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在何种意义上，也无论人们以何种方式从事伦理学（或道德哲学）的学术研究，伦理学都是特定时代之“伦理精神”（ethos）的学理化表达。也就是说，作为一种具有强烈实践性的研究，伦理学应当是人类生活世界之“伦理精神”的学理化努力，而且只能是某种特定时代生活语境中的学理化思考。所谓“伦理精神”，归根结底不过是隐含在特定时代和历史语境中的道德价值或伦理理想，它可以获得一种抽象的理论条理化、原理或原则体系化的学理表述，但只能在某一种或多种具体的实践语境和时代语境中得到真实有效的解释或论证。在此意义上说，一个时代的“伦理精神”与该时代的伦理学研究总是相互关联、不可分离的。有鉴于此，本文尝试在解读中国现代化社会转型时期的“伦理精神”的基础上，对当代中国伦理学研究的学理开展及其理论得失进行大致的解析和评估，以求在现代中国的“伦理精神”与伦理学研究之间，建立一种互镜式的学术评价方式。所谓互镜式学术评价，是指一种基于多样性学术视野交叉、多种（差异性）学术观点比较，甚至多种学术理论方法相互印证、对比分析之上的开放式学术评价。它既是现代学术跨学科研究和开放性研究的必然结果，也是对现代学者提出的一种具有综合性与开放性的学术视野、理论姿态和学养能力的内在要求。这一学术评价方式不单是纯粹的学术评价，在某种意义上，它还是对我们时代的“伦理精神”和道德文化状态的思想检测与综合评估。
当代中国社会正处于所谓“火车加速拐弯式的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中。现代化转型是每一个国家或地区都要经历的发展阶段，但由于各种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历史等方面的条件差异，各国家或地区之间呈现出不同的发展状态或样式。以近代百年来看，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至少呈现出如下三条鲜明的演进轨迹：其一是反复试错而后逐渐自我定向式的加速转型，其间大体表现出先模糊、后西化、再仿苏（苏联）、最后选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这样的四个不同阶段。其二是由浅入深、先易后难的递进式激进转型，其间所呈现的明显轨迹大体是，先更新“器物”和“技术”，后变革“政制”和政治，再批判文化和“道统”，最后寻求“新道德”或所谓“觉悟之最后觉悟”（陈独秀语）的逐步递进。其三，近代百年的中国社会之现代化转型不仅历经了传统与现代——政治、经济和文化诸方面——的激烈变革，而且也经受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不同的现代性社会道路或模式的竞争、抉择。上述三个方面的社会演进轨迹表明，与近代西方社会的现代转型相比，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明显表现出速度更快、方式更激进、效应更显著，因而问题也更复杂的特点，特别是在社会文化、道德和价值观念等隐性层面的问题和表现，更是如此。
以新中国成立60多年，尤其是以改革开放30多年为视域来看，中国社会之现代转型的演进轨迹除了继续前述百年的演进之外，还有一些不同于此前、甚至也不同于欧美和日本之近代化的鲜明特点，诸如：近乎零点的发展起点，“加速拐弯”或“弯道超车”式的跨越式发展过程，过高的发展成本或代价（包括政治、经济、文化道德、生态环境与自然资源等方面的代价），对自身文化传统的激烈批判，等等。其中特别是，跨越式发展过程中所积累起来的诸多社会问题，“后文革时代”社会文化道德的滑坡和社会信念体系建构的滞后，对传统文化的激进主义自我否定，都给当代中国提出了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也直接关乎我们对当代中国社会之“伦理精神”的理解和伦理学研究的理路、言路、进路的选择。
如果聚焦于我国最近3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和这一时期的伦理学研究，我们可以把社会转型所带来的诸种挑战大致概括为这样三种压力：其一是来自市场经济和商业化浪潮冲击对当代中国“伦理精神”所构成的世俗化、功利化或实利化的挤压，这种挤压的实质和后果是社会经验生活的商业世俗化、实利资本化，因而导致社会精神生活日趋稀薄、沉降甚至萎缩的后果。其二是来自现代社会生活公共化扩张对个人人格、美德生长的挤压，即现代人品格及其生活的平面化、平整化和齐一性，人格精神、信念和理想的自由生长受到严重压缩。其三是现代信息技术和网络虚拟世界的强劲扩张对现代人及其生活世界的冲击，这种前沿技术的冲击给我们的真实生活，尤其是包括道德文化生活在内的精神生活所带来或可能造成的效应，有着难以预期和估价的不确定性。换句话说，这一挤压不仅使现代人的生活更加复杂多面，而且给我们的真实生活及其实质性意义带来了虚拟化乃至虚无化的多种可能隐忧。这是一种新的“现代性隐忧”，更是一种所谓“本真伦理学”的隐忧。总之，加速拐弯式的现代社会转型不仅对当代中国社会构成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也对当代中国的“伦理精神”理解和伦理学研究本身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面对这样的挑战，当代中国的伦理学研究似乎显露出前所未有的尴尬和错乱的局面，但也出现了诸多敢于直面现实、具有高度“问题意识”的学术创新和理论探索。
