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消费不足的讨论已经由来已久。很多人看到的是最终消费之中私人消费部分在过去十年来从国际平均水平的50%下滑到了最近2014年的37.7%的低位， 这相比美欧等发达国家70%左右的消费水平差距不断扩大，甚至相较马来西亚、泰国等亚洲国家平均50%－60%的消费水平来说也是偏低的。但我们不认同这一看法。
一方面，名义私人消费总额在过去十年增长迅猛，从总量上来看，中国已经是全球范围内除了美国之外最大的消费市场；但私人消费的增长相比GDP其他组成部分如投资及净出口的增长来说要缓慢一些，分子的增速慢于分母的增速也是消费占GDP的比重在过去十年间下滑的部分原因。
另一方面，官方数据也显示，私人消费占GDP的比重在过去十年来的持续下降，可能与服务消费的低估密切相关。
首先对个人服务行业产出的低估情况会带来家庭服务消费如餐饮、娱乐业消费的低估。
我们在之前关于第三产业所可能存在低估的专题文章（财经网2010年9月15日发表文章：http://www.caijing.com.cn/2010-09-15/110521811.html）中对于第三产业低估的情况进行了相对详细的阐述。我们认为造成我国服务业低估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现行统计体系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都是以计划经济体制下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MPS）来核算国民收入，不能反映对非物质服务业的生产活动成果。核算体制的局限决定了我国对于第一产业以及第二产业的产出统计相对健全，而对服务业则无论从统计方法还是统计对象的涵盖范围都还有所欠缺。
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引进国际通行的国民账户体系（SNA）对核算体系进行改革。并于1993年-1995年进行了全国首次第三产业普查且依据普查数据对之前的历史数据进行了调整。尽管对于第三产业的统计方法已经由最初的估计和推算为主发展为直接调查数据与统计推算相结合，但从三次经济普查的数据结果来看，对于第三产业的统计核算依然是统计工作中相对最薄弱的一环。根据第三次经济普查数据对于2013年三次产业对GDP贡献率的修正仍然是第三产业修正幅度最大，达到0.8个百分点。
此外，从经验观察的角度，我们也可以看到对于服务业的漏统及低估现象随处可见。在中国大小城市里随处可见的餐馆、理发店、洗浴城等的营业额就很难完全统计。经营者为了逃税低报瞒报的情况十分常见，而要核实实际数据操作上难度也很大。显而易见，实际上服务业产出的低估同时也就意味着对相关服务产品消费也很可能被低估。
从我国的居民消费统计本身也可以看到，对于服务相关的消费统计还存在比较明显的欠缺和遗漏。彭志龙在文章中指出（彭志龙，2009年），城乡住户抽样调查资料是计算居民消费的重要依据，但由于现行城乡住户调查制度是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建立起来的，调查制度存在城乡分割不统一的缺陷。再加上调查样本不足，而增加和轮换样本现实中存在一定的困难，使住户抽样调查资料可能存在系统性偏低。由于城乡住户抽样调查资料是对消费的名义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进行调整以求得出真实私人消费的主要依据，这一系统性偏低的偏差很难避免带来对于居民消费统计，尤其是对于服务消费统计的低估结果。
从另一个侧面，王小鲁之前所做的关于灰色收入与居民收入差距的研究（王小鲁，2007年）表明，调查样本所显示居民收入总额以及消费支出（数量）相比较统计局的城乡住户抽样调查统计资料要高4.8万亿元和平均1.7倍！按收入水平七个不同组别的家庭中，除了最低收入组之外，收入及消费情况低报尽管程度不同但非常普遍。
其次，家庭消费支出中在医疗服务以及子女教育方面的消费也存在严重低估的情况。
服务类消费支出的低估在医疗以及教育领域尤为严重。2014年我国家庭消费支出之中，教育、医疗、住房相关消费占全部消费比重接近40%，是最大宗的消费。2012年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用于医疗保健的支出为514元，比2002年增加410元，增长接近5倍，年均增长20%。2014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医疗保健支出为1306元，比2004年增加778元，增长2.5倍，年均增长11%。近年来未有明显缓解的看病难、看病贵问题一方面反映了医疗相关的支出在居民总体消费支出中比例的上升，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体制缺陷和改革进展相对迟滞所造成的不透明及价格扭曲情况未有明显改善。
