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主席习近平早在2013年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演讲中就提到，中国要“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作出新的贡献”。彼时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国家自主决定贡献”（INDCs）的概念还未被正式提出。在2014年某次中美外事活动中习近平又提到，“这不是别人要我们做，而是我们自己要做”，深入浅出地说明了贡献的“自主意识”——既向国民说明了发展不绿色化不行的道理，又向国际社会展示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决心和气度。2015年6月的最后一天，在克强总理访欧期间，中国正式向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提交了应对气候变化国家自主贡献文件《强化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中国国家自主贡献》。尽管主要的两大量化目标在去年中美联合声明中都提到了，这次并未有更多实质性内容，但这份“新贡献”如同中国功夫一样，自有其套路和力量，更为完整和充分地展现了“中国梦”的绿色维度。
一、念好温室气体排放的“减字诀”
到2030年的四大量化行动目标无疑是这套功夫中的最见真章的招式，尽管众人所期望的“绝世武功”——2030年峰值水平的绝对量目标，并未出现，有点“密云不雨”的意味，但功夫历来讲究“亢必有悔”，留有回旋的余地是可以理解的，历史上没有一个国家出台过真正意义上的峰值政策，峰值都是事后观察到的，毕竟谁也无法准确预测未来15年发生的事情，所谓步有虚实，可退可进。
（1）经济和碳排放每年脱钩4%。四大招式中的先手是大幅提升经济效率，是既有政策套路的延续。按照文件中2005-2030年下降60%-65%的目标，中国碳强度下降率将连续25年保持年均3.6%-4.1%，如同改革开放创下的经济奇迹，这一提质增效的速度在当今世界上绝无仅有。而且按照中国特色，这一目标往往以高线执行，一般都提前超额完成，比如“十二五”就有可能比既定目标超2个百分点、至2020年则可能超45%的上线。我国2014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33.8%，即年均下降4.5%，降幅总体上比美国（2005年以来3.0%、1990年以来2.3%或1970年以来2.4%）、欧盟（2005年以来2.6%或1990年以来2.3%）、欧洲（2005年以来2.6%、1990年以来2.0%或1970年以来2.2%）、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2005年以来2.1%、1990年以来1.7%或1970年以来2.0%）以及全球平均（2005年以来0.3%、1990年以来0.8%或1970年以来1.0%）都要大得多。根据经合组织长期经济预测分析，美国如果能实现2025年相比于2005年温室气体下降26%-28%，那么2005-2025年年均下降率约为3.5%-3.6%，而欧盟如果能实现2030年相比于1990年温室气体下降40%，那么2005-2030年年均下降率约为3.2%，中国未来三个“五年计划”年均下降幅度预期约4%左右，比前两者力度都大。但这个问题也要辩证来看，中国当前的碳强度约为欧盟的7倍、美国的5倍、全球平均的3倍，下降空间确实很大，所以此招式虽然凌厉，但只是其中一招，仍要直面效率差距问题。