我们的理论尴尬和学术错乱表现为：首先，面对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的加速转型，我们的伦理学研究尚缺少足够的理论自觉和学术转型意识，不仅研究方法过于陈旧老套、简单粗浅，而且缺乏自觉而深刻的理论意识和理论创新。比如说，我们的一些伦理学研究似乎还局限于老式的思想工作、一般化的道德教育和抽象的理论宣传等样式而无以突破；对于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新的道德文化问题（如日常经验生活中的道德风俗和文化时尚问题），以及改革开放过程中不断涌现的确实具有中国特色的道德实践问题（如新的社会价值取向、价值偏好与价值评价问题），缺乏足够有效的理论解释、说明和科学合理的理论论证；尤其重要的是，我们对于“后文革时代”社会意识形态和社会核心价值的建构，缺乏敏锐的学术观察和理论研究，甚至远远落后于政府主管部门的工作判断，这不能不说是当代中国伦理学研究的缺憾。其次，在学理层面上，我们的伦理学研究同样也缺少足够的学术自觉和理论创新。譬如，对当代伦理学前沿理论和方法的关注与援引，对前沿性道德伦理问题，包括现代经济伦理中更为复杂的金融伦理问题、现代生态（环境）伦理中的气候伦理问题、现代生物医学伦理中的尖端疑难问题、能源伦理、信息网络和虚拟世界中的伦理问题，等等，缺少及时有效的分析解答、学术追踪和深入的理论探究。再次，在现实实践层面上，我们的伦理学研究似乎缺乏足够的理论自信和社会批评精神。其中一个突出的表现是，面对现实生活世界不断出现的非道德和反道德现象，我们的伦理学研究要么停留在时论式，甚至是老调重弹式的批评指点上无以洞穿，要么陷入某种精致的道德怀疑主义或道德折衷主义的窠臼而不能自拔。道德冷漠、道德怀疑及道德伦理上的犬儒主义不仅不幸地成为了我们现实生活世界的隐患，也不幸地成为了我们伦理学研究中的理论隐痛。造成这一理论隐痛的原因多而且复杂，其中之一是与我们的伦理学基本理论建构的薄弱和创新不足直接相关。最后，也是最值得我们反省的问题是，我们的伦理学研究对我国优秀的传统道德文化仍然缺乏足够的尊重和珍惜，尽管如何对待优秀传统文化遗产一直是近代百年来我国学术界和理论界面临的开放性课题，然而，对于素以“道德文明古国”著称于世界的中国来说，如何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的道德文化传统，理应是我们伦理学工作者义不容辞且需要首先承诺的理论使命。遗憾的是，恰恰在这一点上，我们的伦理学工作还存在显著的不足。
承认我们学术理论研究上的不足或缺陷，并非简单地否定我们的努力和进步。实事求是地说，面对社会现代转型，特别是近30余年来的改革开放，当代中国的伦理学学人在较为艰苦的学术条件下，依然做出了自己艰苦而不凡的努力，取得了值得尊重且不负时代重托的学术成就。约略而论，大致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总结。
首先，面对我国社会转型期的社会现实生活和当代国际伦理学研究前沿，我国伦理学在应用伦理研究的前沿地带和多个专业领域取得了出色的成绩，并逐渐形成当代中国伦理学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乃至中国学派的雏形。比如，在现代经济伦理研究方面，当代中国学者关于经济伦理的一般理论和方法的研究，关于“道德资本”和“资本精神”的研究，关于诚信或信用伦理的研究，等等，不仅比较有效而合理地回应了中国改革开放实践中所出现的道德现实问题和急需，而且也引起了国际同行的关注和重视。又比如，关于生态（环境）伦理，中国学者的相关研究不仅广泛吸收了国际前沿的最新成果（包括研究方法、资讯材料和国际学术视野与国际交流），而且也自觉地援引了诸如道家自然哲学和儒家“天人合一”观等合理的价值理念，为当下生态（环境）伦理的研究贡献了丰富的中国思想资源、中国文化视角和中国特色理论。再比如，关于现代生物医学技术和诸多科技伦理的专业研究，中国当代学者的理论见解和学术成果也越来越受到国际学界的关注和重视。总之，在现代应用伦理的诸多方面，中国学者的研究虽然起步较晚，学术条件也十分有限，一些方面或领域还存在诸多差距或不足，但总体上已然呈现出迎头赶上、多面出击，某些方面或领域开始接近国际前沿并显露中国特色的良性发展局面。
