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才算是一位最好的央行行长？在尼日利亚央行行长拉米多·萨努西（Lamido Sanusi）看来，好的央行行长不仅应该做好符合国家发展阶段的工作，更应是一位“独立思想者”。而他自己也正是如此践行的。
今年52岁的萨努西1985年开始银行生涯，2009年6月，全球金融危机最严重之时，长于风险管理的萨努西“临危受命”，被任命为尼日利亚央行第十任行长。在他的领导下，岌岌可危的银行业从悬崖边被拯救下来，随即，尼日利亚央行迅速而果断地对银行业进行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改革，包括拆分全能银行、强化治理与风险管理、加强监管与执法等。
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独家专访时，萨努西表示，如果央行要作为最后贷款人，那么就必须监管银行。对于美日等发达经济体的量化宽松（QE）政策，萨努西认为QE是短视行为，“几年后美国会对如今采取的政策感到后悔”。从危机后的全球央行角色来看，让他感到头疼的是，外界对央行期望过高。
尼日利亚：2020年后超越南非
第一财经日报：尼日利亚目前的经济增速已经快于南非。你对尼日利亚的中期经济增长如何预测？你们是否会在2015年时成为非洲最大的经济体？
萨努西：2015年有些为时过早。过去十年里我们的平均增速约为7%，我认为这会是趋势水平。2012年时曾下滑至6%左右，但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北部地区安全问题影响了农业增长，农业是尼日利亚的主要经济驱动力。按照目前的结构性改革节奏，我们应能回到7%的增速。按照这一速度，我们的GDP总量将在2020~2025年间超过南非。但尼日利亚拥有1.7亿人口，而南非只有4000万~4500万人口，从人均角度看，我们仍远远落后。
日报：如果看通胀，尼日利亚的通胀已降到了12%。你认为这是否已到央行的“安全区”？是否会让央行有更大的宽松空间？
萨努西：并非如此。央行希望通胀能降到略低于10%的水平。今年我们取消了一些补贴，这会对通胀产生重大影响，尤其是能源和交通成本等方面。我们还发生了洪灾，这导致食品价格上升。我们预计，总体来看通胀将会放缓至10%左右。但这一水平能否持续还有待观察。我们不会因为通胀一次性下降而宽松，而是要看到通胀下降的趋势。
日报：你如何确信10%是适当的水平？是否希望通胀降得更低，例如6%？
萨努西：这并非我们的通胀目标。但我们所有的研究结果都表明，当通胀超过12%时就会伤害经济。通胀降得更低当然是理想的，但你必须考虑通胀到什么水平会太低，因为要付出高利率的成本，就要考虑多大程度上愿意伤害经济增速来达到6%这样的通胀水平。如果要很快降到5%或6%，就需高达17%~18%的利率，这就会扼杀中小企业。
日报：发达经济体的通胀目标通常在2%~3%。对于同样是新兴市场的中国来说，通胀目标是4%左右。但为什么包括尼日利亚、印度等新兴市场的通胀目标就高很多？其中的区别何在？
萨努西：首先，这些国家的多数通胀都是结构性的，反映了经济体本身性质。当GDP主要由农业推动时，食品价格就会在高通胀中发挥主要作用。当一个国家逐渐转向制造业，之后转向科技与服务业时就会发生变化。尽管印度服务业比重高于中国，但印度的农业比重很高，印度的物价指数约一半是农产品，会因为季度性因素、外部冲击和交通成本变化而起伏不定。
日报：CPI的组成结构是否有误导性？央行应观察的正确目标是什么？
萨努西：央行应以那些能被货币工具控制的CPI因素为目标。结构性通胀是由货币外的因素驱动的，但也可以被货币因素强化。因此，如果出现食品价格冲击，如果伴随货币供给的增长，那么成本推升效应就会通过货币效应而被放大。另一方面，如果试图在出现食品价格上涨时紧缩货币，加息会带来新的问题，陷入顺周期处境，并遏制经济增长。因此这对于货币当局来说是一个非常艰难的决定。重要的是，要记住控制通胀需要的不仅是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也需结构性政策，要让经济不过度依赖食品。
萨努西：央行的首要使命是维持物价稳定。在追求物价稳定的同时，我们发现稳定的汇率也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对一个小型开放式经济体来说，汇率会对物价有很大影响，不仅是对量的影响，也会影响预期。因为当汇率走软，每个人都想提高价格。事实上，我们正是利用汇率作为实现物价稳定的主要工具。但我们并没有支持经济增长的使命。此外，我们作为银行监管机构，也有维持金融稳定的使命。
日报：如果将汇率作为一种工具，同时又允许资本自由流动，那么货币政策是否还有独立空间？
