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许良英、王来棣的《民主的历史》
最近由法律出版社出版的《民主的历史》一书，是已故许良英、王来棣伉俪晚年共同工作二十多年的未完成著作。许良英教授，国际、国内著名科学史家，主要研究领域为爱因斯坦研究、物理学史、科学史、科学哲学、科学思想史以及民主的理论和历史。王来棣教授，知名历史学家，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共建党史、五四运动史、民国史以及民主的历史。他们原本坚持完成全部书稿后才考虑出版问题。多亏著名经济学家吴敬链先生，在2012年成功地劝说他们改变了计划。使他们同意先整理出版已经完成的部分，待以后再版时，再补上其他章节。不幸，几个月后，二老相继去世。留下眼前这部当时为出版整理好的未完成书稿。
本书针对中国国内大量流行的各种对于民主的历史和理论的误解，系统介绍民主制度从古希腊到近现代荷兰、英美的产生、进化和运作的历程，百多年来在中国的坎坷命运，以及自古至今民主理论的发展。其中最主要未完成的部分是关于法国革命（第十章）和民主理论（第三编）的内容。他们对这些部分已经作了大量研究，有非常重要的内容要写。但因年迈，体力不支，最终未能完成。在此，我将尽力客观准确地简要勾勒这本著作的思想背景和渊源。同时，也记录一些与本书主题直接相关的讨论。
在本书的写作中，王来棣执笔希腊部分（第一章）和中国部分（第二篇），许良英负责其他部分。在这个历时二十多年的研究项目中，许良英起着主导作用。他强调思想启蒙是建立民主的前提，而启蒙者自己必须先启自己的蒙。在他的人生中，他的启蒙始于中学时（1938年）阅读爱因斯坦1930年的文章《我的世界观》。其中爱因斯坦所说的 “强迫的专制制度很快会腐化堕落。因为暴力所招引来的总是一些品德低劣的人，而且我相信，天才的暴君总是由无赖来继承，这是一条千古不易的规律”让他思索一生。到晚年他认识到，这是爱因斯坦发现的一个堪与相对论相媲美的社会铁律。虽然许良英的一生跌宕起伏，思想上也受过蒙昧和现代迷信的损伤，但爱因斯坦的思想在他心里种下的启蒙种子却从未泯灭，最终更引导他摆脱蒙昧，使民主的思想发展壮大。本书即为这颗种子萌发出的硕果。
在国际、国内，许良英最为世人熟知的工作是他主持编译的三卷本《爱因斯坦文集》。《爱因斯坦文集》的编译方式独特，分为哲学卷（卷一）、物理学卷（卷二）、社会-政治卷（卷三）。社会-政治卷中收集了爱因斯坦一生中关于民主的思想和实践的主要讨论。而许良英对民主的认识，其源头正是《爱因斯坦文集》的第三卷。《爱因斯坦文集》是文革之后第一部向中国读者全面介绍科学与民主的文献。1977年下半年， 时任中央党校副校长的胡耀邦读了刚出版的文集，说：“很多内容我没看懂，但看懂的那些，对我启发很大。”以后在他任中组部部长时，他曾要求下属读《爱因斯坦文集》。
爱因斯坦关于科学家的社会责任的思想对许良英的启蒙作用贯穿一生。而这正是他倾注晚年的全部精力在这部关于民主的著作上的基本动力。1933年爱因斯坦不顾自身安全谴责了刚上台的纳粹的暴行，“他的挚友冯·劳厄（Max von Laue）写信劝他对政治问题要采取克制态度，他斩钉截铁地回答：‘试问，要是布鲁诺（Giordano Bruno）、斯宾诺莎（Spinoza）、伏尔泰（Voltare）和洪堡（Humboldt）也都是这样想，这样行事，那么我们的处境会怎么样呢？’20年后他在接受一个人权奖时说：对社会上那些‘非常恶劣的和不幸的情况……沉默就会使我觉得是在犯同谋罪’”（《爱因斯坦的民主、人权思想对中国的影响》1995年）。许良英对民主的关注，一直都出于这种社会责任感。从80年代以来，这些关注一直都与中国的改革历程紧密相关。