其次，在中西伦理学及其比较研究方面，我国近30余年来不仅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和较为全面的进展，而且在一些方面表现出续接传统、嫁接外源、弥补断裂与创新范式的生动喜人的局面。具体可从三个方面来看：第一，以开放的译介广泛引进国外学术资源，并从单纯的译介走向独立研究，从单纯的国外学术的进口者和学习者转变为国际学术的交流者和对话者，进而逐渐获取独立自主的学术话语权和国际学术的合作参与者身份。第二，对传统道德文化，特别是儒家美德伦理的研究取得了全面而丰硕的学术成果，其中最值得关注的学术成果和表现有两个方面：一是有关中国传统伦理思想或道德文化的研究不但成果丰富，而且学术品质较高，例如，来自中国哲学史学界和中国伦理学专业学界的研究成果十分突出，其中不少成果已经受到日本、韩国乃至欧美学界的高度重视；二是相关研究成果的类型较为多样，不仅包括一般性的中国伦理学史或伦理思想史研究，而且还产生了中国道德生活史和一些以中国传统礼仪、风俗、婚姻家庭（家族）制度、地方或民族道德风俗为研究主题的伦理学专门史研究，这是近代百年所少见的。第三，中西或中外伦理学史的比较融贯研究不断深入，成果不断增多，相关研究课题不仅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国内伦理学者，而且也有越来越多的国际学者的加盟参与。
再次，我们对伦理学基础理论原理与方法的研究有了新的进展和某些突破。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不可避免地要求——因而也必然带来——包括伦理学在内的诸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转型与突破。毋庸讳言，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的伦理学研究基本上处于停顿歇业的无为状态，改革开放后重新开始，但初期的研究总体上仍受苏联教条化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影响。经过一段时期的徘徊之后，凭借改革开放实践经验的促动和国外伦理学研究成果的借鉴启发，我国的伦理学基础理论和方法论研究得到了明显的更新和提升。第一，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越来越具有中国特色或中国化的文化特征和精神气质，检视一下近十余年来的伦理学原理研究不难发现这一点。第二，以“元伦理学”（metaethics）或“分析伦理学”（analytical ethics）为理论路径的现代伦理学理论探索，极大地提升了当代中国伦理学研究的理论水平，丰富了中国当代伦理学研究的方法和方式。比如，关于道德推理的研究，关于道德论证的逻辑研究，关于道德语言的研究，关于道义逻辑、道德行为和伦理学思想的个案试验，以及道德心理学、道德社会学和“道德物理学”等方面的专门研究，等等。第三，产生了一些具有独立理论风格和理论体系的伦理学著作，随之出现了诸如“新幸福伦理”、“底线伦理”、“新德性伦理”等不同风格和样式的伦理学新理论。
最后，基于伦理学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之会通的多学科交叉研究，伦理学正呈现方兴未艾的学术景象。当代中国社会转型和社会伦理生活的复杂性远远超出了伦理学本身的理论视阈和学术范畴，这使得伦理学不得不向外借助和攀援其他友邻学科的学术支持，并不断将自身的研究延伸到各个不同的专业化的生活实践领域。所谓应用伦理学的产生便是这一时代趋势的产物，一些非应用性或专门化的伦理学理论分支也是这一发展趋势推动的结果。例如，道德心理学、道德物理学、道德社会学、公共管理伦理或政治伦理、道德叙事学、道德语言学、道义逻辑，以及诸如生命（医学）伦理学、网络伦理等交叉性专业化的应用伦理学科。伦理学与其他学科（包括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之交叉研究的开展，不仅大大丰富了当代伦理学研究的主题、方法、思想资源和技术论证手段，乃至学术术语和语汇，而且极大地刺激和促进了伦理学自身的理论创新和方法论拓展。比如说，分析伦理学探究路径对于改进当代伦理学的分析方法和思想试验手段所产生的推动作用，道德社会学对于开拓和建立当代中国道德生活史和社会伦理的分析检测之重大改进，生命伦理、网络伦理等当代前沿性专门化的科技伦理研究，以及对于改进和增强应用伦理研究的技术支撑和前沿应用，等等，都是这种积极进展的具体表现。
