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牙利是个小国，原材料匮乏，人口只有1000万。目前其领土上没有爆发内战，也没有出现什么民众起义或恐怖行动。它一直未被卷入任何战争，不曾面临即时破产的威胁。那么，为何匈牙利发生的事情仍然不可掉以轻心呢？因为属于北约和欧盟一员的匈牙利，正在抛弃1989-1990年政权更迭时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民主、法治国家、自由工作的公民社会、多元化的精神生活，在全世界众目睽睽之下攻击私有财产和自由市场机制；而且，它是在地缘政治局势日益紧张的阴霾里进行着这一切。
一
我们先从整体来谈谈以下的国家：保加利亚、捷克共和国、爱沙尼亚、克罗地亚、波兰、拉脱维亚、立陶宛、马其顿、匈牙利、罗马尼亚、塞尔维亚、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亚。所有这些目前独立的国家都在1989-1990年到达了一个关键拐点。之前，它们或作为独立国家或作为某国分离出来的单独部分，由共产党执政并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运作。然后制度变迁开始。各国转变的结构和速度互不相同。所有这些国家，包括匈牙利，都出现了严重的故障；前进一步之后紧跟着的往往是一段衰退期。然而，尽管变化千姿百态，到了2010年的时候，转变的主要方向却逐渐趋同：向以法治和私有制为主导的市场经济迈进。
匈牙利是这十五个国家里的第一个，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个急剧转弯、果断朝相反方向进发的国家。在2010年的选举中，青民盟组成的联盟——欧尔班·维克托领导的匈牙利公民联盟与基督教民主人民党（以下简称青民盟），获得了压倒性的胜利。转变正是在那时开始。
1.时至2010年，匈牙利已经确立民主的基本制度——只不过随着U型大转变的来临，这些制度开始遭到系统性破坏。而实际上，匈牙利已经在相当大程度上实现了民主制度。
在实际运作中，行政和立法部门不再分离，因为自视站在权力巅峰的政治领袖欧尔班·维克托不遗余力地牢牢控制着它们。议会内外根本没人在做意义重大的法案筹备工作。议会本身已经蜕变为法律工厂，其生产线偶尔会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运转：2010-2014年间，超过88部法案在一周里被抛出进行投票表决；几乎一天内或第二天就出台13部。毫无例外的，每次丑闻爆发，本该由有反对派有效参与的议会委员会客观进行的幕后调查均被挫败。接近权力中心的那群“可靠”人物在宪法法院、审计机关、财政局、竞争管理机构（负责实施鼓励竞争法的办公室）、监察员办公室和中央统计局，以及税务机关等组织中占据着决策位置，这些组织在法律上不受行政部门的制约，而在真正的民主国家，它们作为制衡力量，监督行政和立法部门。
2.在2010年，法治国家的基本制度已经形成；然而由于U型大转变，这些制度或被废除或被显著削弱。匈牙利的新宪法由青民盟内部一个小团队起草，随后并没有展开广泛的公开讨论。所有的异议一概不予理睬，宪法在极短的时间内挤过了“法律工厂”各种有缺陷的过滤器。优秀的匈牙利和外国法律专家立马就（但徒劳地）指出，宪法文本错谬百出。文本中的众多条款只为满足当权者的切身政治需要，以致被官方称为《根本法》(Fundmental Law)的这堆文件不得不五易其稿。在2011-2013年间，陆续通过32部所谓“重要法律条”（cardinal laws）来补充《根本法》，未来议会只需三分之二多数票就能修改这些法律。这一系列法律几乎覆盖了国家生活的方方面面。
法治国家的一条基本原则是，没有人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哪怕是那些手握最大权力的人。法律必须得到尊重。但在匈牙利，情况已经改变：掌权者能够把任何决定迅速抬为法律，既畅通无阻又轻而易举。他们放行具有追溯力的法律，却漠视针对这类立法的禁止可以追溯到古罗马时代。如果他们想给某个人或某个组织安排特别优厚的待遇，就会玩弄合法手腕，以颁布法律的形式来确保实际上的偏袒。
现在我们来谈谈国家的司法部门，匈牙利的检察机关是一个集权组织。理论上它是独立的，不受政府约束。然而在现实中，并且也是最重要的，首席检察官由掌控最高权力的人选出，接着由议会做出纯粹形式上的任命，在那之后议会就再也不能对他进行有效控制了。首席检察官通过他所领导的阶层执行中央意志。除一些微不足道的特例外，所有的社会丑闻和涉及与当前执政党关系密切的个人腐败案件，其调查都在刑事诉讼的侦查或起诉阶段遇到阻碍。另一方面，检察机关一直倾全力对付与反对派有关的其他经济丑闻和腐败案件。戏剧性的逮捕场面壮观华丽，让一窝蜂拥来的镁光灯们过足了瘾。往往是调查仍在进行过程中，各种令人难堪的真相便已泄露。为确保这类案件送达法院，他们其实还是蛮拼的，虽然大多数情况下因为证据不足，指控在审查起诉阶段就被撤销了或者被法院驳回指控。而值得注意的是，真相泄漏的时机、提起诉讼的时机，以及法庭听证会每每与政治日程表上的某些事件发生巧合：意欲摧毁对手声誉的地雷总是在选举前夕爆炸。