（2）全国人民每人1吨非化石能源。能源是排放的牛鼻子，真正一招致胜的还是能源革命，能源消费总量和结构就是任督二脉。总量终归是硬约束，计划色彩过于明显，真正的命门还在结构，如果到2030年中国能源消费增速降至2-3%、总量控制在65亿吨标煤，那么按照文件目标占比20%的非化石能源消费量就将达到13亿吨标煤。中国2005年和2014年非化石能源比重分别为7.4%和11.2%，消费量分别为1.9和4.8亿吨标煤，这意味着未来中国非化石能源发展连续25年保持年均8%左右的增速才能满足此需求，非化石能源增量预计将占全球增量总和的1/3以上。至2030年每年非化石电力大致需新增2500亿千瓦时左右（每年新增装机容量约6千万千瓦），其中核能新增装机容量约2亿千瓦（约220个反应堆，年均14个，相当于每年全国超过1/3的省各1个）、太阳能新增装机容量约3亿千瓦（约1.7万个光伏电站，年均1100个，相当于每年全国超过1/3的县各1个）、风电新增装机容量约4亿千瓦（约22万台风机，年均14000台，相当于每年全国超过1/3的乡镇各1个）。此招式排山倒海，2030年电力价格将有可能因此上升17%至23%，所以要考虑提前通过补贴和税收减免、价格机制改革、市场化等手段释放红利逐步对冲该风险。
（3）每年种树种满1个北京。最直接和朴素的招式就是增加森林碳汇，加快恢复受到破坏的生态和环境。中国是目前少数提出量化碳汇目标的国家，2014年森林蓄积量相比于2005年增加了21.9亿立方米，森林面积增加了2160万公顷，相当于13个北京市或接近1个英国的国土面积。到2030年森林蓄积量比2005年增加45亿立方米，上述数据都将翻一番，森林碳储量将增加25.5亿吨。据国家林业局调查规划设计院测算，该举措协同的生态效应也十分显著，年涵养水源将达到约1200亿立方米，年固土量约为70亿立方米，年滞尘约12亿吨,年吸收污染物8000万吨。根据第八次全国森林资源清查主要结果，目前中国森林面积和森林蓄积分别位居世界第5位和第6位，人工林面积居世界首位，但森林覆盖率仍远低于全球31%的平均水平，人均森林面积仅为世界人均水平的1/4，人均森林蓄积只有世界人均水平的1/7，森林每公顷蓄积量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69%，木材对外依存度接近50%。中国上一阶段完成碳汇目标的进度超出预想，未来会遇到有限的土地和自然资源的制约，需要通过更精细化的管理较大幅度提升单位面积的综合生态服务能力，并充分利用边际性土地。
（4）“十五五”出现峰值或可期许。应该说，通过上述三大支撑功夫，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峰值是水到渠成、自然而然的事，是果而不是因。但峰值可能以波动的形式反复出现，这也是在工业化国家中普遍观察到的现象。从工业化国家的历史看，发达国家主要可以分为三类：红标模式，以美加澳为代表，人均排放峰值在15吨以上，排放总量峰值一般出现在2005年以后，且以不稳定总量峰值为主，共4个国家；黄标模式，以德英比为代表，人均排放峰值在10吨以上，排放总量峰值一般自然出现在1970年代，且以稳定总量峰值为主，共8个国家；蓝标模式，以日意西为代表，人均排放峰值在10吨以下，排放总量峰值一般出现在2005年以后，且以不稳定总量峰值为主，共12个国家。如果以经济发展水平作为衡量标准，根据经合组织对全球未来经济增长的预测，可以预见到中国如果参照红标模式发展，碳排放峰值到达时间大约在2040年；如果参照黄标模式发展，碳排放峰值将可能出现在2025年之前；如果参照蓝标模式发展，碳排放峰值将可能出现在2035年左右，虽然时间晚于黄标模式，但排放水平将更低。对发展中国家而言，红标模式是应该坚决避免的，而如果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能够结合黄标模式和蓝标模式（黄色+蓝色=绿色），利用后发优势和技术溢出效应，争取实现比黄标模式峰值更低、比蓝标模式峰值更早的新型模式，那本身将就是一种进步和对全球的贡献。中国当前走的是分阶段、分区域、分行业的渐进式改革路子，其中“十一五”时期的排放增量约为20亿吨，“十二五”和“十三五”时期的增量有可能分别控制在15和10亿吨以内，增量逐个五年计划下降一个台阶，最终稳步达到峰值。预计2030年左右中国二氧化碳达到峰值时人均GDP水平约为1万美元（2005年不变价），而美国和欧盟达到峰值时的人均水平已经分别超过4万美元和2万美元（2005年不变价），届时中国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约为8.6吨左右，而美国、德国和英国达峰时的人均水平超过19.5吨、14.1吨和11.3吨，可以说中国通过努力将实现比发达国家阶段更早、水平更低的排放峰值，真正走上新型的、可持续的绿标模式。