如果说，通过现代社会转型语境分析，考察当代中国社会“伦理精神”与当代中国伦理学研究的互动性关联，我们可以获得一幅或粗略或清晰的当代中国伦理学研究的宏观图像，那么，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具体解析当代中国社会所面临的若干道德难题，则有可能使我们更深入地理解当代中国伦理学研究的主题内涵及其思想意义。如同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构成了现代社会转型的基本内涵一样，当代中国的伦理学研究主题也是由这一社会转型所预设和提出的，因而，它们同样带有社会转型本身所具有的“转”与“变”之复杂性，其间的诸多主题都或多或少带有某种疑而未决的特点。限于知识和篇幅的双重局限，本文只能尝试性地选择以下三个较为重大的问题简要论之。
其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德辩护问题。通过改革开放伟大实践实施的现代社会转型之首要步骤是，脱出既定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模式而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是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根本、最伟大的创举，也获得了30多年来改革开放之成功经验的证明和举世认可。然而，如何为这一伟大社会实践提供必要而充分的道德伦理辩护或证明呢？这确实是一个极具理论挑战性的难题，不仅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未曾有过明确而系统的理论阐释，也没有现存的社会先例可资借鉴，尤其是缺乏相关的伦理学理论可资援用，因此，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德证明便是当代中国伦理学不得不承诺的、首要而且具有根本意义的重大理论课题。应该说，当代中国经济伦理、政治伦理等应用伦理学的探究对此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尤其是在经济制度（体制）伦理、资本及其运用的道德问题或者资本与道德之关系问题，经济理性与道德理性（道德理由或道德推理）、交易与信用、现代企业伦理文化等方面的研究，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果。可是，仍然存在诸多亟待解答的理论疑问，例如，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和道德之间究竟如何兼容，甚至融贯统一？基于“经济人”和“经济理性”（即所谓“自利优先的有限理性”）而运作的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集体主义所坚持的“集体利益优先”的基本价值原则之间究竟如何衔接、契合？基于个体权利（自由）前提和市场平等交易的现代公共化规范伦理与基于社会主义理想价值的信念伦理之间如何协调、相容？凡此种种，都有待我们做更深入、更具体、更明确的解答。而有关这些问题的解答，将直接或间接地预定我们对现代公共伦理规范的基本理解和理论建构，更关乎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本身的理解。
其二，当代中国伦理学本身的理论建构问题。当代中国社会之特殊情境中的社会转型所带来的一种基本的道德文化效应是，作为人们行为选择的价值取向之多样化、分层化与整个社会的核心价值导向的定向化、一元化之间如何协调？合理而有效地解答这一带有根本性意义的问题，对于伦理学理论研究究竟会带来怎样的后果？迄今为止，我们的伦理学研究似乎还未对此做出充分有力的回应。学界初步呈现的学术意识和理论尝试似乎是以分类或分层的道德类型学或伦理学类型化方式，来应对这一理论挑战，因而先后产生了不同理论类型和主张的伦理学理论，诸如幸福伦理学、底线伦理、新美德伦理或德性（德行）伦理、信念伦理或宗教伦理，等等。应当说，这些新型伦理学的理论建构尝试已然大大拓展了传统伦理学所惯用的道义论与目的（结果）论之两分化的思路、言路和理路，但在伦理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上并未形成更高的具有理论整合力度和发展潜力的伦理学理论，遑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和“中国现代知识”范式的伦理学理论了。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现代中国伦理学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德学说依旧还是一项未完成的中国现代性道德谋划。