我们又似乎在见证执政政治集团赤裸裸想掌控法院的企图。2010年之前接受任命的最高法院院长，在任期届满前就被早早免职了。新机构——国家司法局（National Office for the Judiciary）横空出世，打一开始便攫取了极其广泛的权力：不仅可以任命法官，还能决定哪些案件该由哪些法院审理。最后，由于匈牙利国内和来自国外的抗议，司法局的授权范围才有所收敛，但它的影响力依然不容小觑。法官的退休年龄规定明显不同于平均年龄限制和以往的标准，结果是老一代人被炒了鱿鱼。它妨害了在司法系统居领导地位的若干法官，他们早在当前统治集团上台前已获委任，后来这项措施被相关的国际法庭终止，因此，受牵连的人至少得到了道德赔偿，但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都无法重返原来的领导职位。
众多司法人员挣脱不了政府措施的恐吓效应。一些送交法院的案件附带了政治后果，而且公正的业内专家认为，某些判决正朝着有利于青民盟政策的方向倾斜。谁都不敢对这类案件的数量表达意见。但可以肯定且令人鼓舞的是，政府还没能像控制其他领域那样控制司法部门。
3.到了2010年，私有制（而不是国家所有制）成为主要的所有制形式。然而自从发生了U型大转变，私有财产已经成为法律、经济和意识形态频繁攻击的目标；国有部门的重要性和影响力再次上升。私人养老基金国有化从雇主和雇员的强制性缴费中汲取资金，此举借助独特的法律手段得以推行，严重冲击了尊重私有财产的原则。储蓄贷款合作社部门被间接国有化。国有部门向银行、能源、公共工程、运输、媒体和广告等各行各业大幅扩张。这些领域并不经常使用变相没收的严厉手段，而是改为购买财产权。在许多情况下，原来的物主被逼到一个无可奈何的境地：除了把个人财产以远低于其市场价值的价格卖给国家外，别无选择。
4.2010年之前，权力分散机制在协调各种活动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U型大转变使加强中央集权的趋势变得锐不可当。
这主要体现在政府行政管理方面。政权更迭的重要成果之一是地方政府的权力显著增大。倒退的最明显标志是学校和医院不再隶属于地方政府，而是由中央政府的各种部门管理。这即便从全球范围来看也是史无前例的——一个畸形官僚巨头已经诞生，它可以越过教师、家长和地方政府决定成千上万所学校的师资、课程和财务事项。
对中央集权的执念（在许多方面都交织着上述国有化倾向），侵袭了社会的几乎所有领域：越来越多问题都要由最高层裁决。金字塔式的纵向层级体系已经形成并且固化，最高领导人盘踞于塔的顶端。在他之下，站着他一手提拔的心腹，时刻准备着服从他的每道命令，对他忠贞无比。再往下，是金字塔的低一层：每个位置的人员选拔取决于他们对政权的忠诚度。务必理所当然地服从命令将各下属和他或她的上级紧紧联系起来。唯独顶端的领导者才不用听命于上级，唯独那些处在非常低层的人不能发号施令。夹在中间层级的其他人则既是仆人又是主人。坚持到底，一步一步向上攀登金字塔，对他们才是有利的。他们的位置并不由选举决定，而是通过服务和奉承赢取上级的信任，或至少要无条件的温驯恭顺。无数公职人员，包括那些在国有教育和卫生部门工作的人，都备感无助：几乎人人噤若寒蝉，毕竟大家都怕饭碗不保。这个政权如此强健，部分原因是它的确可以利用绝大多数人的恐惧以及 “保持低调和服从”的心态，因为他们仰仗于这个政权。
公民社会——不受国家官僚机构控制的众多非市场化组织和社团，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权力分散机制。二十几年来，这些组织和社团也已有所发展，而且成为一种监督手段，缺了它们将无法揭露和打击权力滥用行为。U型大转变的一个症状就是有条不紊地侵扰公民社会。议会起草法案期间，工会和其他相关组织无权置喙。如果有关人士以声明或示威形式表达自己的观点，也会被当成是耳边风。匈牙利政府谋划干预挪威向匈牙利民间社会提供慷慨援助，以致挪威政府愤而抗议一事，就闹得沸沸扬扬。
描述这一逆转过程时，我没有讨论引发U型大转变的原因。这里给大家提一提其中的几个重要因素：1990-2010年间政府犯下的严重错误和议会内外的政党运作，腐败现象的蔓延，大规模失业造成的创伤，社会不平等的加剧，以及寄过高期望制度变迁而导致很大一部分人陷入了失望。实现成熟的民主体系需要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匈牙利只是刚刚启动了学习进程。对过去的历史进行彻底的因果分析将是必要的；不过，这一点超出了本文的讨论范围。所以，我打算仅仅研究始于2010年选举的那段新时期。