在改革刚刚起步的1980年代初，科学研究制度的改革曾经是全国改革的重中之重。作为曾是国内最早规划、研究中国科学政策的学者之一（见许良英-范岱年，1956），这个时期许良英关于民主和自由的讨论更多与科学的基本价值和科研制度相关。1980年7月他在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胡耀邦时任总书记）的科学技术知识讲座的第一讲《科学技术发展的简况》中，提出“科学和民主是现代社会赖以发展、现代国家赖以生存的内在动力。”针对当时改革中最流行的口号“科学是生产力”，他指出，科学本身不是生产力，只是通过技术才转化为生产力；科学的社会功能不仅发展了生产力，而且还提高了人的认识、思想和整个人类精神文明。科学是决定社会兴亡的基本价值。科学的发展和科学的价值观与民主密不可分。1981年他在《试论科学和民主的社会功能》一文中，进一步阐述这一论点。他说，“在很大程度上，科学已经成为对人类历史发展前途和现代国家兴亡起决定作用的一种力量。”“保护科学的政策中一条最根本的原则是：‘宽容’（toleration）。这就是，在不触犯法律的前提下，一切思想、言论都允许自由发表，不因见解上的不同而受到迫害。这就基本上保证了学术自由，实现了百家争鸣的可能性。”“（爱因斯坦）认为，科学需要三种自由。…就整个社会来说，最根本的是言论自由。而言论自由只有在人民能够享受民主权利的民主制下才有可能。因此，民主制是学术自由的前提。可以说，政治上的民主和学术上的自由是科学繁荣的必要保证。”在《20世纪科学技术简史》（许良英-李佩珊主编）的《结束语》中，他又结合近代世界科学技术进步的全面历史，进一步阐述了相关的论点。1986年底，这些基本观点又分别以《政治民主是学术自由的前提》、《政治民主和学术自由是科学繁荣的必要保证》为题发表于《人民日报》（1986年 11月6日、12月23日）。
80年代中后期，“新权威主义”在国内成为“政治改革”的时髦提法。由于几十年的封杀和歪曲，国人（包括学者和“改革派”）对民主的认识贫乏、概念混乱。许良英是最早清晰地认清国人对民主认识之贫乏和新权威主义反民主实质的学者之一。认为这是造成中国民主的困境和新权威主义兴起的基本条件之一。他指出，“1984—1985年间全国发表的13万篇有关哲学和社会科学的文章中，仅有一篇是专门论述民主的。不巧，这一篇却又是充满误解和曲解的短文。对此，我已于1988年第6期的《政治学研究》上作了评论。最近三、四个月来，报刊上讨论民主的文章逐渐多起来了，但对民主概念作了正确阐述的却为数甚微，而叫卖‘新权威主义’之类公然为专制主义张目的反民主谬论却充斥市场。”（《民主与科学是现代国家立国之本─纪念“五四”70周年兼批判新权威主义》）。
这里提到的发表于《政治学研究》的文章，指的是他的《关于阿罗不可能性定理和民主理论关系的理解》一文》。（注：阿罗不可能性定理是政治学和政治经济学中关于民主机制的核心理论。阿罗解决的关于民主机制的理论问题，渊源久远。其基本观察和猜想，早由法国革命时期的革命者、民主主义学者、数学家孔多赛提出（孔多赛饱受雅戈宾派的红色恐怖之迫害）。阿罗的理论从若干关于人性的基本公理出发，以严格的公理化体系，证明民主制度可以运行的条件，证明现实存在的民主制度的逻辑。阿罗由于这一伟大贡献， 获197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在此文中，他批评某些年轻学者，包括阿罗《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一书的中文译者，对阿罗不可能性定理的严重误解，概念混淆的翻译，对阿罗著作的基本误导甚至南辕北辙的解释。他以其对民主理论的透彻理解和坚实的数学基础，依赖阿罗的原著（而不是中译本），逐字逐句引用并解释阿罗定理的公理（假设），逐步解释其逻辑和结论，指出阿罗定理“证明了传统的民主观念是完全能站得住的”，“为传统民主观念的合理性提供了严密的逻辑论证”。他还指出，阿罗定理从人性的基本公理证明的关于“集体理性”的定理，是超越文化、超越历史、超越国界的，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理。是证明普世价值的基本定理。
