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大国关系是当前国际政治热门术语，主要用于定义新形势下在国际体系中处于上升势头的新兴大国与体系中居主导地位的守成大国之间发生剧烈变化的关系之性质及其发展前景，但新型大国关系显然不是定义这两个不同类别国家的群体之间的关系。虽然中国在提出这个理念时并没有给出明确的指向，然而中国领导人主要和美国讨论该理念的事实亦表明了中国的战略意图。这个意图是否为美方接受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当前剧烈变化的背景下，美国在中国的战略思考中显然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尽管中国亦没有指明新型大国关系仅仅是对未来中美关系的一种规划或期待，由此，新型大国关系也被广泛解读为中国提出的关于国际关系的新理念，这在已经发表的诸多分析文章中都可以清楚地看出。在此基础上，合乎逻辑的问题就可能引向中国的新理念是否也包含中国与其他大国关系的规划或期待。
本文拟讨论的对象是中国的一个重要邻国。尽管在中国的战略讨论中没有将印度列入大国关系的范畴，但印度的身份特征以及印度在中国的战略规划中应有何种地位等却是中国面对的问题，如何处理对印度政策亦已成为判断中国对外战略的一个具有指标性意义的课题。在这个意义上，本文认为，虽然新型大国关系并非针对印度而发，但如何处理中印关系，从中国的角度观察，或可成为新型大国关系的衍生。
印度是地理和物理意义上的大国，但尚不是国际政治意义上的大国，更不是地缘政治意义上的强国。这个定义可能在印度引起很大争论，但在国际上，将印度视为潜在的全球性大国显然是主流意见，例如小布什总统2006年访问印度时就许诺美国将“帮助印度成长为全球大国”，[1]这个许诺除了其他政治涵义外，至少从美国的角度来看，印度还不是全球大国，而美国所谓全球大国，通常是指具有重要地缘政治影响的国家，亦是美国需要全力防范的国家，因为美国的基本国策就是阻止任何国家在世界主要地区取得主导地位。关于美国的这个观念对美印关系的影响后文将继续讨论。
在中国对外战略中，决定中国对印度战略的考量主要来自于中国所处国际环境的特殊条件。由于中国并非国际体系的创立者，更非主导者，因此不存在中国担心印度成长为挑战国际体系之国家的问题。印度是否能够成长为真正的全球大国，这主要是由印度自身的发展所决定的，在此过程中，印度如果要挑战现有的国际体系游戏规则，那也是印度的国家利益所致，中国不大可能理解为印度的挑战是出于提供国际公共产品，但是只要印度的挑战不损害中国的利益，中国并不会对印度的行为持异议，例如2011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卡恩因性丑闻下台，在推举新总裁候选人时，印度率先提出改变该总裁职位必由欧洲人出任的游戏规则，印度主张选贤，这当然是对现行国际机构游戏规则提出挑战之举，印度的动机究竟是要推出一位印度候选人还是其他原因暂且不论，但印度的这种挑战总体来看是符合正义和民主原则的，因此中国是持支持态度的。这里并不存在如果印度的提议成功是否可能损害中国的国际地位的问题。
印度尚未成为全球大国的事实并没有降低印度对中国的重要性。印度地处中国的西南周边，有广袤的国土和巨量人口，更重要的是印度和中国有长达数千公里尚未划定的边界，双方曾经因英国人退出南亚留下的这个后遗症爆发激烈的冲突，延至今天，仍然是亚洲最重要的主权纷争之一。这些简单的事实就决定了印度对中国外交战略有着无可置疑的重要性。印度独立和新中国成立后，两国关系的当代部分开始演进，相比之前两国间悠久的交往和基本友好的接触，当代中印关系却烙上了地缘政治的深刻印记。需要指出的是，印度被殖民时期的两国关系实际也并不很通畅，英国主宰的印度外交完全是把印度置于英国设想的全球格局中安排，因此对当代中印关系所做的积极贡献非常有限。这导致了一个相对比较奇怪的局面：虽然中印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有着数千年的交往，而且按照时任中国总理温家宝的说法，这些交往都是友好的，两国间只是后来发生了十分短暂的摩擦和冲突，[2]但对当代中印关系却仍然需要重新定义，并且这个重新定义的进程也十分不易。