二
说到经济活动的协调机制，U型大转弯的比喻说法就不适用了，称它为“犹豫不决的半转弯”可能更精确些。制度变迁后的头二十年里，市场机制在匈牙利占据了主导地位，甚至维持到了2010年后。和以前一样，国家和市场继续共存互利：假如没有现代化的经济体系，这两种社会形态也将无法并存且发挥互惠影响。欧尔班·维克托政权带来的变化是，如今国家冲击经济的方式较2010年之前政府的所作所为更加激进：管控经济的动作越来越多。在很多方面都是如此。
我们并非在谈一小撮寡头执政者为了建章立制、推行符合自身利益的措施，所以推行“政府俘获”。这个过程的方向恰好是相反的。欧尔班和那些紧随他站在政治权力顶峰的人们，决定着谁将成为寡头，或谁应当继续保持寡头地位，以及他的权力范围应该伸展到多远。在较低层面也发生了类似的事情。政治因素可以推翻市场竞争的自然选择。“最重要的是，我们的人要在公开采购招标中获胜，取得运营烟草店或赌场的许可，拿下那块国有土地的使用权。”烟草店、赌场和土地使用权全都按照资本主义的原则运作，但与此同时，政治家/官僚和资本主义企业家之间确立了庇护主义（clientelism）——一种封建式的主仆依赖关系。
一个新名词“Fidesz-kozeli ceg”已经进入匈牙利人的日常生活，意思是“近青民盟公司”。这类公司不附属于政党，但公司的唯一或主要所有者与政治中心是裙带关系。这种联盟也许早在大学里或政党成立时便已开始；又或者，个人的职业生涯可能已经包括了一系列政治、官僚和商业活动。“裙带资本主义”就这样演化而出。政商两界盘根错节是一个全球现象，并为无处不在的腐败提供了沃土。除此之外， U型大转变还在匈牙利创造了糟糕的社会环境：那些以国家权力作后盾，理应对抗商业、政治和政府的纠缠关系并反对腐败的组织，恰恰无法相互独立，它们本身就是同一部机器上的齿轮。腐败政客或官僚就像是黑手党成员，知道黑手党国家会庇护自己，所以他们才不学那些为揭露腐败承担个人风险的“告密者”。后者得不到足够的保护，反倒经常会被骚扰，甚至遭受“人身攻击”。
欧尔班·维克托及其经济政策的执行者动不动就强调国家需要更多的收入，而这不会成为人民的负担，也不会让人民“节衣缩食”。新的税收将用公司利润来缴纳。和昔日强制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美好时光一样，“利润”背后的潜台词就是“坏”。普通税负之外还有特殊的超级税负，用于劫掠所有行业的利益，尤其是银行、电信、保险、家用能源供应，以及其他一些部门。特殊税收促成一个事实，即靠自身利润提供资金的私人公司，其投资规模不是陷入停滞就是几无增长。不可预知的税收政策、法律的不确定性和反资本主义言辞抑制了“动物精神”，即私人投资偏好。2超乎寻常的税收负担虽然确保了预算平衡，可以让那些对这个指标过度敏感的国际组织和信用评级机构安心，但是破坏了促进经济增长和技术发展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即私人投资偏好）。何况，别以为额外的重负仅仅打击了公司，只要有可能，公司它们就会把额外成本转嫁到消费者身上。
在公司被征高额税收的同时，基于股息的个人税收负担大幅减轻。青民盟政府首先出台的措施之一就是取消个人累进所得税，代之以16%的统一税率，同时把增值税提高到前所未有的27%。据了解，相对于给定的家庭收入，这些税率给低收入者的生活水平造成的负担比收入较高者更大。政府宣传机构声称，经过价格上限管制，家庭对公共事业的支出大大减少了，还把这视为了不起的成就。事实是，这个价格上限政策更有利于富人，统一税率越高，富人使用的电、煤气和水越多，产生的垃圾越厚，他们就越能省下更多的钱。大家对社会主义时期人为压低价格的后果再熟悉不过了。公司亏损了，最后不得不靠纳税人凑钱度日。
限制价格机制运作，是刚刚所讨论的普遍现象的一个重要特征：国家严重倚赖私营部门，并使用行政微观干预、微调控制和过度监管等手段。每位研究过市场失灵理论的经济学家都知道，适当的监管和准确的干预可以纠正由不受控制的市场机制引起的许多问题。然而，这一理论至少是隐含地假定，国家是为公共利益服务的，应当专业而不带偏见地实施管理。如果监管的操作杆握在无能甚或腐败的人手上，会发生什么情况？如果一个国家的主人利用国家机构维护自己对经济的干预权力，又会发生什么情况？这类干预如此频繁地发生，如此深入地影响经济协调过程，匈牙利在这个领域的“半转弯”迟早也会演化为U型大转变。