在这篇论文的第一段他清楚地指出“民主理论的科学研究在我国基本上还处于空白状态， 对民主基本概念存在着许多流传已久的误解”。从此，他不断呼吁所有关心中国命运的人们，无论是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以及任何关心改革和民主的学者（包括学生），还是政策制定者、执行者，还是新闻工作者，都必须特别关注这一基本问题。这是引发他开始写作本书的学术诱因之一。
本书的另一主要背景是从80年代以来兴起的“民主缓行论”。当时经济改革步履蹒跚，政治改革停滞不前。不但在社会中，甚至在“改革派”中，流行一种改革阶段论，对民主改革态度消极。在民主缓行论的文章中，大量的似是而非的论点表明对民主制度和历史的无知和基本误解。许良英在1989年接连发表《驳民主缓行论》等多篇文章，厘清多种流行的混乱认识。他说，“在所有这些似是而非的论调中，目前最有市场的是民主缓行论，认为中国没有实行民主的条件，只有待半个世纪或更长的时期，在条件成熟后才能实现。其理由不外乎：（1）中国经济落后，不能与发达国家相比。有人认为民主是工业社会，甚至是后工业社会的产物。”但是，“同200年前的美国相比，他们的经济状况……不及今天的中国。当时美国是个农业国，城镇居民仅占总人口的6%；我国目前是36%。按1965年的物价计算，1800年美国人均国民经济总产值也仅231美元。”“（2）中国文化教育落后，文盲众多，人民不会行使民主权利。”但是，“在历史上，义务教育制的出现是19世纪中叶的事，比民主制要晚得多。”“（3）中国没有民主和法治传统，要改变传统，是一个长期任务。” 然而，虽然“民主对于中国是舶来品。可是，马克思主义也是舶来品，也同中国的传统无缘。……民主思想的输入，至少比马克思主义早十几年。”最后，“（4）一搞民主就会乱，会影响安定团结，妨碍经济改革，因此，只有在完成经济改革后才能谈民主。”对此，他清晰地反驳道，“说民主不利安定团结和经济改革，这种说法要不是对民主概念的无知，就是有意曲解。……民主不仅不是造成动乱的根源，而且是安定团结的可靠保证。因为只有民主才能使人民同心同德，充分发挥主动性和积极性。要实行经济体制改革而不进行政治体制的民主改革，是不可能成功的。这有两层理由：首先，经济改革是关系全体公民切身利益的大事，重大改革措施必须得到多数公民的认同，这样才能共同承担困难和风险。”、“其次，对改革危害最严重的腐败现象，不通过政治的民主化是无法杜绝的。”
1989年夏天发生的政治社会悲剧，让他痛心疾首。他更痛感国人，从年长的学者到青年学生，从改革派到民众，虽然在某些时候高喊要民主的口号，但普遍缺少关于民主的基本意识，普遍缺少关于民主制度运作的基本常识。更痛感这个基本缺失是中国改革的基本障碍。他认为民主思想启蒙是决定中国未来的先决条件。而“启蒙首先应启知识分子自己之蒙”（《民主思想需要启蒙》）。从1990年起，直到他们生命的最后一刻，许良英、王来棣伉俪倾注了他们晚年的全部精力，为自己启蒙，为中国知识分子启蒙，为所有关心改革、关心社会福利的国人启蒙。在本书的序言中，他们说，“要实现中国民主化，必须开展民主思想启蒙运动，首先要有一批具有独立人格、独立思想和独立批判精神的独立知识分子，他们首先要启自己的蒙。我们写这部书稿的过程也是自我启蒙的过程，希望读者也能在这种氛围下阅读。”
本书原计划但是未能完成的第九章，即“呼唤民主、科学、理性的启蒙运动”应该是集中讨论启蒙精神和启蒙历史的部分（另一种可能是，这一章主要讨论法国的启蒙运动。包括伏尔泰、孟德斯鸠、狄德罗、卢梭。他的《走出伪民主误区》一文可能与这章的内容相关，其中提到伏尔泰、孟德斯鸠。如果如此，他的《人权概念和现代民主理论》可能也与这章相关。）。
许良英认为，启蒙是推动民主、建立民主制度的先决条件。没有这个启蒙，经济发展本身不仅并不能自动导致民主制度，而且任何非民主的专制制度一定阻碍科学技术发展，障碍经济发展。启蒙的内容深刻广泛，包括基本价值观，例如人权的价值观、科学的价值观、理性的观念，民主的观念以及民主的决策机制问题等。这超出通常政治学和政治经济学中讨论民主的范围。本书的第三到第八章实际上浸透了这种精神。但是这一章还应该更系统地论述他长期以来一直强调的见解：“科学已经成为对人类历史发展前途和现代国家兴亡起决定作用的一种力量”；“科学和民主是现代社会赖以发展、现代国家赖以生存的内在动力”。