[3]这表明现代国际政治的地缘竞争因素已经彻底改变了中印两大文明相处的条件，两国虽均非西方国际政治理论所定义的民族-国家，但决定民族-国家间关系的各种因素都已加入到中印关系中，需要两国重新审视相互关系的性质和意义。从这个角度衡量中印后来发生的冲突，应当说这类冲突既非意外，也不是非常激烈的，尽管冲突也许更加唤醒了两国关系中存在的地缘政治因素。这是从理论的消极意义上看印度对中国的重要性。
在积极意义上，印度对中国的重要性体现在多个方面。正如很多分析一再指出，中印同为古老文明，互为紧邻，虽有天然的地理阻隔，但两国历史上传承的合作交流对两个亚洲大国的发展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最著名的当然是诞生于印度的佛教传到中国，对华夏文化的锻造整合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今天没有人能想象可以有一个没有佛教的中国文化，或者说印度对中国文化的完整性做出了杰出的贡献。然而这不是印度对中国具有战略重要性的主要方面。在现代国际政治意义上，国与国之间的文化传承和交流发挥的作用是长期的，也可能是隐蔽的，远不及地缘政治利益体现的那么急迫和重要，更不用说吸引舆论和国际社会的关注了。因此，讨论印度对中国的战略重要性，主要也是讨论体现在地缘政治领域的若干比较突出的方面。
首先，印度是一个正在快速发展的巨大邻国，其广袤的国土和巨量的人口都预示着这个国家未来的发展潜力。关于印度未来发展是否与中国形成互不相容的局面，在两国领导层的共同努力下，至少在观念上双方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其代表性的观点见于印度总理曼·辛格2008年访问中国在中国社科院发表演讲时所阐述的，即“世界足够大，可以让印度和中国在加强合作的同时共同发展和繁荣”。[4]印度总理的这个观点得到中方的赞赏，并在其后中印领导人会晤时一再得到肯定和发扬，说明双方都意识到建立恰当的可持续的中印关系需要包容的积极观念，而这种观念必定是基于正确认识对方之地位和作用的。虽然仅凭领导人的一个说法尚无法肯定中印两国必然为对方的发展而鼓舞，但从双方近年来在经贸投资金融诸领域的积极互动来观察，可以肯定双方互相包容的趋势在上升，重视对方发展所带来的机遇的因素也在上升。
其次，在中国构建稳定周边的战略中，印度及其南亚地区是重要一环。周边地区是中国对外战略的重点，稳定周边是中国始终坚持的外交目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睦邻友好政策为稳定周边做出了重要贡献，成为中国赢得和平国际环境的重要标志，使国家的发展目标得到跨越式实现，加速了中国成长为全球大国的进程。但由于这个进程的快速发展，中国的周边环境也在发生急剧改变，以东海南海发生的争端为标志，中国的周边地区正在呈现新的格局，需要中国有新的对策。在这个过程中，以印度为代表的南亚周边将成为中国制定新的周边战略的一个重要考量。
再者，在全球政治演进格局中，中印是新兴大国的代表，这意味着国际政治格局如果要发生重大改变，中印多半是主要驱动力。在这个预期的进程中，中印如何相处或者是否携手合作就成为关键。由于这个原因，目前仍然主宰国际体系的西方国家将高度关注这个问题，事实上，早在新世纪初，美国已经觉察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如在小布什入主白宫后担任其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赖斯就曾分析，“美国应当更密切地关注印度在地区平衡中的作用。现在有一种强烈的概念上的趋势，那就是把印度与巴基斯坦联系在一起，就是关于克什米尔问题的，或这两个国家的核竞争。但印度是中国要考量的一个因素，印度也应当成为美国考量的因素。印度还不是一个大国，但有潜力成长为一个大国。”