青民盟推行的经济政策无法赢得保守经济学家的认可，因为那些政策导致市场机制发生剧变，并威及私有财产。另外，它还激起了自由派经济学家的愤慨，这些人对收入分配的不公十分敏感。不仅仅是上面提及的税收政策，其他各种措施谅必也会令他们感到厌恶。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的追随者一定不要让自己被总就业统计数据蒙蔽了。萧条之后的复苏姗姗来迟，私营部门几乎创造不出新的工作。在“公共事业”部门就业的人日益增多，被寄予补偿私人部门就业不足的厚望。可这些人的报酬都在最低水平，只是平均工资的60%，基本处于恶劣境况；他们没有被引导进入就业市场，而是长期保持着那种辱没人格的状态。贫穷和社会排斥现象正以惊人的速度加剧。开明的社会绝不会容忍嘲笑赤贫的论调，也不会姑息那种借市长政令将无家可归者赶出城市的行径。
任何企图把匈牙利政府的经济政策生硬地分类为“右翼”或“左翼”的念头都失之偏颇。政府从没想过要恢复社会主义制度，尽管某些现象离奇地让人联想起社会主义时代。欧尔班政权不仅兼容资本主义，而且其权力金字塔中的每位成员都爱利用资本主义提供的机会谋取私利。当他们向银行或其他部门发动攻击，他们会立即与这家或那家银行达成某项特殊协议，或是在电视摄像机前和这个或那个大公司签署“战略合约”。正所谓“分而治之！”就让我们别再进行左右划分，而是从另外的角度聚焦经济：什么才最有利于现有权力结构的生存、中央意志的力量、权力金字塔高层的利益（包括他们的经济利益）？蓦然间，一切都水落石出了，我们终于清楚为什么某个新机构或新法律能应运而生。
三
匈牙利的外国朋友、知识分子、记者、政治和经济分析家以及外交官和政治家，所有关心这里所发生的事情的人，都在不经意间掉入各种陷阱或误区。其中之一就是高估了法律条文的价值。首先，青民盟政府创建了一部无法保证中央银行完全独立的法律。不仅是媒体，就连强干的国际组织也施压要求匈牙利政府修改这套法律。最后大家如愿以偿。那些要求改变的人以为他们大功告成了。布达佩斯的宣传家们借机展现匈牙利政府是如何灵活变通和愿意妥协。实际上，法律法规发生了什么无关紧要。被总理公开誉为“右手”的马托尔奇·捷尔吉辞去财政部长一职，跨出政府部门后，径直跑到几百码处的匈牙利国家银行，当起了理论上独立的银行总裁。无一例外的，央行最高机构——货币委员会的每一位成员，均由最高领导人和他的顾问们钦点；大家全都是权力这部牢固机器的忠诚分子。
根据法律条文，每一个选拔过程都要遵守各种看似中立的法律法规。例如，针对某个职位，先由现任首相提名一位候选人，有决定权的议会委员会发表意见，然后由共和国总统任命。至于其他职位，议会不仅可以表达对候选人的评价，还可以做出最终选择。这重要吗？议会委员会的大部分成员（三分之二多数）甚至共和国总统，都是权力机器上的齿轮。
还有一个重要例子，看看政权如何让报刊、电视、广播和其他通信手段为己所用。这里讨论的，无外乎“第四部门权力”的独立性，这是真正的民主国家最重要的一个制衡权。经欧盟主管机构和国际媒体不厌其详地反复谈论中央指定媒体是否获得了过多授权的问题后，涉及媒体的一些法律法规终于得到修订。批评家认为这是一个胜利。然而，欧尔班·维克托和他的同僚非常清楚那根本无关大局。真正重要的是，他们安排自己的人掌管由国家拥有、控制并资助的所有电视频道和广播电台，然后净化他们的工作人员，把大家统统变成政府宣传的喉舌。政府或者投靠青民盟的企业家抢占了免费散发且极受欢迎的广告报纸和其他免费的地方媒体产品。国家媒体必须使用由政府控制的通讯社提供的资料。国内的私人媒体没有这个义务，不过可以免费获得国家新出产的资料，而从独立国际机构购买新闻或者搜索外国记者的报导则非常昂贵。难怪他们最终只能使用免费资料。社会主义时代一种司空见惯的行为——自我审查，变得日益流行。
一些独立于政府的报纸、电视频道和广播电台可以批评政府。这非常重要，因为它们能不偏不倚地记述匈牙利当前的形势。但是，它们在运作过程中会碰到很多障碍，譬如广播频段的分配、许可证的发放等。这些媒体的主要收入来源是广告。不仅政府自己的机构，那些希望与政治领导人保持友好关系的私人公司也都避免找它们做广告。现行公司税再加上广告税，使广告市场表露出的歧视变本加厉。相关法令采取了这样的措辞：81%的广告税需由RTL电视台支付，尽管它占有的广告市场份额仅为15%。这就是某个公司为固守独立性和频繁批评青民盟政治家所受到的惩罚。
无论当局如何努力压制发表舆论的组织，IT（信息技术）革命还是令他们的这份差事越发轻松不起来了。斯大林当年可以给他的帝国筑建几乎坚不可摧的壁垒，但如今这已经不再可能：电脑、笔记本和手机通过互联网把个人与世界连接了起来，成百上千人可以表达自己的主张，组织自己的社交网站。青民盟政府当然也想摸到方法阻止这一切。不久前它提议要推行互联网税，每千兆字节数据的传输或需缴纳高达150福林（约55美分）的税。不消几天工夫，民众就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示威者的图像在国际媒体中流传。欧尔班·维克托半途退却：我写下这些文字时，尚不清楚那项计划已被永久放弃或者只是推迟而已。不管最后会怎样，无数示威者手持手机指向天空的景象都已化为一种象征。小屏幕发出的光甚至要照亮了互联网之云，今天，已经没有任何政权能够筑起不可逾越的高墙阻碍自由言论的流动。