1992年，在政治悲剧之后，经济改革重启。似乎在政治高压下经济可以改革，可以起飞。不仅在中国的“改革派”中，甚至在国际经济学界和国际顶尖智库（包括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都普遍流行“经济先行、政治随后”的改革顺序论。在此背景下，许良英发表了著名的《没有政治民主，改革不可能成功》一文。他说，民主和人权是每个人的基本需要，经济发展绝对不是全部目的，“向往自由、平等，是人类的普遍人性”。他在发表此文几年之后读到诺奖得主经济学家森（A.Sen）和国际著名的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J.Kornai）等的相关著作，非常高兴地知道他们的基本见解与自己相同。但是很多学者，以及“改革派”，对此缺少认识。针对当时的形势，他尖锐地指出，“现在，从南到北骤然又吹起强劲的‘改革’之风，…但是这次改革，谈的只是经济改革和发展生产力，而回避政治改革，更是讳言民主。”“这种本末倒置无异于洋务运动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绝无成功之可能。”他指出二次大战前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即纳粹（National Socialism 的德语简称为Nazi），在政治专制下也经历过经济高速增长。但最终因危害德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不能持续。
如今，他二十多年前的以下预言全都不幸言中：“有人以所谓‘四小龙’为范例，认为单纯的经济改革是可行的。殊不知四小龙本来就是私有制和市场经济，经济起飞并无体制方面的阻力，而中国大陆首先碰到的是经济体制改革问题。在经济体制转型的过程中，如果没有政治上的民主，政权和官吏受不到广大人民和独立舆论的监督，必然‘官倒’猖獗，腐败成风，社会矛盾日益激化，以致不可收拾。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早在一百多年前就说过：‘权力趋向腐败，绝对权力绝对腐败。’这是历史的铁律，谁也逃脱不了。不受人民监督的政权，必然腐败；而腐败和官倒是无法容忍的，它们是社会动乱的根源和催化剂。”
在著作本书的二十几年里，我同他有过几十次相关的认真讨论。这里概述其中反复讨论过的几个重要题目。许王伉俪毕其后半生之全力于本书，主要动机之一是他们意识到启蒙对国人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其中他多次谈及的一个重要的例子，是著名经济学家顾准先生。许良英高度赞赏顾准的人格，以及他在经济改革方面的前瞻性见解。但是，他认为囿于顾准当年的环境，在阅读以及意识形态方面受到的严重限制，在他的《希腊城邦制度》一书中，对希腊民主制度的史实及其对世界的影响，对民主的概念，都存在误解。正因为他是个了不起的人，正直的人，无畏的人，追求真理的人，他的误解以及这一误解的传播才更令人担忧，担忧在本来就人数不多的优秀知识分子，追求人民利益的知识分子中，普遍存在对民主的理论和历史的基本误解。这是直接阻碍中国政治改革的因素之一。
造成国人在民主的历史和理论方面困惑的原因之一，是一系列与民主对立，或者与民主混淆的流行概念，例如专政、民主集中制、精英民主以及文革中的“大民主”等等。在过去的二十几年里，他不懈地努力从源头上澄清各种思想和概念的混淆。他确切地引用马克思的原话来证明，“无产阶级专政”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马克思的发明（《马克思致魏德迈的信》1852年）；与民主制度和民主思想格格不入（《哥达纲领批判》1875年）。他指明“民主集中制”是列宁主义的产物，与民主毫无关系（《德国社会民主工党耶拿代表大会》1905年）。他指出熊彼特的“精英民主”（《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1942年）从概念上违反民主的基本原则，从操作上有害于民主改革。至于以文革的“大民主”混淆民主的概念，他尖锐地指出，那些以文革的野蛮行为和无耻宣传混淆民主概念的，不是出于无知，而是别有用心。