[5]美国出于其战略利益的考量，要将印度与巴基斯坦脱钩，旨在将印度与中国挂钩，重新定义印度的战略地位对美国的意义，这个设想在小布什任职期间全部实现，在其2006年3月对印度的正式访问中声称美国要“帮助印度成长为全球大国”。虽然美国调整对印度政策与其在南亚反恐有关系，但印度作为新兴大国所具有的战略意义显然超越了反恐的范畴，从美国政要的言论中可以明显观察到印度在美国看来具有的所谓战略平衡作用，其平衡的对象显然是中国。美国的这个转变对中国如何看印度应有一定的启示意义，美国对印度的看法或可从另一个角度验证印度在中国对外战略中的身份特征。这种身份特征既是基于印度固有的体量和地理位置而体现出来的地缘政治涵义，也显示出印度作为新兴大国在快速变化中所具有的不确定特点。
二、作为新型大国关系衍生的中印关系
中国新一届领导层就中美关系未来发展模式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是中国对外战略提纲挈领的构想。倡议提出后，中国学界就此进行了大量探讨，旨在充实该战略构想的具体内容，并由此解读中国在新时期应该确定何种全球战略。因此，关于习近平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究竟只是关于未来中美关系的发展，还是涉及中国对外战略中与其他大国关系的一种更为广泛的战略设计，是值得思考的课题。中国官员对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所做的解释固然突出了中国对中美关系的愿景展望，[6]但正如很多学者指出，关于新型大国关系的官方解释显然具有超出中美双边关系的涵义。由于中国的快速发展，以及其他新兴大国的崛起，后冷战时期的国际格局正在发生重要的变化，而大国关系的重新调整与定义正是关键性的变化之一，无论从理论还是政策层面上看，这种变化不但涉及所谓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的关系，而且也必然涉及新兴大国之间的关系，甚至从历史的经验观察，例如20世纪发生的权力交替更换，其实并不是在以美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和以英国为代表的守成大国之间发生的，而是在同为新兴大国之间的美国与德国的较量中得以最终完成的。中印关系虽然与当年的美德关系毫无共同之处，在可预见的未来，也不存在中印争夺国际体系主导权的问题，但中印同为新兴大国，在迄今仍由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中都是处于上升态势的发展中大国，相对于这个体系有着类似的地位，因而也非常可能有类似的不满，这对于中国希望构建的新型大国关系，究竟有着什么样的意义呢？
首先，印度在中国的关于国际政治格局的描述中是否已经被视为大国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尽管中国对什么样的国家才是真正的大国，在学理上并无明确定义，但印度在中国的国际政治规范用语中从没有被视为大国，而是加上定语的大国，如发展中大国，新兴大国等，虽然也是大国，但和中国学界通常理解的全球性大国仍然存在区别。中国学界对全球性大国的理解着重于能够在全球范围发挥较大政治和经济影响的国家，例如俄罗斯、日本等，前者虽然没有经济大国的实力，但对全球政治事务有着不容置疑的影响力；后者虽然完全谈不上拥有全球性政治影响力，但其经济地位和作用确实具有全球性影响。诸如此类的标准尽管谈不上是精确科学的定义，但透过此可以理解所谓全球性影响力是一个介于或融合政治与经济双重指标的模糊标准，根据这个标准，印度既不是在政治上或安全问题上具有如俄罗斯这样的影响力的大国，在经济上也远不具备如日本这样的地位，因此很难将其置于中国所认定的大国类别。