四
这里来谈谈另一个常见的思想谬误：某些新近成立的匈牙利机构或近来推出的新规程，乍看之下，与传统西方民主国家的相应机构很类似甚至一模一样。匈牙利的司法系统已经做了不少改变。那又怎么样？别忘了，即使最近东改一下西改一下，这套体系在许多层面也不过是效仿某些欧洲国家的体系而已。过去，烟草行业往往由相互竞争的小商店构成。现在，只有政府可以发放烟草销售许可证。那又怎么样？别忘了，在瑞典，控制酒精饮料的贸易是握有相似甚或更大权力的国家垄断公司。
匈牙利就是一块马赛克，其中许多部分原产自匈牙利，有一些进口自别的民主国家。然而，如果我们从整体上审视这块马赛克，欧尔班·维克托治下的匈牙利便能浮现出轮廓。实际上，描绘“部分”与“整体”的关系时，如果抛开静态的马赛克图像，效果应该更好。我们必须诠释的并非一种固定状态，而是一个动态过程。我们要认清的是，以2010年为起点，这台机器上每个小部件所遵循的方向。从那时开始，当有新的变化发生时，我们这些观察家们就一定要留意变化是朝着哪个方向的。在美国，最高法院的法官都是终身任职。目前，这项规定始终出现在兼有各种制衡机制的稳定的民主秩序框架内。而在今天的匈牙利，宪法法院的绝大多数成员首次由现任总理挑选，过不了几年，所有成员通通都将是欧尔班·维克托提名的候选者。如果他们的任期一直延长，这个举动以及其他类似的措施，会使国家的法律地位蜕变成不可逆转的权力关系。成千上万（这个说法毫不夸张）的离散变化朝着同一方向汇聚，进而创建出一个新的体制。所以不难理解，外国报纸驻布达佩斯的记者在报导某项离谱的措施时，可能完全没把这个措施置入欧尔班体制的大背景中。国际组织或外国政府抗议匈牙利政府推行的某个具体措施，试图施加影响以期促成修改或撤消该措施，也许是有道理的。本文旨在帮助那些担忧匈牙利的人能更深入地认识到利害攸关的不仅仅是一时的事件：当前的体制是一个肆意改造的体制，其本质属性绝非局部的修修整整就能改变得了。
还有一个思想谬误，就是对欧尔班政府合法性的错误评估。“虽然我不喜欢匈牙利目前的情形，但这似乎正是匈牙利人们想要的。”这种观点在官方的宣扬下愈发强化，眼下他们正忙着宣布该政权连续两个回合赢得了议会的三分之二多数选票；欧洲其他国家的政府尚未享受过如此强大的支持。那么，且让我们睁大眼睛看一看事实吧。
在上一次选举中，只有四分之一合格选民表示希望欧尔班·维克托和他的政党继续治理国家。其他人则要么投票给另一派系，要么弃权以示对政治的厌烦和失望。很多人想借敬而远之来表明，他们发现当权政府十分令人反感，可他们又觉得投票不会带来任何改变。政治合法性并非一个二元变量：任何政府都无法简单地用合法或不合法来判定——但是对照着合法性的连续刻度进行测量，匈牙利政府获得的支持率其实很低。政权变更后推行的选举制度本身，已经为实际的政治支持与代表之间的比例出现巨大差距提供了契机。3自2010年大选以来，选举法反复修改了七次，于是这个差距也越拉越大；虽然青民盟损失了50多万张选票，它的选票占比从三分之一跌到了四分之一，但是政府利用法律手段，将代表比例保持在了高于必需的最小临界值，以便能够通过需要三分之二多数票同意的法律。4
另一个思想陷阱与我以上提到的种种误解相关联；落入陷阱的人们可能会这样看待匈牙利的国家事务：“诚然，青民盟政权抛弃了许多民主成果。但是，目前的政府形式肯定还算是民主的。”然后，我们所谓的“民主”之辩开始了。经院政治哲学家和政治学家对此一直存有分歧。积极从事政治活动的人使用的术语总是离不开政治术语。只要把“民主”视为一种荣耀，记者、政治分析家、政治家或外交官都可以根据他们是否对匈牙利的现行体制持赞同或反对意见，把民主的地位赋予或剥离匈牙利政府。即便“民主”一词有明确的定语限制，这种术语上的混淆仍旧是剪不断理还乱。“不自由的民主”这一措辞最初被引入政治学时含有贬义，而欧尔班·维克托则带着自信的骄傲用 “不自由的国家”来形容他的那套体系。
我们来看看历代具有晚近历史特点的政府形式。其中的一组为民主国家。欧洲联盟扩充之前的成员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瑞士和以色列，自然属于这一组；至于本文所涉及的“还有哪些国家可能也属于这一组”的问题，则可暂时忽略不谈。可以肯定的是，基本的共同特征不只存在于理论层面，还可以从实际中感受。“制衡”不只是政治哲学家们提供论据来支持的要求——它们已经的的确确发生了，并且其机能可以通过观察来体验。这对于尊重少数人的权利而言也是如此；不少成文和不成文的规定专门限制多数人（无论数量有多大）做违背少数人意志的事情。因此我们才可以继续罗列其他的重要共同特征。