我与他最后一次关于民主问题的系统讨论是2012年10月底。在这次谈话前的几天，他在住所附近摔伤。头部缝了7针，头上缠满纱布。这次脑部的摔伤导致他四十天后中风，失去知觉，三个月后去世。但是，虽然头部重伤，年过92，他那时仍然头脑非常清楚，记忆丰富且准确，逻辑严谨，分析锐利。那次讨论的重点是关于洛克的人权和民主的理论。我向他报告自己研究产权与宪政之间的基本关系的跨国实证证据的想法及其进展。在一定意义上，这是以现代的方法对洛克理论，及追随其后的政治学理论的实证验证。其中产权的概念直接源于洛克的人权的定义；宪政的概念也是洛克首先系统讨论的。他对此感到极大兴趣和支持。也许他意识到自己已经时日不多，随即把自己长期使用的，写满眉批脚注的英文版《政府论》（洛克的最主要著作）送给我——从我儿时起，他就常寄给我写满眉批脚注的书。阅读每一本他批注过的书都让我获益匪浅。但这本书与以前所有那些都不同。直到他永远地离开了我们，我才意识到，这本书是他送给我的最后一部他自己认真阅读、批注、使用过的著作。在这本书中，还夹着一张纸条，记录着他曾提到的牛津大学的依萨柏林（Isaiah Berlin）关于启蒙思想的哲学研究。
在多次讨论中，包括最后的那次讨论，他都反复尖锐地批评卢梭的反民主的论点。并把写满了他的批评意见的，自己使用的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中文版）送给我。对于真诚希望了解、推动民主的国人，在各种概念混淆中，可能负面影响最大的外来的误导来源之一，是卢梭和法国革命。从晚清革命者邹容（1903年）到共产主义革命先驱陈独秀（1915年）都错将卢梭标榜为世界民主思想和民主制度的首创者，认为是法国大革命首先实践了现代民主制，倾力追随之。至今仍然导致国内不少盲从和严重的误入歧途。这是在中国传播民主思想的基本障碍之一。因为卢梭的思想，原则上，是最早为极权主义奠定基础的理论；从法国革命时期红色恐怖的创始人罗伯斯庇尔到文化革命时期的红卫兵都深受卢梭的影响。因此罗素称卢梭是“伪民主独裁的政治哲学的发明人”（罗素《西方哲学史》，1955年）。许王伉俪原计划在第十章“多变的法国民主革命”中系统讨论卢梭和法国革命。在过去多年的面对面讨论中，我知道他们对相关内容已经做了充分准备。可惜，因健康原因，写作缓慢，未能成文。为了能使此书尽早面世，他们决定以2011年发表于《炎黄春秋》的《走出伪民主误区》一文作为附录，暂时代替这一章，待以后再版时再将全文加进去。最终，他们过早地离开了我们，没能如愿写出，抱憾终生。
从与他的大量讨论中不难想到，在第三篇“理论的探讨”中，他将力图澄清国内流行的对民主的主要理论的误解，反驳主要的反民主的理论，系统全面地介绍、讨论从亚里士多德到洛克的经典理论；从孔多赛到阿罗、到森的近现代理论等。关于这些内容他已经写了大量文字：除了散布于本书许多章节中的论述外，还散见于已经发表和尚未发表的论文和大量通信、日记中。
在他生命最后的岁月里，他始终对中国的政治前途充满信心、对青年人充满信心，认为追求民主、自由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是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挡的大势所趋。他晚年一直在极其顽强地与衰老和疾病斗争，目的是能为中国的民主事业尽一份力，更期待着能亲眼看到中国走向民主的日子。意外的事故使他“过早”地离开了这个世界，相信此刻他正在另一个世界注视着吾辈的努力，期盼着这一天的早日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