第二，虽然中国并不把印度定义为中国所认定的大国，但这并没有降低印度对中国的重要性。中国新一届领导就位后，对中印关系高度重视，习近平强调“中方视中印关系为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并认为双方已经“深化了妥善处理分歧、谋求共同发展的友好相处之道。”[7]中国最高领导人对中印关系的最新看法至少传达了几个重要信息。一是中方承认双方存在分歧，二是共同发展是两国的战略目标，三是双方努力朝着友好相处前进，在此基础上，建立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这些信息反映了中国已经意识到印度在中国对外战略中具有的重要地位。从习近平所谈的中印“相处之道”可以观察到中方所主张的新型大国关系相类似的理念，即“不对抗，不冲突，相互尊重，合作共赢”，其精神是相通的，这反映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即中国所主张的新型大国关系虽不必将中印关系包括在其中，但以类似的理念和政策来处理中印关系却是符合中国的长远战略目标的，并且在中印共同崛起的进程中，这样的理念和政策将越来越体现出中国对外战略的全球坐标，其发展方向与世界体系的演变是基本一致的。换言之，如果美国的全球霸权地位不可避免地逐渐衰落下去，则中国主张的新型大国关系也必将是中国与其他新兴大国关系的发展方向，即使目前还没有现实化和具体化。在这个过程中，印度的地位显然非常突出。
第三，在中国向美国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构想中，相互尊重平等相待是重要的基础，即中国希望美国视中国为平等的伙伴，提出这个看法的前提是中国与美国的国力差距在急剧缩小，但美国仍然是国际体系中国力最强大的国家。根据世界银行数据，2012年中国的GDP总量是8.227万亿美元，美国是16.24万亿美元，印度则为1.842万亿美元，[8]也就是说中国提出构建新兴大国关系时，中国的经济体量大约是美国的一半，显然两国的力量对比是非均衡的，尽管中国的高速成长预示着中国可能很快在经济产出总量上追及美国，不过在目前，中国的国力仍然远远不及美国，这个事实与新型大国关系理念是什么关系呢？至少可以推断，在双边关系处于非均衡状态时，提出平等相待互相尊重要求的通常是较弱的一方。此外，一个相对较弱的国家要求较强的一方“平等对待互相尊重”，在现实政治中可行性究竟如何是一个尚待观察的问题。从中美关系发展的现状和趋势来看，应当说，决定双方能否成功建立起“相互尊重”平等关系的因素主要在美方，即较强的一方如果意识到“相互尊重”确实对其有利并采取从观念到行为各方面的调整，则建立平等关系的前景必定比较良好，反之，当然就很难将该种理念真正体现于政策实践中。这对中印关系有着一定的参考意义。
根据上述推断，可以合理地假设，中印关系在目前实际存在的非均衡状态下，特别是双方力量上的差距还在加速扩大的前提下，中方不大可能向印度提出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主张，而且如果双方也主张要建立“相互尊重平等对待”的关系，也应该是印度方面更积极主动，一如在中美关系中中方更积极主动那样。尽管在现实政治中并未见到印度的类似行为，不过谋求与中国建立平等的地位，特别是这种平等地位如果系指双方在国际体系中的影响和作用而言，那显然是印度一直以来追求的目标，即印度长期来始终坚持的大国地位。因此可以假设，尽管印度并未向中国提出类似后者向美国提出的想法，但这种动机是存在的。这种假设如果成立，则对中国的对印度政策提供了新的思路。
最后，新型大国关系是中国关于在特定国际格局中一部分国家之间的关系应该如何发展的描述。中国反对将一个新兴大国的崛起表述为必定与既有的大国进行争夺，乃至冲突，相反，中国认为“国强必霸”是一种“陈旧的逻辑”，从而否定了中国将与其他大国争夺主导权的前景。[9]根据这个逻辑，既然中国无意与美国争夺主导权，就更没有理由认为中国将与其他新兴大国争夺。从这个角度出发，中印在新的国际体系中如何相处的问题所具有的合理性就可以在关于新型大国关系的讨论中得到分析阐述，尽管印度尚不是具有全球性影响的大国。将中印关系置于这个框架中予以分析的主要意义在于理解这两个具有巨大潜力的新兴大国究竟将在未来的国际体系中占有何种地位，以及她们之间的关系将如何影响她们各自的地位等等，在这个意义上，中印关系可以被视为新型大国关系的一种特殊的衍生，即它还不是中国所定义的新型大国关系，但其未来发展的趋势与潜在的影响将成为新型大国关系有效与否的典型例证。
