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一些学者，包括左翼学者，一般将2008年金融危机归咎于新自由主义、金融自由化或者消费不足等，而《大失败——资本主义生产大衰退的根本原因》一书作者、美国佩斯大学经济学教授安德鲁·克莱曼对此则不以为然。他通过数据分析，从资本的盈利能力、信用体系与资本消灭，揭示美国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原因，认为资本的价值消灭是危机的结果，由此资本过剩（生产过剩）才得以解决，同时，资本消灭也为经济下一轮复苏和繁荣奠定了基础。
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就是依靠危机和资本消灭来解决资本过剩问题的。然而，20世纪70年代危机爆发后，由于美国实行凯恩斯主义政策干预经济，资本未能得到充分消灭，使得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公司的盈利能力停留在低水平，利润率不能持续恢复，资本积累率持续下降，最终导致日益严重的债务问题。
发达国家需求将长期减少
克莱曼论证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利润率下降趋势，这个规律由资本主义生产本质所决定。因此，危机的爆发是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固有属性，而资本的低盈利能力和信用的过度扩张是危机的直接诱因。
可以看出，克莱曼关注危机发生的基本条件，这些条件足以使金融危机引发一场深重持久并具有持续后遗症的衰退。这一点已经为后来美国缓慢而痛苦的经济复苏过程所证实。时至今日，即便失业率下降，发达国家仍未能摆脱低增长趋势，其中的核心问题就是生产率增长低迷。美联储主席耶伦也声称，美国生产率疲弱是近几年薪资增长缓慢的原因。因此，后危机时代发达国家的需求减少可能将是一种长期现象。
利润率下降趋势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的重要观点。马克思指出，一般利润率日益下降的趋势，只是劳动的社会生产力的日益发展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所特有的表现。一些学者却认为这与常识相违背，因为技术先进的企业可以赚得更多利润。克莱曼指出，这就犯了一个逻辑错误——合成谬误。
检验马克思论点的最好方法，是对发达国家的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克莱曼的研究证实了利润率下降趋势的存在。他分析了利润率为什么会下降，指出几乎全部的利润率下降，均由预付资本对员工薪酬比率的上升所引起。除了因技术进步带来的无形损耗之外，他特别分析了员工收入状况。由于雇主为员工提供的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等增长得比薪酬快得多，因此，总薪酬在公司收入中的份额没有下降。普通员工薪酬增长放缓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的相对停滞，这并不是一个分配问题；公司管理层特别是高管，薪酬的某些部分确实来自剩余价值，它是使公司利润减少的因素。我们通常将公司高管归入资本所有者之列，并且认为，发达国家普通劳动者的收入相对于资本所得和高管收入来说是下降的，因此，这是一个分配不公的问题。
克莱曼的研究提醒我们，发达国家普通劳动者收入问题不仅具有分配因素，还要从生产角度对其分析。
从大失败到未来社会
二战后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表明，资本主义的自我纠正机制微弱，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顽疾。克莱曼论证了资本主义生产面临着不可避免的大失败。资本主义是一个利润驱动的制度，高利润对资本主义制度有利，但是这并不必然对大多数人有利。高利润决定着资本的投资需求，而工资水平则决定着社会消费需求，资本主义经济中很难找到利润与工资的黄金分割率，来保证消费与投资之和恰好可以实现剩余价值。
如果发达资本主义面临着大失败的结局，那么，未来的走向就具有现实意义。克莱曼声称自己并非鼓吹抽象的革命主义，他指出，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左派人士仅仅想当然地认为社会主义是可能的，而没有关注为了实现一个切实可行的、解放的社会主义，必须变革什么。虽然克莱曼认为，要打破现存的国家权力，对生产资料需要实行社会化，但是，他明确指出，认为政治和法律的变革而非生产关系的变革，是社会变革的关键的观点，是对马克思思想的颠倒。他认为，要超越资本主义，存在两个主要问题：其一，劳动者要自己统治社会，防止权力落入精英之手；其二，建设一个不处于资本主义生产规律控制下的现代社会，必须首先确立新的生产关系。这两点均具有乌托邦色彩，但是别无选择。克莱曼总在不断地反思这些问题。这两个问题恰恰也是我们需要不断反思的问题。
注重实证研究
克莱曼在书中分析了许多激进经济学家为什么坚持认为利润率是上升的。在他看来，那些学者使用的数据有问题，即他们计算利润率时使用现期成本计算资本价值，错误的衡量得出了错误结论。他称该书主要采用经验分析，而非理论研究。一切结论均建立在数据分析的基础上，因此，他的结论不是猜想。他以自己的数据分析证明了马克思的逻辑推论，即利润率下降趋势是客观存在的。从他的数据分析可以看出实证研究的艰辛和雄辩性，这也为我国学术界树立了榜样。
也正因为克莱曼的分析有着数据支撑，他对其他左翼学者观点的批判也更有解释力。例如，他专门用一章篇幅批判左翼学者巴兰和斯威齐的消费不足论。如果不进行或不能进行可靠的数据分析，那么，我们被某些似是而非的观点所困扰也就不足为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