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主持华东7省市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座谈会，强调“改革是培育和释放市场主体活力，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根本动力”，并要求“挖掘增长潜力，培育发展动力，厚植发展优势，拓展发展空间，推动经济总量上台阶”。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传统的发展优势正在逐步减弱，以往的发展动力正在逐步衰减，经济增长正处于“换挡期”和“拐点期”。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全面深化改革，通过加快释放改革红利再造经济发展新动力，是主动适应和引领新常态的必然选择。
当前，我国经济下行压力较大。我们先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对近十年来的经济增长做一简要回顾。
从2004-2007年看，经济高速增长。在这一时期，中国经济连续保持两位数的高速增长，其中2007年的增长率最终修订为14.2%，是近二十年来的最高增速。随着经济增长不断加快，出现了投资增长过快、信贷投放过多、外贸顺差过大的宏观经济运行过热特征，通胀压力随之加大，经济风险随之增加。针对当时经济出现过热的势头，我国政府在2007年果断地将稳健的货币政策调整为从紧的货币政策，并在2007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把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作为当前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按照控总量、稳物价、调结构、促平衡的基调做好宏观调控工作。”随着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显现，在2007年第三季度之后，季度经济增长率开始逐步放缓。
从2008-2011年看，经济高位运行。2008年上半年，随着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次贷危机逐渐演变成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中国经济随之受到严重威胁，加上国内接连出现特大自然灾害和经济的周期性调整，增速放缓的压力进一步凸显。到2009年的第一个季度，经济增速由2008年一季度的11.3%回落到6.6%，增速降到近十年来的最低水平。针对经济下滑态势，我国政府迅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到2009年第二个季度，宏观经济快速出现反弹，增速达到8.2%，第三个季度达到9.7%，第四季度更是达到了11.4%，2009年以接近两位数的增长率超预期完成了全年的经济增长任务。但随着一揽子刺激计划的释放，在2010年一季度达到12.1%的高点之后，随后经济增速又出现放缓态势，2011年最终定格在9.3%。
从2012年到目前来看，经济转向中高速增长。截止到2015年第一个季度，除2014年的第二季度略有超过上一季度之外，中国经济已连续出现20个季度的温和回落态势。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季度数据表明，2014年四个季度的增长率分别为7.4%、7.5%、7.3%、7.3%，年增长7.4%。2015年一季度经济增长7.0%，预计全年的经济增长率在7%左右。应当说，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了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我们对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的测算研究表明，估计到2020年，中国经济将会运行在7.0%左右的区间，而2020-2030年，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可能会进一步有所回落。也就是说，经济增长正进入到由高速增长转入中高速增长阶段的“新常态”，这是中国经济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的必然趋势。
分析中国经济增速回落的原因，可从增长因素或增长动力的角度加以考察。从需求视角看，凯恩斯主义认为，经济增长动力来自于需求，即一国国民生产总值（GDP）＝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净出口需求。从供给视角看，古典主义和新古典主义学派认为，劳动、资本、土地等要素供给投入量的增加是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熊彼特、卢卡斯等人又将创新、技术进步等因素纳入到经济增长的供给面来分析。国内理论界关于需求侧的讨论已很多，本文结合供给侧做一分析。
一是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减少，劳动力要素供给减弱。依靠大规模的农业转移人口流动到东部沿海等发达地区，而取得的低廉成本劳动力比较优势，是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创造经济增长奇迹的重要原因。而蔡昉等学者的研究表明，我国的“刘易斯拐点”正在加速到来，传统的劳动力红利正在衰减。国家统计局的统计公报显示，2014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 （15-59岁）已减少到9.16亿人，占总人口的比重减少到67%，比上年末减少0.6个百分点，已连续五年呈现出明显下降的趋势。这就意味着我国劳动力供需状况正在发生逆向转折，依赖“传统人口红利”支撑经济高速增长的模式已经难以为继。
二是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向下调整，资本要素供给正在下降。资本的供给来源于居民的储蓄。我国过去三十多年之所以能够保持很高的投资率，重要原因在于有很高的储蓄率。理论研究表明，储蓄率与人口抚养比呈明显的负相关关系，当抚养比每上升1个百分点，居民储蓄率将下降0.8个百分点。随着人口总量和结构的变化，我国正在加速进入老龄化社会，人口抚养比将会显著上升，这无疑将会更大程度地促使储蓄率向下调整。统计数据表明，我国储蓄率已由2010年最高点的51.8%逐步下降到2014年的50.4%，有明显向下调整的趋势。而储蓄率的下降意味着我国可用于投资的资金变少，潜在经济增长率将会下降，从而带动实际经济增长率的回落。