中国对印度政策在两个层面上已然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其一是中国的周边战略，另一是“金砖国家”合作框架。这两个层面在中国的对外战略中各有侧重，两者之间的逻辑联系则不太明显。从新型大国关系角度考察中国对印政策，或可构建上述两者间新的关联。
在中国的周边战略中，印度是西南周边国际环境的举足轻重因素，这既包括中印双边关系中仍然存在的问题，也体现在中国寻求打造睦邻合作结构时面临的整体性挑战。在地区层面上，中国向来将印度视为大国，是中国南亚战略的一个决定性因素。新世纪以来，中国对印政策在经过上世纪90年代的大幅起伏后走上平稳发展的路径，虽然两国间的重要问题大抵都没有解决，但中国坚持的“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方针显然同样适用于对印政策，因为一个敌对的印度在任何意义上都不符合中国的利益，这些利益集中起来，首先就是构建稳定和平的周边。2003年印度总理瓦杰帕伊访华，中国当时就任不久的新领导人与印方就如何构建面向未来的中印关系进行了广泛全面的讨论，最终达成构建中印“全面的建设性合作伙伴关系”共识，[10]，这拉开了两国在新世纪全面合作的序幕。在这一轮和解，以及嗣后2005年中国总理温家宝访问印度，双方更将两国关系升格为“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反映了中方重视印度的战略地位和作用。[11]从中国的目标看，印度的战略地位和作用首先就体现在印度所处的南亚，以及进而也同样体现在印度推行“东向”政策后在亚太地区日益上升的活动中。印度的行为和现实及潜在的目标构成中国制定周边战略的一个重要考量，因此尽管印度远远不是一个全球性大国，但对中国的影响不容忽视。
在新兴大国的合作框架内中印的互动是中国对外战略的另一个层面，“金砖”国家是代表性机制，此外还有G20等更为广泛的国际机制。作为新兴大国的代名词，“金砖”国家是二战后国际体系中最具潜力的后起大国的合作平台，在未来的国际体系变化中很可能扮演关键角色，其最新例证是2014年3月俄罗斯-乌克兰危机爆发，西方国家动用联合国表决机器，在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认定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非法”，但值得注意的是所有其他“金砖”国家，即中国印度巴西南非都投弃权票，没有支持西方的动议，有学者就指出，尽管“金砖”国家集团受到某些成员国之间存在的敌意的制约，但“（她们）经常通过共同支持反西方或至少是后西方的立场，试图战胜集团内部的这些挑战。”[12]这个分析似乎特别适用于中印在此框架内的现实与潜在合作。同为新兴大国，中印间固然存在历史遗留问题和矛盾，但两国在国际体系中相类似的地位，即两国均非现行国际体系的创立者，以及两国都希望至少是“修正”该体系中已经确立的规则和范式，这些特点决定了两国在更为广阔的国际体系范畴中是有着共同利益和立场的，但在现行的体系中，能够提供合作的架构和平台仍然有待发掘，而“金砖”国家是可以实现这种合作的可能机制之一。值得注意的是提出“金砖”概念的并非是新兴大国，而是发达国家的研究者，说明发达国家实际上已经注意到新兴大国的一些重要的共同点，或曰利益汇合点。由于中印关系仍存在一些难题，因此西方国家一般都倾向于扩大两国间的矛盾，忽略或故意不提两国存在的共同利益，特别是这些利益汇合点往往与发达国家的利益相悖，这在关于全球气候变化和排放控制、世贸组织框架内关于贸易规则的谈判、国际金融机制改革与管理等领域都有体现。
