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间竞争是全方位的，当前话语权的竞争日益突出。话语权不仅是表达的权力，还是国际事务中引领舆论、设定议程、构建共识的能力。与物质层面的权力相比，话语权具有柔性、渗透性、持久性等特点。然而，在西方主导国际话语权的格局下，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这样具政治和文化独特性的国家，要掌握国际话语权，还面临着诸多的挑战。
APEC会议的成功尝试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和对外话语体系建设”，表明了最高决策者对于国际话语权的高度重视。在一系列举措中，最近刚结束的APEC会议无疑是中国综合运用国际话语权的一次成功探索，全面展示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形象。
这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首先，充分发挥会议主办国的优势，积极贡献中国方案，丰富国际社会对于相关问题的讨论和选择。据统计，在APEC成员经济体提出的100多项合作倡议中，其中50多项是中方提出的，并且得到了各方支持。
第二，依托中国的发展成就，为国际热点难点问题的解决提供中国办法。许多国际热点难点问题受制于各方观念或利益的冲突、资源的限制，难以解决，中国提供的方法不仅超越意识形态，而且愿意先行先试，主动承担相应的责任。比如，积极推动互联互通，推动基础设施建设，拿出400亿美元创建丝路基金。
第三，创造性地将全球性问题与中国当下面临的重要任务、关注的主要问题有机结合起来，引领国际社会关注、分享中国经验。比如，中国在会议上首次倡导开展全球价值链、互联网经济、城镇化这些新领域的合作；发表《北京反腐败宣言》，积极倡导反腐败国际合作。通过国际平台，中国向国际社会展示了自己所做的探索努力和取得的经验。
第四，通过这次会议，向国际社会展示了中国在体育赛会之外的组织协调能力，尤其是组织和引导国际政治经济会议、推动多边谈判方面的能力，显示了中国国家治理能力的国际维度。
国际话语权建设正反侧重点
本次会议留下了宝贵而丰富的外交遗产，值得进一步分析总结。就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建设而言，有以下几点启示：
首先，要树立全球意识。国际话语权不是针对个别国家的，而是面向整个国际社会。国际社会处于激烈分化和变化时期，多元化和力量重组趋势明显。尽管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依然掌握着话语权优势，但是西方社会内部也在发生着分化，欧洲国家与美国在诸多问题上存在分歧。发展中国家对于国际话语权更加重视，并且相互之间也存在着竞争乃至冲突。因此，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建设应该充分考虑到国际社会的变化，不能只关注西方社会，尤其是不能只考虑美国的接受和认可，还要综合权衡国际社会中不同利益方的关注点，通过提出创造性方案，积极回应国际社会的重要关切，在打造国际共识中发挥主动作用。
其次，要处理好国家主导的话语与社会表达的话语之间的关系。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建设，带有强烈的国家主导色彩，有助于提高话语权建设的一致性，并在短时间内形成集中表达的效果，提高国际社会的关注度。不过，国家主导的话语也有明显的不足。一是与国际社会的接受习惯不匹配，二是话语表达形式程式化过强，难以全面反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变化和活力。因此，要在发挥国家主导话语体系建设优势的同时，还要为国内社会力量参与国际事务创造条件和机会，实现国家话语与社会话语的相互呼应、相互补充，奏响和音。要做到这点，一方面要改进国家主导的话语体系建设，从社会创造的鲜活话语中汲取营养，缩小国家与社会在话语表达上的差距，消弭二者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要在双边、多边外交中，搭建民间外交、公共外交的平台和机制，增强中国社会的话语权。
第三，要重视将中国的发展经验，尤其是治国理政经验的系统总结，加以“普世化”。中国近年取得的巨大成就，说明我们的改革是符合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其中的许多经验，也具有普适性，可供其它国家参考借鉴。例如，中国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基础设施建设优先的战略，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也是中国在包括APEC会议在内的多个重要场合，倡议大力推动全球基础设施建设，并得到广泛赞同和实质化落实的原因。基础设施建设优先，就是一个可以“普世化”的经验。在总结中国发展经验的过程中，一定要避免将“中国特色”极端化为“中国例外论”，给自己的思维和行动套上枷锁，并把自己疏离甚至对立于国际社会。只有系统总结中国的发展经验，将其抽象化、理论化，才能使对国际社会的说服，从简单地举例子提升到理性思考对话的层次。
第四，要善于利用多边机制。中国是一个边界邻国众多的大国，并且长期以来坚持不结盟的外交立场。双边外交是中国解决许多国际问题的主要方式，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必须看到，随着许多问题涉及多个国家，多边外交活动的重要性在不断提升。多边外交活动除了要依靠现有的国际组织之外，还需要不断搭建新的多边交流平台，创建新的国际组织。在这点上，大部分国家实际上处于同一起跑线上，中国充分利用自己经济实力的提升，加强与各国联系的紧密度，我们将有更大的作为空间。APEC会议、G20峰会落户中国就说明了这点。中国应该更加重视利用多边机制，来协调日益复杂的国际事务，在多边关系中团结和凝聚更多的力量，通过有效解决国际热点难点问题，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权。
第五，要重视国际话语权的文本支撑。增强话语权也是一种文化建设，需要加强中国文化产品对外翻译和传播的工作。目前进行的国家对外传播工程，投入了大量的资金，翻译成果形式多样，为国际社会了解中国提供了媒介和载体，但也存在着明显的不足。一是对外翻译缺乏统筹规划，内容和语种的配置不平衡，对发展中国家的需求重视不够；二是重要官方文件是中国国际话语权的主要文本，而一些文件的翻译还没有形成规模效应，制约了中国国际形象透明度的提升，不利于国际社会对中国制度、政策和治理方式的全面理解。
在国际话语权建设的过程中，应该警惕两种错误倾向：一是用“内宣”的思维来思考、规划和评价对外传播。执政党积累了丰富的对内宣传经验，并且掌握着大量的渠道和机制，也容易发动宣传动员，形成一致的舆论局面，但是在对外传播时候，切忌过度强调一致性、正式化、单向性以及高频率，应该有更强的受众意识、分众传播意识和互动意识。二是追求政绩的思维。话语权建设不同于经济工作，需要财政的投入，也需要时间的积累，不能急躁冒进，搞“大跃进”、“形象工程”，那样虽然形式上轰轰烈烈，但往往事倍功半，甚至严重损害中国的国际形象，因此要深入研究和遵循国际话语权建设的规律，积极总结经验教训，探索适应中国国际定位和国内期待的话语权建设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