另外一组是专政国家。对我以及对其他几亿人来说，这并非抽象的理论概念：它是一个很多人切身经历过的残酷现实。30年前，28个国家属于共产主义专政国家。
在这两个极端之间，这个涵盖所有政府类型的集合包括了一个子集，里边的国家既不属于民主国家也不属于专政国家，尽管它们具备了二者的典型特征。在我个人的研究里，我也和其他作者一样称它们为独裁政权。这个类别所包含的子项众多：匈牙利摄政王霍尔蒂·米克洛什和波兰政治家约瑟夫·毕苏斯基的战前政权，或阿根廷总统胡安·多明戈·贝隆在战后时代建立的政权等，我会把它们都归入其中。在我们这个时代，除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外，白俄罗斯和许多前苏联中亚国家领导人统治的国家也属于这一子集。
我认为，欧尔班·维克托治下的匈牙利已经从民主国家子集移到独裁政体子集。这里，我并非在用将来时态谈论国家存在蜕变成专制政权的危险。这一蜕变蜕变早就成为现实。
把欧尔班当成独裁者会误解匈牙利的现状。今日的匈牙利实行多党制，在野党的运作是合法的，反对政府的报纸也可以出版。政治对手不会遭集体囚禁，也不会被铲除。我们都十分清楚真正的专政是什么样子；我们曾经经历过，而如今正在经历的也并非那个样子。不过，倘若认为欧尔班是一个民主国家的领袖，尽管他频频打破民主规则，可最终仍然表现得很民主主义，那也是个误会。我们要研究的是实际上发生了什么事。已经发生的事实足以让我们认为，匈牙利现在就是“非民主非独裁”的专制国家大子集中的一员。
觉得欧尔班乃普京的翻版并不正确。所有的专制政权都建立在不同的历史传统上；它们产生于不同的国内和国际环境，其最高领导人的性格和抱负也迥然不同。欧尔班不是谁谁谁的模仿者，他有自主决策的人格。不过这些都无法改变一个事实，即普京和欧尔班的政权均实行专制统治。
匈牙利是第一个加入专制政权行列的后社会主义民主国家，但不能保证它将是唯一的一个。其他国家的势力均衡可能会变化，进而使它们变成专制政体。一些外国政治家把欧尔班视为范本；这股导致民主和法治缺失的歪风一旦蔓延，将会带来真正的危险。
五
很多人视欧尔班为匈牙利国家主权和独立的坚定捍卫者，这是他获得支持的原因之一。然而，任何想了解匈牙利局势的人都必须认识到，决不能简单地将欧尔班标记为民族主义者而对存在的问题不屑一顾。
放眼世界，我们可以看到两个对立的倾向。全球化、互联网、让旅行更便捷的技术，以及跨国整合一体化的出现，令世界变得更加国际化。与此同时，在民族国家边界内或社区里，超越国界但使用共同语言、秉承共同历史传统的民族情感依然存在；事实上，这些情感正日益强大。
政权更迭不仅引发了内部复兴，而且恰逢匈牙利主权的光复。首先是喊出口号“俄罗斯人回家去！”；接着，快乐地从东方分离出来，满怀期待地投向西方世界。西方的出口和进口变得越来越举足轻重。大量外资注入本国。匈牙利1999年加入北约，2004年加入欧盟。这两个行动，都由全民公投确认，并在公投运动中产生了所有的议会政党（包括青民盟在内），进而促使它们的追随者支持这一改变。虽然始终有人提出反对意见，但二十年来外交政策的变化方向却一直毫不含糊。匈牙利务必成为欧洲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它必须明确属于西方世界；必须从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上进一步加强与西方紧密相连的纽带。
2010年，这个方面又发生了一场奇特的大转变：毫不含糊被模棱两可所取代。这主要出现在官方声明的言辞中。政要们在公开会议上对世界各地的资本主义和西方文明危机表示悲伤。当局领导人都懂得利用反欧盟、反美国的气氛；时而他们甚至拿布鲁塞尔发布的指令和莫斯科1989年以前的规定做做比较。但是，假如说昨天人们还在谈论对西方的削弱和东方会传出什么大事件，那么今天的话题则刚好相反。欧尔班很为他的两面神脸孔感到骄傲，还觉得那是自己有政治城府的象征。语言的内容和基调总是变化，取决于它们是否用于表达对党的忠诚，或者，是否在慕尼黑或维也纳召开的会议上为商人说话。难怪乎无论是追随者还是反对者，匈牙利的观察家还是外国观察家，都给弄糊涂了。
在外交政策和外交领域，官方或半官方的声明是极具影响力的。匈牙利仍然是北约和欧盟的成员国，它丝毫没想过要离开这两个组织。8匈牙利政府乐于接受欧盟滚滚注入的援助资金；它唯一坚持的事情是完全控制资金的分配（我们已经谈论过支配国家划拨款项的真正推动力和意图）。然而，执政政府的代表们却经常支持欧洲怀疑论者的声音。
匈牙利外交使团坚决尝试（但没有太大进展）与亚洲各地的独裁政权和专制政权建立贸易关系，因为其他国家也在做同样的事。这纯粹只涉及商业行为，与赞成民主和人权是两码事。但有时他们会“超越”这一点：最近阿塞拜疆的独裁者正式访问布达佩斯时，欧尔班就夸阿塞拜疆是“模范之国”。