萨努西：我们并没有很多资本管制措施，允许资金流入流出。通常我们使用利率作为刺激资金流入的主要信号。当然，如果出现油价冲击或资本大幅流出，经济就会面临风险。但我们会监控金融系统中的热钱。我们每天都追踪资金流及其用途。具体来说，每当资金流入市场，就必须拥有“资本输入证明”（Capital Importation Certificate），显示其用途是贷款、投资还是海外直接投资等。这样就能在任意时点知道多少钱以何种目的流入或流出。目前，我们约有44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其中120亿美元是所谓的“热钱”。
QE政策是短视行为
日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首席经济学家布兰查德曾呼吁各大央行提高通胀目标。最近日本也提高了通胀目标。你认为其他国家的央行是否应该效仿这种做法？
萨努西：我认为重要的是，通胀目标应视实际情况而定。如果在经济衰退时制定低通胀目标，那就说不通了，因为需要的是政策宽松。另一方面，如果认为仅仅通过降低利率就能解决那些并非因为高利率而引发的问题，那就错了。当前的危机并非由高利率导致，事实上危机正是由于利率太低造成，大量资金进入资本市场，进入房地产和高风险资产，泡沫破裂，造成巨大金融危机。如今，美国人认为问题的解决方法是让利率更低，这种想法是非常短视的。我认为几年后，美国会对如今采取的政策感到后悔。
日报：QE还会加剧新兴市场的资本流动，是否无助于新兴市场巩固经济复苏？
萨努西：QE当然会导致套利交易，而套利交易会导致新兴市场金融不稳定。印刷出来的便宜美元并不会流入实体经济，实际上这些美元都进入了资本市场，股票持有者减少了损失，人们相信一切都已好转。但这是错误的。人们赚钱仅仅是因为央行印钞，而不是因为产出增加，不是因为生产力改善、经济竞争力增强或是创造了更多就业。人们假装他们已经解决了问题，但事实上并没有。相信一切都好是一件更容易的事情，但治标不治本。
日报：日本央行最近推出的宽松货币政策导致日元贬值，引发了国际上对于新一轮货币战争的讨论。你如何看待这种说法？
萨努西：不仅日本，美国也是如此。美联储主席伯南克一直都在印钞，近几年美元一直在贬值，道理是一样的。我对日本唯一担忧的是，这些政策是由政治推动的，似乎并非由央行主动提出。如果央行照做，就会对央行独立性发出非常错误的信号。另外，和美国一样，日本并没有解决经济的根本问题，成本高昂、人口问题、女性不加入劳动大军等。这些才是本质问题。日本正相对韩国、中国和其他国家丧失竞争力。日元贬值本身只能解决短期问题，如果其他国家也采取贬值措施，一切就会回到原点。这个世界曾经经历过货币战争，最终对谁都没有好处。
日报：谈到央行独立性，我们也曾采访过你们的财政部长，你们在一些问题上似乎有着不同观点。在尼日利亚，央行是否拥有完全的独立性？你与财政部长之间是否会经常保持沟通与合作？
萨努西：首先，我并不认为央行独立性意味着央行不能与政府合作。我们之间也许存在不同观点，但也合作。目前，财政部和政府都相信，利率应该下调来降低融资成本。但我们认为目前的利率帮助实现了稳定。我们积累了44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通胀相对稳定，汇率也较为稳定。但不能认为稳定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因此，央行与政府之间总会有不同意见，但我们都赞成有不同意见。在央行拥有特权的领域，政府必须尊重我们的决定。我们会做我们认为正确的事情，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
日报：你们将10%的外汇储备购买了人民币。你为何对人民币如此有信心？
萨努西：我们已经在香港地区购买了人民币，也正在和中国人民银行商谈配额问题。我们想要与中国内地进行交易，事实上我们已经购买了中国国债。如果看一下中国在中长期内的政策选项，再平衡几乎是毫无疑问的结论。中国无法再依赖欧美的需求来推动GDP增长。所以符合逻辑的政策就是将经济转向消费驱动。如果看一下最近的数据，即便出口下滑，但中国的国内需求上升抵消了部分影响。中国正在发生一些变化，首先，很多中国人正在进入高收入人群阶层，这会推动国内消费需求。而且总体来说政府正在加强建设社会安全网，使得人们更愿意增加支出。到那时，人民币将会继续升值。
央行作为“最后贷款人” 必须监管银行
日报：危机后，央行范式是否发生了根本改变？尼日利亚的央行监管银行业，中国央行则把银行业监管分拆出去了。如今，美联储正再次开始监管银行，欧洲央行在讨论成为银行业单一监管者，英国也在建立类似模式。你认为央行承担银行业监管是不是危机后的大势所趋？