其三，如何对待我国优秀传统道德文化的问题。中国素以“道德文明古国”著称于世，即使像黑格尔这样较为坚定的西方哲学中心主义者，可以不承认中国哲学的正当合法性，却不能不承认中国道德伦理文化在人类文明史上的重要地位。易言之，在中国现代学科和现代知识的建构中，中国现代伦理学有着其他人文社会科学所不能比拟的传统优势或资源优势。然而，恰恰在这一点上，当代中国伦理学界和伦理学人所面临的任务和压力远甚于其他友邻学科。客观地说，如何看待和对待中国传统道德文化，只是如何看待和对待中国传统文化这一重大问题的一部分，却是其最重要、最复杂的一部分。百余年来的“新文化运动”——尤其是所谓“文化大革命”——始终纠结于所谓“古今中西之争”而难以超拔，由于中西文明或文化在“古今”（亦即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巨大落差，更由于不时凸显的文化激进主义（从“五四运动”时期的反传统文化的激进主义到“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文化大批判）思潮的冲击，某种“间歇性的文化自虐”严重阻碍了中国文化——更不用说中国道德文化——的现代转型和建构。造成这一后果的原因十分复杂，在此不论，只因本文主题需要，在此指出一点，中国伦理学在现代社会转型中处理传统道德文化的方式，与西方伦理学在其近代社会转型中的方式相比显然要简单、武断得多，其结果也自然远逊于西方，这是一件让人费思，且令我们自己汗颜的事情！
我们需要反思的是，为什么西方近代启蒙运动和启蒙思想家面对西欧资本主义现代化运动，依然能够以古希腊先哲为师，而我们却以“打倒孔家店”为快？为什么马克斯·韦伯能够发现中世纪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积极有益的互动互援关系，而我们却不能形成如此洞见？诚然，如何正确看待和科学对待传统道德文化并非易事，我们也一直持有诸如“洋为中用、古为今用”、“批判地继承”、“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等合理可证的原则与理念，但为何总是无法见诸合理而有效的思想行动和理论探究呢？我想，至少有两点值得我们好好总结、反省：首先是，我们常常自觉或不自觉地把道德文化问题与政治意识形态问题不加区分地混为一谈，从而造成了许多学者所感叹的“道德政治化”或“政治道德化”的后果；其次是，传统道德文化（譬如传统儒家伦理）本身确实带有某种程度的泛道德主义倾向，有时（譬如汉、宋时期）甚至出现极端的唯道德主义倾向，因而使得我们的现代续接和传承工作或多或少面临着难以在社会道德文化与国家政治实践之间做出理性分辨或合理分解的困境。
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将社会的现代转型看作是社会日趋公共化和结构制度化的过程。在这一社会转型过程中，不仅呈现所谓私人生活领域与公共生活领域明显分化的趋势，而且随着社会公共化趋势的日益强化而产生了社会公共生活领域对私人生活领域的不断挤压。在此情形下，如果简单地套用西方现代政治哲学的流俗观点，亦即所谓“把凯撒的给凯撒，把耶稣的给耶稣”的政（治）德（行）两分的思维方式，那么，轻视甚至否定道德伦理在现代社会治理和社会生活中的基本作用或功能，便成为一种不言而喻的学术取向和理论后果。然而，无论是西方先行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经验还是东亚和我国的现代化经验都表明，无论是在道德与宗教之间还是在道德与政治或法律之间，任何截然两分、互无关涉的看法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很难成立的。依我浅见，一种合理可行的论理方式只能是，同时考量相对的形式两分与合理的实质性关联，而不是、也不可能进行绝对的实质性两分或相互割裂。同样的道理和推论也适用于所谓“古今中西”之辩，因而，在传统与现代之间也不可能采取截然两分或相互割裂的简单处理方式，对于优秀的传统道德文化则更要如此。
我国优秀的传统道德文化不仅历史积累深厚，而且资源丰富多样。五千年绵延不绝的文明和文化源流值得我们珍惜，儒家主导、儒释道墨法诸家汇融激荡中形成和积淀下来的丰富而优秀的道德文化价值理念，更是我们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源头活水。只要我们不完全从消极否定的角度，同时还从积极肯定的角度来看待中华道德的优秀传统，就不难明白，许多传统的道德理念和伦理思维方式完全可以成为中国现代伦理学的理论资源和“思想之镜”；许多道德先贤及其伦理思想完全可以为我们的现代伦理学致思提供论理求道的有益经验和参照；其中的某些理念、方法、甚至原则还可以成为我们规避现代社会弊端，改善现代社会“伦理精神”和现代人美德品质的重要滋养。进一步正视并探究这些方面，将是当代中国伦理学必须弥补并深入开展的一项极为重要的学术工作。