其他国家对匈牙利与俄罗斯的关系特别感兴趣，这很容易理解。正如我们前面指出的，目前匈牙利和俄罗斯的政府形式有几个共同特点；在这方面，两个政权都属于专制这一相同子集。但现在我们关注的不是这个相似性，而是小匈牙利和大俄罗斯之间的经济联系和外交关系。在这样的关系中，匈牙利的主权可以维持多久？现在和将来能对俄罗斯承诺到什么程度？相应的推论也提出一个问题：目前这些趋势能给匈牙利对欧盟、北约和西方世界的承诺造成多大的伤害？
为了回答上述问题，我们需要进一步了解譬如2014年1月，匈牙利政府是在什么情况下，与俄罗斯政府达成了扩张匈牙利最大发电厂波克什核电站的协议。我没有资格评断匈牙利核电能力的这种大规模扩张是否合理，以及如果合理，俄罗斯的建议在技术、资金和地缘政治方面是否是最具优势的可能替代方案。匈牙利国内外许多人反对的是做出该决定的方式，而且理由充分。此前，专家不曾进行过公开讨论；政府的计划经由议会法律工厂推动，连起码的宣传都没有。这个重要问题将对未来好几代人的生活、欧洲一体化、国家的外交事务，以及国家对盟友的承诺产生深刻影响，而政府却让公众面对了一个既成事实。
反思匈牙利和其他国家的关系时，必须考虑以下问题：那些担心这场大转变、忧民主忧法治忧人权的匈牙利人，能从自己的外国朋友那里期待些什么？某个新事件过后可能是一片叫喊声：“西方世界不想再容忍这一切了”。我害怕很多人会滋生各种虚幻的希望。学习是一个慢得令人焦虑的过程；外国观察家要花费多年时间才会意识到哪儿不对劲，甚至要耗上更长时间才能把现象的不同因素代入恰当的情境。而理解仅仅是开始，理解后采取何种行动，还需要些什么？这不是国际组织习惯解决的任务；对于如何强制一个结盟国家信守民主规则，它们有点不知所措。可用的手段并不多。欧盟尚未准备好应对某个成员国不断反对其社会价值体系和正式、非正式社会规范的状况。我们可别忘了，匈牙利只是世界地图上的小小一个点；利益冲突会影响政治力量的摆动。国家、政治团体、社会阶层和各行各业的特殊利益，将主要演员拖往不同方向。事实证明，比匈牙利时局更重要的险恶形势，无法靠和平协议令人安心地加以解决。
六
我把“意识形态领域”已发生的变化留待最后再做研究。共产主义专政的基本特征是存在“官方意识形态”。其思想的历史根源可以追溯到马克思和列宁，这个术语来自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研讨会的措辞。共产党总是不断更新意识形态，并使之适合于当时所采取的政党路线的任何宣传需要。公民，特别是在体制中扮演角色的“干部”，必须接受这个意识形态；他得从口头上和书面上清晰地把它表达出来。
旧政权垮台后，上述领域也展开了主方向相同的变化：占主导地位的“官方意识形态”被多元化的思想世界取代。比较这一主要趋势，我们同样可以观察到一个U型大转变。政府在努力限制和抹黑多元化原则。它将这些这些理论、信仰和行为规范视为唯一可接受的教条，强加给社会。
首先，它积极建立各种促进中央意志执行的机构。对艺术家的世界而言，多元化和多样性是不可或缺的要素。相应的，在自由的社会，多种协会和工会、学校和团体并存并立，相互竞争甚或相互倾轧。2010年夺得权力的政权选出一个小团体，赋予它许多可能连西方世界都匪夷所思的权力，其主要组织机构即匈牙利艺术院（Magyar Muveszeti Akademia）。其他组织和团体仍然存在，可是这个特权机构的名称竟然出现在宪法中。它在首都得到一座华丽无比的宫殿作为总部，并负责分配大部分公帑资助的文化拨款，以及大多数辅以金钱奖励的表彰和评分。
科学界也发生了类似的情况。匈牙利科学院历史悠久，尽管独立性被社会主义体制下的党和国家严重削弱，但自主权在政权变更后加强了。过去，它具有极大的影响力，可以通过类似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一个机构，根据专家意见决定哪些研究项目该由国家出资。不过，现在它也被中央集权化了。匈牙利成立了一个显赫的国家组织——国家创新署。科学院和其他科学组织在最后决策出台前可以尽情表达自己的意见，但是，以民间途径分散而专业地进行资金分配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了，创新署总管才握有至高无上的决策权。那么谁来当这个总管？不是别人，正是来自第一届欧尔班政府的教育部部长。
然后谈谈教育领域：政权变更为出现真正的教材市场提供了可能性。学校用书的作者和出版商可以互相竞争；甚至是个别教师也可以决定使用哪些教材。眼下，这类竞争正逐渐被取消：一个庞大的国家教材出版社终告建立，实际上它已经获准取得了近乎垄断的地位。
