的劳动力，而对每一劳动力必须付出更多。从原点画一条斜率为现代相对工资w的射线，图中的OW就是一个例子。只有当OW穿过A点的时候，现代生产相比传统生产有利可图。从图中可以看出，单单是一个企业开始现代生产是无法盈利的。
另一方面，假设所有的现代企业同时启动，每个公司将生产Q2，使得生产和就业在B点。这时，如果工资线在B点以下就是盈利的。从图中来看，这个方法令人满意的。
很明显，这有三种可能的结果（校者注：the author misses figure 2）。如果工资W低，经济形势将总是呈现“工业化”；如果是高的，那么不会工业化；如果它处于中间值，则有低高层次的平衡。
很少有人会从这个模型中得出一个国家陷入低收入陷阱这样一个高度发展理论的想法，但自我强化的增长也是可能的，并且一定是正确的。这个模型也只是在某些参数值下成立，而这些特定的假设显然是不现实的。但是这个模型阐述了一些主流经济学和高度发展理论之间关系的关键点。
首先，它表明了是可以在一个严格的正规模型中讨论高度发展经济学。主流经济学的方法可能倾向于固定收益、完全竞争的模型，但他们并不限于这些模型。
第二，这个例子，就像富尔茨的盘子模型，表明高度发展理论的基本逻辑甚至在高度简化的设置下出现。很多还没有尝试建模的人断言不发达陷阱必然是源于一系列复杂的因素–一部分非理性、目光短浅的投资者，文化壁垒需要的转变，资本市场的不足，一些信息问题，等等。这些因素可能会起到作用，也可能不会。我们可以看到，一些理性的企业家当中也可能碰到低水平陷阱，他们可能没有受到一丝文化影响，模型中不存在资本问题，而且信息完全。
第三，模型不同于纯粹的口头阐述，它揭示了结论对假设的敏感性。比如大推动理论的口头阐述使它听起来像是真的，在这个模型中我们可以看到有些方面确实是真实的。这种模型使人想走出这个圈子看看它是否在所有实践中都是这样，而不仅仅是理解起来像是一种修辞表达，给人一种虚假的安全感。
最后，该模型告诉我们面对一些需要解决的复杂经济学问题应有的态度。这个模型可能看起来幼稚简单，但是我可以从中看到这一模型不为人们所了解，即使是专门研究发展学的人，直到墨菲等人总结发表罗丹的理论。经济学家倾向于认为大推动理论是荒谬的——如果现代科技更好，那么理性的企业家必定会采用它！（他们漏掉了规模经济与市场规模之间的相互作用）。非经济学家倾向于认为大推动理论必然涉及一些跨学科问题的影响，因而遗漏简单的核心概念。换言之，经济学家们被封锁在他们的传统模式当中，非经济学家则迷失在没有明确的模型导致的迷雾中。
墨菲等人是如何突破这片混乱的？不是尝试捕捉丰富的现实，也不是一个高度复杂的模型或是一些可爱的隐喻，用来逃避对模型的需要。相反，他们大胆的做了一些比较傻的尝试：提出一个盘子模型，以得到一些基本的观点。
五、总结
当我看着墨菲等人的大推动的思想，我不知道发展理论的长期低迷是否是非常必要的。这个模型很简单：三页纸，两个方程，和一个图。它似乎早在1989年之前，在1955年就可以被提出来了。如果有人能在35年之前，对报酬递增和循环因果建立合适的模型，这将对发展经济学，甚至是整个经济学带来怎样的影响？
但这并没有发生，而且也不会发生。那些被强大的简化想法吸引的经济学家仍然沉浸在完全竞争和固定收益的可能性当中；那些被吸引到更丰富的观点之中的人，如赫希曼，由于狭窄和看似愚蠢的经济学研究而变得不耐烦。
这个故事可能预先就注定不会成为一个悲伤的故事。一代代人的好的想法一点点的集聚起来，而一些好的思想渐渐被边缘化。很难知道如果高度发展理论没有衰退得那么严重，真实世界中的经济政策会不会好很多。因为良好的经济分析和政策的成功之间的关系远比我们想象的脆弱。不过，真心希望的事情是可能获得成功的。
有些人想从这个故事中获得一些教训，要给一些浅显的建议是容易的。对于那些对建模没有耐心，一味地走自己的路，以致过度使用隐喻的人，给他们的建议就是停下来想一想。你确定你有如此深刻的见解，认为背弃现代经济学中的智者们积累下来的的一些言论会是明智的作法？当然，你肯定是这么认为。
对于那些像我一样基本上试图通过模型的隐喻来理解世界的人，不要因为没有规划或构想就让那些重要的想法被错失。就比如民间智慧关于云的想法，来自于那些没有做出正式的模型，但可能有丰富的见解的人们。他们可能会发现一些非常有趣的事情。尽管，奇怪的是我没有想出什么来。
事实是，对于发展经济学的兴衰过程中明显的知识浪费，我担心我们可能没什么能做的。临时的无知进化可能是进步的代价，是我们试图了解世界的复杂性时不可避免的一部分。
注：
1、译者是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助理杨金帆、陈达伦。
2、校对：《思想库报告》编辑吴华丽。
3、《思想库报告》是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SIFL）出品的一份公益性电子刊物，以国际智库之思想，关照中国改革之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