毫无疑问，当代中国伦理学所面对并亟待展开的远远不止上述三个基本课题。有关伦理学基础理论的现代改进，全球化时代的全球伦理或国际伦理，当代日新月异的新科技及其社会应用所产生或所可能产生的新道德、新伦理问题等，都将给我们不断提出新课题、新挑战、新视野，从而也必将给我们带来伦理学研究的新变化、新思路、新进展。如果说“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那么，伦理学便是时代伦理精神的理论表达。需要注意的是，作为一门最切近人类自我心灵情感的经典人文学科，伦理学不仅需要表达其时代性的理论诉求，更需要表现人类自身内在的良知吁求和永恒不竭的至善追求。
评估当代中国伦理学研究状况，仅仅有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语境分析是不够的，还需要参照当代全球语境，非如此不足以达于完整和充分。这不仅因为我们已然进入一个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更因为我国在当代世界发展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和潜在影响。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曾经明确地指出，无论是作为社会意识形态还是作为社会文化现象，人类的道德意识和道德观念归根结底都是社会经济生活的产物。在当今世界，一个民族、国家和社会的道德文化不仅与其独特的社会生活条件、历史、文化传统和社会心理密切相关，还与其在当代开放的经济全球化语境中所处的独特地位、潜在影响密切相关。经济全球化既给当代中国的现代转型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历史机遇和全球市场空间，也给当代中国的伦理学研究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一个开放的、不断现代化的中国将以怎样的伦理姿态面对当前世界乃至未来世界？该以怎样的道德话语参与全球伦理对话？全球的“文化他者”又该用怎样的方式来倾听并回应来自当代中国的道德言说？抑或，他们是否愿意，且以怎样的姿态（傲慢的还是平等的，抑或谦逊的姿态）倾听来自中国的道德之声？凭藉上述问题的探讨，我们或许可以借助于国际学术语境的衬托，来检视和反思当代中国之伦理学话语体系本身的长处与不足。
当代中国之伦理学是与时俱进的。得益于3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特别是对西方、其他国家或地区学术著述的大规模译介和学术资讯引进，我们的伦理学研究有了比以前更开阔的学术视野，更丰富多样的方法改进，我们的学术话语或道德语汇更加丰富多样，也更有现代色彩。在这一方面，伦理学的研究同整个当代中国的学术发展是基本同步的。
从更长远的历史视域来看，一百多年来的中国伦理学话语一直处于不断变化的现代化改进之中。早在五四运动前后，从西方涌入我国学界的形形色色的“主义”（isms）、“学说”（doctrines）、“理念”（ideas）和“概念”（concepts/conceptions）便充斥于中国学术话语，逐渐植入中国的伦理学语汇词典，甚至不知不觉地改变着中国伦理学的语法和逻辑，例如，人们熟知的“自由、平等、博爱”等西方现代伦理的核心价值词语，对近代以降中国伦理学言路、思路和理路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与印度佛教观念对魏晋玄学的话语或语汇的冲击改变（比如“觉悟”一词已演变为中国禅宗和玄学伦理的基本术语）有所不同，西方近现代道德话语或伦理学语汇对现代中国之伦理学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强制性和外来植入性特点，或者说，后者具有或明或暗的话语殖民特征。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我们曾经接纳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共产主义道德话语体系迅速从欧洲式转变为“仿苏式”，即基本照搬苏联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道德的专门术语，例如“集体主义”、道德之为社会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革命道德，等等。然而，实事求是地说，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时间里，我国的伦理学研究基本上处在学术蛰伏期或停工状态，1960年代前期以《新建设》杂志为主要平台，围绕道德能否批判继承这一问题所展开的争鸣几近昙花一现，遑论充分深入。因此，现代中国伦理学研究的真正开展主要还是近30多年来的事情，这也是为什么与其他哲学分支学科相比，现代中国伦理学学术研究显得较为薄弱的主要原因。