这台越来越集权、越来越国有化和标准化的机器到底想推动什么思想？在这点上你同样可以生出一种开倒车的感觉；这并非回归马列主义意识形态的前政权时代，而是回到了早期思想的过去。1945年以前霍尔蒂时期的官方思想开始以各种形式复辟，而且强度日益加大。要描述这些状况，绝不可能只用寥寥几个简单的词语，如民族主义、沙文主义、种族或宗教偏见，抑或家庭的保守观点等等，因为它们带着各种各样的灰暗色彩。官方政客从不发表坦率或极端的声明，那会冒犯文明世界的耳朵；所以还不如多多使用隐晦的提示和间接的表达。但是在那片柔和的乐音之中，你可以听出靴子踏着相同节奏前进的旋律。这声音对我们这代人来说是多么的熟悉又可怕。
文化和学术生活呈现的景象，以及我在这里所强调的思想世界，十分吻合人们大致描述的当前匈牙利体制，我在本文的前面部分对此做了总结。这一领域也带有“非民主非专政”的中间国家的印记，当局正试图以日益激进的方式蚕食这一领域。幸运的是，大批作家、诗人、音乐家、电影制作人、艺术家、科学家、教师和思想自由的知识分子，不允许自己被吓倒或被金钱和利益收买，他们愿意捍卫自己的思想自治权。任何造访匈牙利的人都可以证明，这里的精神生活是如此生机勃勃：伟大的艺术作品层出不穷，重大的科技进步不断实现。
七
我到美国做演讲，在探讨后社会主义转型时期微妙而复杂的环境时，常常被问到这类问题：应该怎么做？我们能做些什么？我既钦佩又尊重这种准备好采取行动的意愿，但我的任务不是回答这个问题。我的文章仅旨在揭露情况；我希望能帮助美国和其他外国朋友更好地了解匈牙利的局势。
匈牙利将来会是什么样子？有一个主要与约瑟夫·熊彼特的名字有关的民主理论很值得注意。它并不纠缠于某种形式的政府在多大程度上体现“人民的意志”，或至少是大部分人的意志。它认为民主首先是一个过程，不是通过刺杀哪个暴君，也不是通过密谋军事政变或血腥的人民起义，而是用和平、文明的方式，由许多竞争党派参与法律明确界定的选举，从而使人们能够摆脱政府。政府下课的可行性并非切实成为民主国家的一个充分条件，但却是必要的，是最低条件。
还得再过些时日，我们才能确认这个最低条件是否满足了。瑞典人民在1976年的选举中解散社会民主政府花了四十年时间。而英国保守党在落选下台之前执政了十八年（1979-1997年）。未来的历史学家会对匈牙利是否满足民主的这些最低条件做出最终回答。只不过，很多事情早就一目了然。
欧尔班·维克托和他的政党已经“巩固了自己”，这个说法在匈牙利已是老生常谈。反复修改选举法意在促成青民盟的胜利，或者，是为了让它有绝对的把握获胜。如有必要，选举法还可以毫无阻碍地被进一步修改。青民盟已经准备好迎接无法在选举中赢得议会多数席位的时刻，这个结果不太可能发生但又不是不可能。许多关键岗位，比如最重要的首席检察官、共和国总统、中央银行行长、审计机关和司法机关领导人等的任期，都超出了当前议会周期；即便反对派取胜，他们也能稳坐钓鱼台，处变不惊。由现政府任命、就算大选失败仍能保留权力的财政委员会，不仅担任顾问角色，还对新政府提交的预算案拥有否决权；而倘若动用了否决权，共和国总统就可以解散议会，呼吁举行新的选举。换句话说，一小撮精选出来的、忠于现政府的人，是有能力颠覆下届政府的。
所有这一切可以推导出合乎逻辑的结论：要在议会选举中有效地解散政府可能比登天还难。从这层意义上讲，已经发生的情况几乎无可逆转。历史经验表明，只有来一场直接撼动其体制根基的“地震”，才能打倒一个专制政府。
未来也可能会发生其他情景。我们没法根据数学概率预测历史上的大事件，每类事物都是独一无二的。将来的情况也许会越变越糟。目前青民盟专制政权可以借强化压制的手段应付不断升级的抗议。或者，故事也可能会以另一种方式发展。极右翼政党尤比克（Jobbik）就代表了一股中坚力量，它的候选人已被选为多个城市的市长。他们可以在议会和街头不受干扰地发表演说。如果在未来的选举中青民盟错失议会多数席位，会发生什么事呢？他们会不打算与极右派结盟呢？看看历史上的前车之鉴：魏玛共和国临终时，温和的右翼保守党与希特勒的政党联盟，共同组成了议会多数派。
不过，有利的情况也并非不可能发生。例如，执政党内部的温和派渐渐占了上风，他们已经准备好不再走错误的道路，而是转回来朝着民主和法治的方向前进，那结果又会怎样？或者，如果反对党齐心戮力、团结一致呢？新的政治运动爆发并争取到无数人的支持呢？再不然，尽管选举制度几乎已经使未来民主力量必定惨败，却不知怎地乾坤又扭转了？
还是让我们不放弃希望，拭目以待吧。
注：
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本文作者为匈牙利著名经济学家雅诺什·科尔奈，他1928年出生于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曾任匈牙利科学院计算中心部主任，世界计量学会理事和会长，联合国发展计划委员会副主席，对中国八十年代改革亦有重要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