中国主张在国际体系中加强与印度的合作，其出发点可能有若干要素。首先是中国对两国同为新兴大国的身份特征有认同。2013年3月，习近平在赴南非德班出席“金砖国家第五次峰会”前夕回答印度记者问题时指出，“中国和印度有着传统友好关系，也是两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两国人口加起来超过25亿。中印一起走和平发展、合作发展道路，是两国共同利益所在，对亚洲和世界也是一件大好事。”[13]这不是第一次中国领导人将中印置于同类国家，说明这个意识在中国对印度政策中确实具有重要的地位。其次是中国可能认为面对来自西方大国的压力时，中印需要加以克服的挑战和问题也是类似的，如全球气候问题和排放控制，在国际机构和媒体，西方的分析通常将中国和印度相提并论，这自然促使中国寻求与印度在一些关键问题上的共识。再者，尽管中国无意挑战现行国际体系，更愿意在现行国际规范和制度的框架下通过加强合作来谋求自身的正当权益，但如果创建现行体系的西方大国不可避免地衰落下去而无法或无能管理，以至于新兴大国的利益受到严重挑战，在这种情况下，改变和创建新的规范与制度的必要性必然出现，能够接受这种挑战的非新兴大国莫属，与此同时，也必须看到，以新兴大国的能力而言，在可预见的未来，她们可能都不具备单独承担此项重任的条件，因此就必须寻求潜在的合作伙伴。中印虽然并非天然的伙伴，甚至还可能是天然的竞争者，但在共同利益面前，合作的需要会上升。中国作为新兴大国的代表，亦是“金砖”国家机制的领导国家，将印度视为该合作机制中重要的合作伙伴是题中应有之义。此外，相对于中国期望的其他合作领域，如在地区层面和次地区层面，中印在诸如“金砖”机制这样的框架内合作所遇到的阻力可能比较小，也是便于推行从易到难的政策实践，而双方在比如说东亚、东南亚和南亚等地区层面显然将遇到更多的困难。
新型大国关系强调两大原则，一是双方努力不冲突不对抗，另一是努力寻求合作共赢。这两大原则在上述关于中印关系的两个方面都有着特殊的适用性。在实现中国的稳定周边创造和平周边环境方面，中印双方如何做到不冲突不对抗是未来考验两国决策层智慧的重要方面。从新世纪以来的经验来看，双方虽然在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方面投入巨大，也取得了显著的进展，例如2005年签订的解决边界问题的政治指导原则框架协议就是两国历史上第一次就解决边界问题达成的正式协议，尽管这还远远不是最后的解决方案。另一方面也可以观察到，由于边界争端的持久历史和涉及的利益层面特别巨大，达成最终解决方案对双方都是严峻的挑战，也不可能设定任何时间表。在此背景下，如何保持边境地区的稳定与和平，防止双方因没有解决的矛盾，特别是对边界争端的历史的解读，以及对“实际控制线”的认识差异等问题，而产生新的冲突与对抗。因此，不冲突不对抗原则在中印关系中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例如2013年4月在有争议的西段边界发生的所谓“帐篷对峙”事件比较典型地反映了维护边境地区和平与安宁的重要性。[14]同年10月，印度总理辛格访华，双方达成“边防合作协议”，正如中国学者指出，“中印之间的最大问题是两国边界悬而未决，维护边境相安无事有相当难度，而这份协议就是在中印边界问题重趋突出的时刻，担当起了维护边境地区和平、稳定和安宁的艰巨使命。”[15]而中国积极推进与印度共同维护两国政治与安全关系的稳定发展，正是新型大国关系原则的贯彻。
中印合作共赢原则在国际领域体现最为充分，双方的合作精神在利益交汇之处是显而易见的。无论是在温室气体排放，还是在贸易规则制定，或者是国际金融机构改革，一系列双方有着共同利益的领域，寻求合作协调事实上并不困难。而新型大国关系原则传达的精神并不是大国间没有矛盾，而是坚持在可以合作的领域做出各自的努力。中国的对印战略所遵循的基本思路正是以此为指导，即使在印度方面有时并不能得到充分理解，例如在安理会改革的问题上，虽然中方一直强调支持印度在联合国发挥更大作用，但由于国际社会迄今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共识，而印度参与的“4国集团”在国际上根本得不到普遍支持，在此背景下，中国没有发表支持印度“入常”的公开声明完全是一种策略性选择。因此中国并不因为印度媒体或某些人士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而动摇与印度在国际组织与机制内的合作意向。预期中国对印战略将继续沿着这个方向前进。