二、打好低碳经济发展的“太极拳”
低碳发展对于经济而言，如同太极的两仪，有阴面也有阳面，并随时势在不断转变。传统观念认为应对气候变化增加经济社会发展成本，阻碍经济增长，但在中国越来越多的实践证据和研究结论日益表明“现在采取应对气候变化的智慧行动可以推动创新、提高经济增长并带来诸如可持续发展、增强能源安全、改善公共健康和提高生活质量等广泛效益”，“提升传统产业和社会生活的智能化、绿色化水平，倒逼我国产业迈向中高端水平”，“催生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壮大节能环保产业，形成节能低碳的产业体系，培育新的增长点，推动经济健康发展”，化负担于无形、化挑战为机遇，如同阴阳开合、刚柔相济、内外兼修的太极招式。
（1）每年新增低碳投资1.6万亿。根据彭博新能源财经（BNEF）发布年度数据报告称，2014年中国可再生能源投资895亿美元，占全球总投资3100亿美元的29%。按照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节能环保产业的意见》，2015年节能环保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将达到6.6%。另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最新发布的《绿化中国的金融系统综述报告》预测，中国新增的绿色金融需求大体上在每年2万亿元人民币左右，年度投资规模占各年GDP的比重超过3%。预计中国“十二五”期间全社会新增节能投资预期将达到2.7万亿（2010年不变价），新增低碳能源（天然气、非化石能源、CCUS等）投资则将达到3.1万亿，低碳产业总产值约为8.4万亿元。预计2005年到2030年，低碳发展领域累计投资将突破41万亿，其中能效产业累计投资约15.2万亿，低碳能源产业累计投资约25.7万亿，风电和太阳能累计投资约11.3万亿，低碳产业规模将达到23万亿以上，对GDP的贡献率将超过16%，成为国民经济真正的支柱行业。同时，这当中约91%的资金将有可能来自社会资本，创新资本融资方式、降低融资成本将起到关键作用。这还不包括中国通过“一带一路”等国际合作推动的境外“绿色投资”。
（2）每年新增低碳就业300万人。根据国际可再生能源署（IRENA）发布报告称，2014年中国可再生能源行业就业人口约为339万人，占全球总就业770万人的44%。预计中国“十二五”期间全社会新增节能和低碳能源领域就业人口1400万人。一些新兴的职业、部门和企业正在被创造出来，如碳金融、碳审计、碳盘查、企业碳战略、合同碳管理、碳资产托管、可再生能源智慧解决方案提供商、新能源汽车制造商、能源互联网、气候大数据等等。预计到2030年，仅上述两大低碳发展领域的就业规模就将达到6300万人，更多的就业岗位将出现在对传统产业的低碳化改造和升级中。随着产业体系的逐步形成，社会低碳创新的动力正在被孕育和唤醒，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将加快得到实施，电力、油气等体制改革的活力将在未来逐渐释放出来，新的产品、服务、技术、模式、市场将会不断涌现，特别是碳排放权交易有望引领生态治理市场化进程，将有效发挥绿色资源配置、绿色价值流通、有效降低环境治理成本的市场功能。
（3）协同减少大气污染80%。在当前中国低碳城市试点中，已经出现了一些新的绿色社会秩序的形成，比如公民碳信用、新能源汽车单独摇号、不限号等，在新近出台的《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中首次明确了“优先调度可再生能源发电资源，按机组能耗和污染物排放水平依次调用化石类能源发电资源”。未来在东中西部区域政策、产业政策、人口管理等方面更进一步的优先秩序安排将逐步推动构建起新的社会公平体系，从而加快推动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化进程。