我国医疗行业相关低估情况最主要表现为正常的入院费、手术费、药品等费用之外另外支付给手术医生、麻醉师等的费用，也就是“红包”。这一支出是医生收入来源的一部分，也同时是患者支付的医疗费用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是难以观察的部分经济活动，在统计核算中的低估很难避免。这一情况在教育领域也同样存在，比如择校费作为居民家庭在子女教育方面投入的相对较大的一部分，往往并没有计入家庭教育支出的统计范围内。
第三，对于企事业单位的部分员工福利如内部食堂、体育休闲娱乐设施等这些由员工消费的支出并未计入官方统计的私人消费。
对于部分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来说，员工福利作为企业工资的补充， 可以包括食堂、浴室、托儿所以及体育休闲娱乐设施等等服务的提供，也可以是对于企业员工养老、医疗、保险以及交通等等方面的货币补贴。
2009年财政部出台的《关于企业加强职工福利费财务管理的通知》将后一部分货币化的补贴归并入企业工资管理，但前一部分服务的提供仍然在企业员工福利范围内，不计入企业的生产成本，更没有包括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统计范围之内。
显而易见，企业内部提供的福利服务对于个人在社会上的消费是一种替代。尽管很难对其规模进行准确估计，但我们或许可以通过比较间接的方式有一个粗略的概算。财政部曾经在其网站上公布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财务决算数据，中央企业人均福利费支出为3387元，占工资总额的7%，其中最高的企业人均福利费支出为4.46万元，占工资总额26%，最低的企业人均福利费支出为1449元，仅占工资总额0.6%。按照员工福利支出不能超过工资总额的14%来估算，这一块支出总额可能在3000亿元到6000亿元之间，平均水平大约为4000亿左右。
第四，农村住房的自有率接近100%，而全国平均的住房自有率水平也有70%。自有住房的虚拟房租成本（等效租金）实际上也应当包括在私人消费之中。
由于没有相应的商业房地产市场租金水平作为参考来估计虚拟房租水平（imputed rent），目前关于居住相关的消费按成本法计算，即自有住房服务消费等于当期发生的房屋维修支出、折旧费、物业管理费之和（彭志龙，2009年）。低估难以避免。
按照目前统计口径，住房消费作为城乡居民除食品之外的第二大消费支出项目，分别占城镇居民消费支出的23%（2014年数据）和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12%（2012年数据），如果包括家具以及相关的服务在内则占私人消费总额的17.4%。我国人均GDP水平相当于美国在上世纪60年代初的水平，当时美国住房消费占全部消费比重接近30%。根据国际比较，我们认为对于等效租金低估的总量有可能超过1万亿元。
第五，看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数字，尤其是住房以及汽车相关消费的强劲增长势头会发现中国现实的消费远不是“消费不足”所呈现的情景。
过去十年以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均增长16.1%，仅略高于名义GDP增长速度（15.1%）。 以2013年最终居民消费数据，按照现价美元数进行国际比较，中国的消费规模已经是全球最大的国家之一，仅次于美国位居第二。
中国的房地产和汽车市场更是全球最繁荣和火爆的市场。2013年全年我国商品房销售额中住宅销售额达到本轮周期峰值6.8万亿元，2009年－2013年间年均增长28.5%。尽管随后房地产调控政策使得房地产销售额增速放缓，但从绝对数量上来看销售额仍保持在高位，2014年住宅销售额6.2万亿元。此外，汽车销售增速在过去五年间一直保持两位数的增长。自从2009以来，中国汽车销量已经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
清华大学所做一项关于消费金融的调查显示，约有20%的城镇家庭有房贷或车贷（廖理，2009年）。截至今年4月底消费信贷余额超过16万亿元，虽然已经过了2010年的峰值（50%），同比增速仍达到19%。消费信贷的发展也对汽车等消费市场的繁荣提供了部分支撑。
与服务业产值低估相关联的消费低估意味着一段时间以来颇为流行的关于我国消费不足的观点可能需要重新认真评估。近几年支出法统计的消费增速略高于总体GDP增长速度，也意味着消费所能提升的空间可能比大多数人所认为的要小得多。经济再平衡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是似是而非的命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