或许正因为如此，某种后来居上式的赶超心理和惯性作用，使得近30多年来中国的道德话语或伦理学语汇的改变尤为快速、激进，以至于今日中国伦理学表述和道德言说越来越带有浓厚的“西方口音”，尤其是“美式口语”。这种学术现象的出现并不奇怪，也不难理解。对于尚处于改革开放初期的发展中国家或者尚处于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准现代化国家，由于其与西方先行现代化国家之间存在着相当程度的“文明落差”，先行者相对于学习者或后进者的思想文化灌输在相当长的阶段里是很难避免的。然而，真正的学习者决非单纯的倾听者和追随者（一如真正的学习决非简单地模仿或拷贝），而应当是具有独立思想品格和批判反思能力的追问者和创新者。独立自由的思想、自觉的问题意识、自主的知识本土化能力和创造性的理论建构能力或素质，才是真正的学习者得以最终赶超先行者的充分必要条件。我们只有具备这些能力或素质，才能在对欧美学术话语和理论范式的学习、引进和借鉴过程中完成内在主体化的转换和更新，这种转换是当代中国之伦理学研究最终达于学术自律与理论自觉的必要前提，也是我们走向学术成熟和理论自主的根本标志。唯此才谈得上所谓文化自信和理论自信。
具体就当代中国伦理学研究而言，我们应该树立自身的文化自信和理论自信，现在应该到了我们从初学者转变成独立自觉的真正的学习者和创新者的时候。首先，我们必须明白，学术话语权本质上是一种思想权利，而学术话语的力量首先来自其文化价值的可普遍化能量，这诚如卢卡奇、福柯等欧洲哲学家所强调的那样。更重要的是，道德话语不同于一般的学术话语或知识话语，它是一种具有强烈而独特的文化价值取向，甚至是鲜明政治文化意识形态导向的价值话语或信念话语，所以，不同的民族、国家，乃至不同的社群都有着各自诸多不同乃至相互颉颃的道德理想和价值观念。其中有一些是可以相互对话、交流和理解的，因而有可能形成某种程度的价值通约或公度，如当代美国著名伦理学家和政治哲学家迈克·沃尔泽（Michael Walzer）所说的“薄的伦理”；而另一些（也许更多、更深刻的）则是难以相互通约和相互理解的，更不用说达致公度或者形成所谓“道德共识”了。当代美国著名伦理学家麦金太尔以其建基于“不可通约性”或“无公度性”等核心概念上的特殊主义美德伦理学，令人信服地论证了这一点。
其次，当代中国伦理学人已经逐渐意识到，并且越来越自觉地承诺自身的文化身份和学术使命，这就是对“中国道德问题”及其科学解决的主题承诺。具体而言，当代中国伦理学研究必须首先面对并研究当代中国社会和中国人的道德伦理问题，必须以中国方式和中国话语来探究、讨论、言说和表达当代中国的伦理精神（包括我们的道德理想、伦理理念和文化价值观）。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坚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德文化立场，必须继承和发扬中国优秀的传统道德文化，必须紧紧扣住当代中国社会的现代化改革开放实践主题，并从中吸收思想灵感和理论养分。毋庸置疑，我们需要学习和借鉴包括西方道德文化和伦理学理论在内的一切优秀的人类道德文化成果，包括各种先进的学科理论方法、学术工作方式和经典思想文本，但这不是当代中国伦理学研究的全部，更不是其终极目的。恰恰相反，它是我们需要学习借鉴的学术资源和理论参照，是我们用以培育和创造中国现代伦理学特色理论、独特学派和独特风格的必要条件。
最后，当代中国伦理学人和所有当代中国学人一样，越来越充分而自觉地意识到这样一个基本的文化事实：只有始终守成我们自身悠久深厚的优秀道德文化传统，才能使我们的伦理学研究不仅达于文化自律和价值选择自律，而且达于学术研究和理论创新的可持续化，因为优秀的道德文化传统才是我们的思想、学术和理论之树得以持久生长壮大的源头活水，如同我们脚下的土地和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中国社会，才是我们的思想、学术和理论之树得以落地生根的深厚土壤一样。长远地看，中国的现代伦理学人不仅需要从学习的自觉走向思想理论的自主，而且还需要从思想理论的自主走向思想理论的创造，也就是从现代道德话语的倾听者转变为现代道德伦理的对话者，进而，从现代道德伦理的对话者转变为现代道德伦理话语或语汇的创新者。这实际上要求我们不仅要积极参与全球伦理对话，而且最终还要积极参与全球伦理对话的话语规则和语法规则的制定工作。就中国伦理学研究而言，所谓中国学术的自主性，本质上即是中国伦理学话语权利的主体性和话语力量的可普遍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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