综上所述，新型大国关系虽然不适合用于描述和分析目前的中印关系，但其精神和原则已经贯穿于两国关系的发展实践中，并且有理由预测在中国的对外战略中，中印关系有较强潜力可发展成中国预期的新型大国关系，因而也有同样理由可以认为目前的中印关系是新型大国关系的合理衍生。
注释：
[1]2006年3月布什总统访问印度在新德里红堡发表演讲中做的承诺。The Hindustan Times，2006年3月6日。
[2]温家宝总理答记者问，人民日报，2005年3月14日，北京
[3]印度虽是承认新中国的第一个非社会主义国家，但两国一开始就围绕印度与中国西藏地区的贸易通商关系进行了艰苦的谈判，直至1954年才达成相关的协议，中国最终同意印度保留在西藏地区的贸易机构，但坚决拒绝了印方提出的保留具有外交代表权的任何机构的要求。
[4]“印度总理辛格在中国社科院发表演讲”，2008年1月15日http：//www.China.com.cn/zhibo/2008-01/15/content_9530960.htm
[5]Condoleezza Rice：Campaign 2000：Promot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Foreign Affairs，Jan/Feb.2000
[6]例如，王毅外长指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是习近平在安纳伯格庄园会晤奥巴马总统时所提出的对新型大国关系的概括，见“王毅在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就中美关系发表演讲”，2013年9月21日，http：//world.people.com.cn/n/2013/0922/c1002-22984402.html
[7]“习近平接受金砖国家媒体联合采访”，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3/0320/c1024-20845460-2.html
[8]http：//data.worldbank.org/country/
[9]“习近平在德国发表演讲：历史是最好的老师”，2014年3月29日，http：//news.sina.com.cn/c/2014-03-29/162829821355.shtml
[10]“中国和印度两国关系原则和全面合作的宣言”，2003年6月24日，http：//news.sina.com.cn/c/2003-06-24/22521217605.shtml
[11]在关于双方关系新的定义如何产生的解读上，很多看法均认为是中方主动提出，并得到印度方面的积极回应，从而使双方的伙伴关系至少在定义上得到新的提升。如确系中方主动提出，则该案例可说明中国在对印政策的新思路。
[12]“金砖国家力挺俄罗斯‘发人深省’”，日本《外交学者》杂志，2014年3月31日，转引自“参考消息”，2014年4月2日
[13]“习近平答金砖国家记者问”，3013年3月21日，http：//cpc.people.com.cn/n/2013/0321/c64094-20862471-2.html
[14]所谓“帐篷对峙”事件，系指2013年4月18日至5月7日，中印边境巡逻部队在西段边界争议地区围绕“实际控制线”发生的争执，高潮时双方士兵先后搭起帐篷，互不退让，最终通过协商，和平解决了争端，为随后印度外长库尔希德于5月9日访华和李克强总理5月19日访印铺平了道路。
[15]毛四维：中印《边防合作协议》解读，2013年10月29日，http：//blog.ifeng.com/article/30971160.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