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下半年，气候变化问题将主导全球治理议程。12月，所有国家的代表将齐聚巴黎参与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的谈判，旨在达成广泛且具有约束力的协定。
为实现这一目标，必须清除四大障碍：必须说服气候变暖怀疑论者；必须解决分配公平问题；必须解决“搭便车”问题，各国必须兑现承诺；必须在各国国内采用合适的机制手段。
气候变暖怀疑论者正变得越来越少，部分是由于干旱、暴风和洪水这些极端气候事件不时引起大众关注。 但全球共识还远未形成。尽管87%的美国科学家将气候变暖归结于人类活动，只有50%的美国公民认同这一观点，甚至很多环保主义者也低估其严重性。
虽然气候变暖是全球性的，但是对于不同人的影响不尽相同。正如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尼古拉斯·斯特恩（Nicholas Stern）与耶鲁大学威廉·诺德豪斯(William Nordhaus)那场极富争议的辩论所揭示的，未来发生的事将对富人的影响更大。气候变化与二氧化碳的存量而非流量有关，这意味着发达国家应负的责任远比发展中国家大。有鉴于此，应该由发达国家解决自己制造出的问题。
这一问题极难解决，但其难度已低于前几年，因为灾难性事件对贫穷地区的破坏远比富裕地区更严重。十年前，气候变化被嘲笑为富人才会关心的事，现在已不再如此。完全靠发达国家来解决气候变暖也经不起事实的检验：即使所有发达国家停止排放温室气体，地球仍将继续变暖。而且，发达国家至少已在原则上达成一致，每年出资1000亿美元支持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
“搭便车”问题至今尚未解决。该问题源于气候保护是经济学家所说的全球公共品，任一国家的减排都将使所有国家受益。每个国家都面临“搭便车”的诱惑，甚至更害怕其他国家搭自己的便车。这正是1997年的《京都议定书》没有成效的原因：主要限制发达国家的排放，使得每个国家都面对避免承担比自己应负的责任更多减排量的激励。
与以往办法不同，当前的新办法以自主选择减排目标为基础，即所谓的“国家自主决定贡献目标(INDC)”。各国自由选择减排时间表、减排目标及形式，由公共秘书处负责统计，核对各国承诺的减排量加总能否达到全球所需的减排量。欧洲十年前曾尝试类似的方式试图协调、推进经济改革，这一被称为开放式协作的方式，最终成果寥寥。
诺德豪斯曾在美国经济学会（AEA）一场演讲中提出具有灵活性并能避免“搭便车”的方法。他建议一些志同道合的国家结成“气候联盟”，如果成员数量足够多、经济规模足够大，他们的行为将对全球气候有重要影响。其他国家可以自由选择加入联盟或面临贸易关税形式的惩罚。这种惩罚并非制裁，而是平衡那些搭便车者对人类社会带来的成本。
法国图卢兹经济学院的戈利耶（Christian Gollier） 和梯若尔（ Jean Tirole）教授更倾向在全球范围内建立碳交易机制。包括欧盟在内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已经采用这一机制。将其拓展到全球需要确定全球减排目标，让碳排放权能跨境交易，并对超排行为建立起有效的执法机制，这也可以借助贸易手段。
最后一个挑战是，高效地将各国的排放总量承诺反映到实际经济决策中来。经济学家偏好的解决方式是通过碳税为碳排放设定价格。这样一来，企业或家庭的所有行为，都会将气候问题考虑在内。
碳税能提供重要的价格信号，但并非灵丹妙药。由于缺乏融资支持，一些在没有碳税时能盈利且能减排的投资项目，在碳税出现后将不会被投资。因此更高标准、融资支持和研发激励，必须与碳税同时推出。此外，碳税必然会使一些商业模式无利可图，同时使一些家庭，包括贫困家庭在取暖等生活必需品上花费更多。
总之，我们在取得进步，但是异常缓慢，且只是局部的。考虑到越来越多证据表明，气候恶化比预期得更快，巴黎谈判必须成功。即使谈判成功，也须避免宣布胜利，进而将这一议题束之高阁。巴黎气候大会只会帮助人类走上一条更好的路径。解决气候问题，还需要更多的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