三是土地等资源的约束日益加强，资源要素供给面临瓶颈。改革开放以来，以土地、能源等大规模高强度的投入，为经济的快速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各个地方政府竞相以低廉的地价进行招商引资，使得我国城镇建设用地规模在成倍增加，土地的边际增量供给已消耗殆尽。统计数据显示，2014年我国城镇化建设用地面积是1978年的近6倍，而在“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的新常态下，无疑，土地这一重要生产要素的供给将会受到严重影响。同时，能源等资源的硬约束也在加剧，由于我国能源消耗速度持续快于生产速度，导致进口不断增加，能源对外依存度不断提高，对经济增长构成明显的制约因素。
四是技术引进的“外溢效应”减弱，技术要素供给面临转型。引进技术是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源。引进技术包括专利技术、专有技术、工艺流程、机器设备等诸多内容，通过引进技术获得技术的成本低、时间短，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加快缩小与发达国家技术差距的步伐。林毅夫等人的研究指出，发展中国家的资源禀赋特征决定了引进技术是实现经济增长的必然选择。过去三十多年，我国企业通过引进、吸收、消化、再创新等方式，极大地提高了全要素生产率，有力地促进了经济增长。与此同时，随着我国与发达国家技术水平差距的不断缩小，技术引进的“外溢效应”正在减弱，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难度在加大。
三、以“四力”再造新常态下增长新动力
受内外经济环境的影响，新常态下我国稳定经济增长的任务十分艰巨，必须寻找新的动力源泉来推动经济向持续健康的方向发展。结合以上的分析，我们认为，通过加快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释放市场的活力，挖掘内需的潜力，保持政策的定力，强化创新的助力，以“四力”创造改革红利，是再造新常态下经济增长新动力的重要保障。
第一，释放市场的活力，再造资源配置新动力。劳动力等要素供给能力的减弱，从根本上讲，是由于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所导致的，而解决的出路还是要从市场的角度去寻找答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道格拉斯·诺斯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开门见山提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这里 “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本质上就是“有效率的经济制度”。那么，“有效率的经济制度”从何而来？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这种制度来自于“制度变迁”，来自于“旧制度”向有效率的“新制度”转变。因此，在中国经济新常态下，经济新旧动力的转换，根本途径在于实现“制度变迁”，也就是我们所讲的“深化改革”。通过深化行政审批制度、商事制度、劳动就业体制、土地制度、能源体制等领域的改革，强化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为释放市场活力、优化资源配置提供制度保障。
第二，挖掘内需的潜力，再造增长需求新动力。宏观经济学之父凯恩斯认为，由于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资本边际效率递减和流动性偏好三大心理规律的存在，在实际宏观经济运行中，有效需求不足是一种常态化的状况。目前，国内许多经济学家对凯恩斯的“需求管理”理论颇有质疑之处，认为凯恩斯主义的经济理论和政策手段主要侧重于短期管理，过于强调政策对经济运行的“刺激性”和“干预性”。但不可否认的是，凯恩斯主义在中国经济转型阶段，尤其是在增速明显回落的背景下，通过“需求管理”稳住经济增速是必要的。在经济新常态下，通过深化消费体制、城镇化体制机制、公共设施投融资机制等领域的改革，加快培育和壮大养老家政健康消费、信息消费、旅游休闲等消费热点，加大棚户区改造、中国西部铁路和公路修建、城市地下管网建设等公共投资的力度，以此来弥补传统投资率下降的缺口，是再造经济增长新动力的重要途径。
第三，保持政策的定力，再造宏观调控新动力。在亚当·斯密看来，政府在经济运行中只充当“守夜人”的角色，只要履行好国防、司法和公共工程三项职能就足够了，市场会在 “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下自动出清。但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无疑，这一理论有其局限性，政府如何通过宏观调控手段更好地发挥其在经济中的作用，是支撑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经济新常态下，一方面需要通过财税体制改革，建立全面规范、公开透明的预算管理制，优化税收制度，完善转移支付制度等途径，为稳定经济增长提供可靠的财政制度保障。另一方面需要通过金融体制改革，提高货币政策的精准性和针对性，加大金融机构对实体经济支持的体制机制改革力度，通过推动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等措施，建立审慎稳健的金融制度框架。
第四，强化创新的助力，再造技术进步新动力。在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看来，经济发展过程是一个创造性破坏的过程，只有创新才是推动经济发展的根本力量，而创新活动的组织者就是企业家。事实上，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正如上文所分析的，技术引进的“外溢效应”已经明显减弱，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 “边际效应”已显著降低，我们希望引进的先进技术或高端产品，发达国家不愿出口。在经济新常态下，就倒逼我们必须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的道路。通过深化科技体制、教育体制等领域的改革，提升国民教育素质水平，着力构建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相结合的国家创新体系，不断提高原始创新、自主创新和集成创新的能力。当然，这既是破解土地、能源等资源硬约束的有效途径，也是重塑新常态下经济增长新动力的必由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