工业化和城镇化等现代化进程也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传统中国底层社会文化的解构危机，“家风”、“乡愁”正在悄然发生改变，低碳发展在文明层次上的作用就在于重构新的绿色社会秩序，用绿色化的价值标准对民众的经济和社会活动进行新的排序和规范。低碳发展是一个线头，能贯穿起外交和内政、经济和环境、短期和长期，其本质上是个大跨度多领域的综合性事务，要有用中国模式方法解决中国模式问题的信心，比如应对雾霾，找到自身改革和转型的逻辑，而不是盲从。根据清华大学的研究表明，峰值的实现将大大有助于改善我国空气质量，2030年SO2、NOX及PM2.5的排放相应可以比2010年下降78.9%，77.6%和83.3%。
三、摆好全球气候治理的“龙门阵”
中国功夫的精髓还在于道义和责任的担当，所谓“能力越大，责任越大”（With Great Power Comes Great Responsibility）。当前全球气候变化谈判的焦点分歧就是“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如何界定，虽然当前国际气候制度中，“共区”等气候公平原则得以确立和反复重申，但气候伦理和公平问题仍然存在各自解读而难以形成共识，与之相关的若干现实问题仍在被广泛讨论，包括历史责任如何认定和承担、全球目标如何分配、以他国不同等参与为理由不采取行动的伦理问题以及遵循协商一致还是少数服从多数的程序正义原则以确保决策的公平代表性等，这些问题从提出伊始至今，仍然困扰着整个谈判进程，并在制造新的意见冲突。
（1）搁置争议，逐步前进。2015巴黎气候协议应该是一个合作共赢的协议，而非简单将气候保护放在经济发展的对立面、将一些国家放在另一些国家的对立面。因此对新气候协议应该要有“历史的温情”，设定有限目标，不一定一次把所有问题都得到妥善解决。公平问题虽然可以有权利、能力、效用、程序等角度的制度安排，但很难让全球人民在当下就未来几十年的某个具体的、自上而下的、量化分配方案形成共识。因此当前以国家自主决定贡献为载体的、自下而上的、周期更新的、基于各国国家利益和发展优先次序考虑的方案是一个较为现实的选择，在此基础上做公平的微调是行之有效的。而从目前的全球治理能力看，国家自主贡献通过国内立法获得国内共识更为重要，实施也更有保障，“我们要做的”是最好的政策动机。同时，要相信我们的子孙后代会有更大的智慧最终解决这个全人类的难题。
（2）立足效益，激励市场。现在各国都在公平问题上扯皮，原因还在于经济利益(It""""""""s The Economy, Stupid!)，除了作为正义要求的生态和社会效益外，应该更多的认识到低碳发展本身已经在发挥的正面经济效应，也应该给各国一个逐步发展新技术、培育新市场、实施新改革的时间。气候变化是发展造成的，也应该在发展中解决，务实、包容的增长理念更容易得到积极的回应。随着日益增长的公共产品和服务需求，单纯依靠政府投入已不能有效满足，需要社会资本的广泛参与，通过合理的机制设计，让市场在生态资源配置中发挥更好的作用，让生态资本真正成为新增长模式中的生产要素，走低碳发展的“群众路线”，发挥大众的能动性和创造力，让低碳产业不依靠输血自身就能实现可持续发展，这才是长久之计。
（3）以德服人，以理喻人。当前正值中国发展的关键历史时期，2020年前后中国将基本完成工业化，国力将强未强，国际地位正在重塑过程中，传统强国对中国的崛起异常敏感，原有的战略依托也彼此存在着资源争夺冲突的可能性。在此问题上，中国敢于主动释疑解惑、充分沟通、了解关切，自去年以来，中国先后与美国、巴西、印度等发布了联合声明，展望了各自在应对气候变化和推动低碳发展方面的愿景和行动部署，展现了亲诚惠容、互利共赢的积极建设性姿态。但中国要说服的不仅是国际社会，更重要的是国内人民，特别是地方政府和企业，要给予老百姓、产业界和资本市场坚定的信心。
如果真要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通过20多年来世界发生了较大变化，那么中国人不希望这样的变化仅仅发生在GDP、能源消费和温室气体排放等数据上，也发生在各国看待绿色低碳发展的包容理念和携手应对人类挑战的正能量上。