萨努西：如果你与不同经济学家或央行行长谈论这个问题，你会发现各种各样的观点。但我的观点非常简单：如果央行要作为最后贷款人，那么央行就必须监管银行。如果你不对一家机构发生的情况负责，却要承担任意时刻都可能被要求拯救这家机构的责任，是不可能的。但这也不是万无一失的解决方案。当然有一些国家，例如加拿大，央行与银行监管是分开的，但加拿大并没有发生银行危机；南非的央行是监管银行的，但他们出现了银行危机；英国的模式与加拿大类似，但也出现了危机。但总体而言，我认为将央行与银行业监管拆分开来是个坏主意。
日报：危机后，你对银行业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改革背后的思路是什么？是否已经看到可喜的成果？
萨努西：我们主要进行了两方面改革。第一，对银行业进行注资，给他们充足资本金，将银行从危机边缘拯救出来。同时对银行业治理进行了改革，一些情况下还将一些犯罪分子依法送进了监狱。然后我们把大型全能银行拆分开来，并让一些首席执行官下台。通过一系列治理改革，我们加强了监管和消费者保护，让整个银行业而非政府为整顿承担成本。第二，是长期改革，旨在确保银行向实体经济提供贷款。例如，农业转型计划，这就需要与农业部进行更多互动。
日报：在银行业结构方面，美国有沃尔克规则（Volker’s Rule），英国有维克斯框架（Vickers’ Framework），欧盟有利卡宁（Erkki Liikanen）框架。你们的做法似乎更进一步。
萨努西：所有这些都是大萧条后美国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Glass-Steagall Act）的最新翻版。要做的其实只是回到这一法案。这就是我们所做的事情。我们要求所有银行作出决定，要么仅仅是单纯的商业银行，要么就涉足资产管理或投资银行等业务。如果要涉及这些业务，就要自行拆分成两部分，然后成为银行控股公司。这一过程是透明的，我们监控了整个过程和资金流，确保储户的资金不会进入投资银行被用于冒险行为。
日报：你认为尼日利亚银行业在你带领下进行改革后,是否能避免下一场危机？
萨努西：我不至于愚蠢到说出这样的话。资本主义与危机是分不开的。你永远无法躲开危机。但如果你能合理构建银行业结构，不过度涉足风险，就能更好地应对冲击。
日报：你如何看待巴塞尔协议Ⅲ？这对于尼日利亚的银行业有何影响？
萨努西：我从来就没有喜欢过巴塞尔协议Ⅱ，所以我不确定是否会喜欢巴Ⅲ。与银行协商，银行决定持有多少资本并评估自身风险的做法，并不是一个好主意。我认为巴Ⅲ的一些条款是不利于非欧洲市场的，其资本金要求更有利于欧洲出口到我们的经济体，而不是我们出口到欧洲。
我个人认为，无论银行持有多少资本金，如果风险管理糟糕，都无济于事。认为危机源自于监管环境不佳而认识不到监管者本身的失职，让银行来自我监督，本身就存在问题。因为人们之所以相信银行，是因为知道有人在监管它们，虽然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监管，而银行家则成为超级明星，这正是欧洲的问题所在。我们必须要提醒银行：你们拿了人们的钱，我们就要确保你们不滥用这些钱。
日报：目前让你最头疼的事情是什么？
萨努西：是央行之外，包括有时央行也是，对货币政策局限性缺乏理解。由于这场危机，人们期待各国央行解决国内所有的经济问题。但央行并不能提供增长，不能产生权力，不能创造出制造业和就业岗位。相反，央行只能提供一个有利于增长的环境，通过影响个人和企业的预期，使得他们基于物价变动的假设而做出长期商业决策。这是货币政策能做的事情。但我认为目前外界对央行的期望过高了。我认为，央行应该更多地说：“听着，货币政策是有限度的，我们能够出谋划策，但不能做更多了。”
日报：你心目中最好的央行行长是怎样的？
萨努西：最重要的是，央行行长的职责应与这个国家的发展阶段相符。我的工作要涉及很多发展金融学的内容，包括小微金融、金融包容性和支付系统开发等，但这就不是英国央行行长的工作。另外，央行行长一定要是独立的思想者，必须要看所有的事实，分析并得出自己的判断，而且要相信自己的结论。这是最重要的事情。如果央行独立性只是在法律意义上，而央行行长自身并非独立思想者，那就什么都做不了。当然央行行长也不是完美的人，也会犯错，但如果能够积极反思和诚实面对，最终功劳会盖过失误。
背景资料：
尼日利亚央行2011年9月发表声明称，人民币将与美元、欧元、英镑一起，成为尼日利亚外汇储备货币。
2012年3月，据尼日利亚媒体报道，尼日利亚央行在过去的6个月中已将5亿美元外汇储备转换为人民币。尼央行行长拉米多·萨努西称：“目前人民币资产占尼日利亚外汇储备的比重为1.4%。”萨努西还说，尼央行将逐步将人民币资产在外汇储备中的比重提高到10%。
报道称，尼日利亚外汇储备在350亿美元左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